在娛樂性藥物這個田野之中，「同伴」的存在顯得益發重要，可以相互關心與成長的朋友，在我們這個世代已經不多見。
而這種關於「親密感」的需求，其實才是娛樂性藥物議題的核心。無論相互拉拔，做伙施用藥物，都再再控訴著這個社會的疏離感，以及歧視。
我們何時看見了那正在「吸毒」的朋友？我們又有何顏面在未伸出援手前（即便他們可能根本也不需要這樣憐憫式的幫助），就先指控了他們？
以下提到一真實個案的成癮情況：
姑且稱之D。
某個晚上有朋友Line上敲我，告訴我說D的媽媽打電話恐嚇他，還說要殺他。另外D也說隔壁鄰居在窺視他，半夜出聲音吵他，家裡還鬧鬼，會嘲笑他，希望可以搬到朋友家借住幾天。
很遺憾的是，朋友是一個大好人，非常難以拒絕別人的要求，但是又有點擔心D的情形，於是問我該怎麼辦。
就臨床醫學的幾年訓練下來，很明顯的辨認出這是「被害妄想」、「幻視」、「幻聽」，在加上D的用藥史，得到的診斷是「安非他命類藥物引發的類精神分裂症狀」。
同時我也在思考，若是被害妄想、幻聽很嚴重，則容易會有攻擊性，而這種自傷傷人疑慮的部分，就符合了強制住院的條件。
在電話的這頭，我交待朋友，「一定要幫D保管這些藥物」，因為我深知一直施用這些藥物，只會讓症狀更嚴重，唯有讓藥物不再吸收，完成代謝之後，這類的「急性症狀」才可能下來（但是不可能回到原始水平）。
因為用藥已經變成習慣，也不再是「娛樂性」用途，變成生活不可或缺，才會變成精神病。
D不久之後就來到朋友的租屋處。
D一見到朋友，滔滔不絕的堅稱，所有住處附近的房客都在聯合起來整他，甚至對D下咒。說著說著，D突然從包包中拿出一包安非他命開始施用。朋友當下也傳Line告訴我這種情形。
我當下突然有點害怕，若是D一直施用下去，搞不好也會懷疑朋友要害他，把朋友殺死分屍也就不太意外。
朋友突然看到D的頭皮上，有一些疤痕與血跡，問D發生什麼事情。
D說，「頭皮裡面有東西會說話，必須把它們挖出來，可能是外星人放了追蹤器在頭上。」邊說邊摳。朋友看到一個傷口頗深，就建議D去醫院處理，至少消毒與縫合一下頭皮。
D還告訴朋友，「聲音就是裡面來的，縫合只會把『邪靈』給縫回去。」拒絕就醫之餘，D更認為精神科醫師都會把沒有病的人醫成有病。
我再次告戒朋友，必須幫D保管藥物，畢竟如果出事責任都會在朋友身上，所以有義務強制執行。亦即進行善良管理人責任。
只是D始終不願意交出所持有的藥物，我們也無可奈何。但是這樣的狀況，又無法安全的收留，對朋友以及對D都同時是種傷害。
D更始終無法相信，是由於施用藥物所造成性格與精神狀態的改變。
最終，花了一番力氣，好說歹說帶D去診所處理傷口。但是再多的部分，已經超乎我們所能夠做的。於是讓他自行回家。我們不願干涉D的自主意識強迫他住院治療，也不願由檢警司法單位來無情的迫害D的人權。
即便我們相信這是對D目前最好的處理方式，但是由於我們是個人實在無能為力，無法付出更多。
或許轉介其它團體，或是更多朋友的幫助，才可能對他更有意義；但此舉也意味這件事情曝光的程度大為增加，讓我們苦惱。
我實在不知道該怎麼做，才是對他最好，才能真正幫助到他。
眼見這個血腥的世界，不間斷地一代一代把「個人喜好」塞入不見五指的暗櫃，貼上廉價污名標籤，然後送上火刑台。不去了解他們的背景，輕蔑的指責他們「咎由自取」「死有餘辜」，這是我不能忍受的。
我們值得一個不再相互指責論斷的世界。
我是真心如此的相信著。
原文出處 許政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