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名：【暗黑民國史：兩岸歷史課本刻意迴避的空白30年】
作者：余杰。
出版社：大是文化。
出版日期：2020/04/29。
語言：繁體中文。
ISBN：9789579654791。
叢書系列：TELL。
規格：平裝/464頁/17x23x2.35cm/普通級/單色印刷/初版。
出版地：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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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暢銷書《顛倒的民國》作者余杰最新力作。
蔣介石最崇拜的人是希特勒，毛澤東至少有六次感謝日本侵華，黃埔軍校是蘇聯人出人、出錢、出槍，建校這檔事跟蔣介石無關……。
抗日戰役中，黃河口決堤、長沙焚城，數十萬百姓無辜喪生，課本都寫是殘暴的日軍幹的，真相卻是：蔣介石異想天開的「焦土戰略」。
共產黨搞工人、農民、學生運動，但裡面很少是真的工人、農人與學生。蔣介石攻陷共產黨老巢，迫使毛澤東殘軍走上長征之路。但，真是課本說的為建國而長征？一本西方傳教士回憶錄透露，根本是擄人勒贖的綁票集團。
在國民黨與共產黨的官方歷史文件裡，你都不會看到以上這樣的記載，因為這是蔣介石與毛澤東刻意迴避的歷史真相。
作者余杰是北京大學碩士，被譽為兩岸三地「最敢說真話的」的作家，2004年他和劉曉波等人共同起草中國年度人權報告，遭到審訊後非法軟禁數月；2012年他攜妻兒出走美國，目前定居華盛頓。
余杰指出，凡是「大家都這麼認為」的觀點（往往是歷史教科書造成），一定要多打個問號。你渴望自由，還是擁護獨裁？端看你閱讀和接受哪一種歷史。
因此，他以此為志重新查證歷史，在世界各大圖書館閱讀許多第一手文獻史料，才發現，很多歷史真相是某些當權者選擇性的記憶與空白。
特別是1920至1950年代的抗戰與國共內戰時代，兩岸的課本總是說不清楚也寫不明白，為什麼？因為這是一段國民黨和共產黨都想竭力迴避的暗黑民國史。
‧黃埔不是國民黨創的，是蘇聯人出錢、出人、出槍搞出來的欽點蔣介石當軍校校長的，不是孫文，而是莫斯科的大老闆史達林。因為在俄國人眼中，蔣介石是比孫文更好控制的傀儡。為什麼？因為孫文不懂軍事，而蔣介石想要擁有一支私人軍隊。
‧蔣介石想學希特勒，有信為證
美國紐約圖書館舉辦過「百年壓箱珍品展」，共分四大展區，蔣介石的親筆信被放在「看了反胃」區，為什麼？因為好幾封蔣介石寫給納粹元首希特勒的信，多次寫道：「吾所欽佩也。」
‧從辛亥元老到抗日名將，全殺
中共建政後，遺留在中國的國民政府黨政軍被害者約三百萬人，被共產黨處決的辛亥元老包括鄧玉麟、夏之時、何海清、宋鶴庚等，他們不曾參與國共內戰，卻被安上「反抗革命、惡霸地主」的罪名，就憑毛澤東「指示」。
‧兩岸都不能說白的真相：隨軍妓女制
想了解抗戰真相，你該讀一本被中國與美國同時查禁的書《敗走千里》。裡面寫了：被外國軍強暴是羞辱，換成本國軍就是勞軍，這就是戰爭的邏輯。
在臺灣的學生都知道《中國之命運》是「蔣公」重要著作，但你知道內容嗎？為什麼該書闡述的理念種下國民黨敗亡的種子？
中國國民黨是蘇俄的庶長子，中國共產黨是蘇俄的嫡次子，1927年之後的民國史，就是庶長子與嫡次子的殊死搏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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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界推薦
經濟學者、評論人／蘇小和
歷史評論家／公孫策
「歷史說書人History Storyteller」粉專創辦人／江仲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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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余杰
美國公民勇氣獎唯一華裔得主，生於成都，旅居北京二十載，看盡京華煙雲、花開花落。
1998年，出版了處女作《火與冰》，有如魯迅和柏楊般的批判性文字和思想，深深影響了中國一代年輕人。2012年1月，赴美定居於華盛頓郊區。
多次入選「最具影響力的百名華人公共知識分子」名單，並獲頒「湯清基督教文藝獎」、「亞洲出版協會最佳評論獎」、「公民勇氣獎」等獎項。
認同義大利思想家克羅齊所說的「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在近現代史領域，著有《顛倒的民國：台灣與中國都不提起的近現在史》（大是文化出版）、《彷徨英雄路：轉型時代知識分子的心靈史》、《1927：民國之死》、《1927：共和崩潰》等力作，深受歷史學家余英時院士、張灝院士等肯定。致力於破除被政黨所歪曲、被意識形態所遮蔽的歷史迷霧，還原歷史真相，並從歷史中尋求通往自由的道路。
以華語文化圈內擁有真正的言論自由和新聞出版自由的臺灣，為第二故鄉。喜愛臺灣的美食、風景、朋友和書店。相信文字可以穿越時間與空間，得天下之英才而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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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推薦序一重寫民國史，尋找臺灣的文明出路／蘇小和
推薦序二「毛蔣對決」一個新的思考面向／公孫策
推薦序三反思過往那段被掩蓋的歷史／江仲淵
自序 兩岸歷史課本都跳過的空白三十年
第一部 民國史，向左，再向左，結果走進了暗黑地獄
第一章 黃埔不是國民黨創的，是蘇聯控制中國的工具
第二章 孫文真正的接班人，不是蔣介石，是胡漢民
第三章 殺光、搶光、燒光，你來我往的殺人比賽
第四章 蔣介石想學希特勒，有信為證
第五章 新生活運動，身體被規訓，靈魂也被綑綁
第六章 兩岸都不能說白的真相：隨軍妓女制
第七章 黃河口決堤，淹死三名日軍，八十九萬平民卻陪葬
第八章 水淹剛過，火燒慘劇接踵而來──長沙焚城
第九章 宛如清帝國軍機處的蔣介石侍從處
第十章 一本《中國之命運》，種下國民政府敗亡的種子
第十一章 挺過八年抗戰，卻挺不過三年國共內戰
第十二章 毛澤東至少六次感謝日本侵華
第二部 國共鬥爭下，贏家的下場
第十三章 搞革命，國民黨果然不如共產黨
第十四章 美其名為「長征」，實為綁匪集團
第十五章 蘇俄的火炮，轟垮蔣的坦克
第十六章 那一天，時間，開始了，國慶日取代了雙十節
第十七章 從辛亥元老到抗日名將，全殺！
第十八章 美國人困惑不已的難題：誰丟失了中國？
第十九章 威權與極權，你活在哪一種歷史？
第二十章 共產黨泯滅母愛，然後充當全民母親
第二十一章 共產黨殺了他們的父親，他們為何還認賊作父？
第二十二章 謊言和仇恨支撐的中國崛起
參考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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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兩岸歷史課本都跳過的空白三十年】
本書所呈現的，是1920年代至1950年代的暗黑民國史，也是國民黨和共產黨竭力掩蓋的民國史。暗黑的民國及取代民國的、更黑暗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確實在不同程度上打上了蔣介石和毛澤東的烙印，其國民個個都是「小蔣介石」和「小毛澤東」。
以狂熱的民族主義而言，蔣介石在《中國的命運》中，將帝國主義當作歐威爾（George Orwell）小說《動物農莊》中的「公共汙水溝」，共產黨則直接偽造出「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的木牌，習近平「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理想之草蛇灰線有跡可循。
蔣介石一度以希特勒為師，又從中國傳統文化中找來餡料，企圖用法西斯主義的麵皮包出美味的餃子。然而，自稱基督徒的蔣介石違背了《聖經》十誡幾乎每一條，尤其是第一誡「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別的神」和第二誡「不可為自己雕刻偶像」──即便敗退到臺灣之後，蔣介石的形形色色雕像仍然充滿整座小島。
蔣介石甚至認為自己就是上帝，在日記中寫道：「上帝有求必應自救主降恩於余，而以余為其化身。」當然，蔣觸犯最多的還是第六誡「不可殺人」。
用《觀察》雜誌主編儲安平的話來說，蔣介石「獨裁無膽，民主無量」；用政治學家張奚若的話來說，毛澤東「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視既往，迷信將來」（若用毛自己的話來說，他是「和尚打傘，無法［髮］無天」）。
1949年，張奚若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名的提議者之一，他認為「人民共和國」已經說明國體，表達了「人民民主」──事實上，若在「民主」之前加上「人民」的限制，「民主」便蕩然無存，你是不是「人民」之一員，不由你說了算。
果不其然，到了1956年，張奚若直言不諱的指出：「喊『萬歲』，這是人類文明的墮落。」亡羊補牢，已經晚了。這位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碩士，晚年被周恩來列入免受紅衛兵衝擊的保護名單，死於1973年，沒有看到文革的結束，那他是否該反省自己的靈魂中也有「蔣介石毒」和「毛澤東毒」？
中國歷史是一部《推背圖》。作家蘇曉康在《鬼推磨》一書中分析習近平的精神結構說，習近平雖並非薄二哥（薄熙來）罵的「劉阿斗」，卻是一個心理上戟傷頗重的「黑五類」，落了心病的人當皇帝，實非民族之幸。
習近平的父親習仲勳，是個蒙冤很重的陝北老漢，被監禁16年，耳朵被打聾。1976年夏天在河南洛陽，一個年輕朋友楊屏陪老漢喝酒，老漢一杯酒下，悲從中來，兩隻大手捂住臉哭。楊屏：
「這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看見一個老人這樣哭，一個像我爺爺般年紀的老男人在哭。沒有聲音，只有淚水，嘴唇在顫抖。這場景，如今想起，我都渾身戰慄！我當時被驚呆了，站在那裡一動也不動的盯著老爺子，竟然不知道給他拿毛巾擦臉。」
老漢說：「你爸爸比我好哇，把你照顧得這麼好。我也是當爸爸的，因為我，你近平哥哥可是九死一生啊！」老漢的兒子習近平，10歲就成了「狗崽子」；文革爆發時13歲，又成了反革命，被關押，又挨鬥，戴鐵製的高帽子，媽媽就坐在臺下。
後來，他逃了又被抓進「少管所」……這都是毛澤東作的孽。今天中國人似乎忘記毛澤東了，可他們想不到，有一個忘不了毛澤東的人今天來統治他們了，「毛澤東住在此人心裡頭，而且他從小受毛的罪卻偏偏也要當毛澤東，這就是他落下的病。」
今天，國民黨與共產黨的生死搏擊暫時告一個段落。在臺灣淪為在野黨的國民黨不再「反共抗俄」，而甘當共產黨的「隨附組織」，與親民黨、新黨、中華統一促進黨等在共產黨的狗籠中爭寵。國民黨已「俱往矣」，共產黨卻成了「進化的獨裁者」。
然而，國民黨和共產黨的史觀仍然控制著整個「大中華地區」的人們。國民黨和共產黨對歷史的歪曲和偽造，完美體現了歐威爾描述的「歷史的可變性」，即「誰能控制過去就能控制未來；誰能控制現在就能控制過去」的信念。
蘇聯高級外交官和間諜越飛在中國的活動，對於中國現代史的發展，產生了翻天覆地的影響。
越飛出生於俄羅斯一個富裕的猶太人家庭，在1917年的第六屆俄共（布爾什維克）大會上被選為中央委員，與托洛斯基合編《前進報》，並開始軍事工作。十月革命後，他轉而進入外交領域，任職外交部副部長，同時擔任蘇俄駐德國全權代表，簽署《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條約之補充條約》，資助德國社民黨員推翻德意志帝國政權，並透過外交郵袋向德國運送武器，德國因此嘗到了將列寧護送回俄國的苦果──蘇俄從來不遵守國際準則和國際承諾，為顛覆他國政權往往無所不用其極。
庶長子國民黨與嫡次子共產黨之生死搏擊
1922年7月，越飛被任命為蘇聯駐華全權代表，孱弱的中華民國成為蘇俄砧板上的魚肉。他先後與北京政府外交總長顧維鈞及實力派軍閥吳佩孚談判，卻毫無成果。之後，越飛前往上海，與正處於窮途末路、一籌莫展的孫文會面，兩人一拍即合，隨即發表《孫文越飛聯合宣言》。孫文由此綻放「第二春」，接受蘇俄援助並改組國民黨，宣布「聯俄、容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中國則至此走向了國共兩黨競相極權的不歸路。
越飛開啟了中國革命的先聲，為蘇俄外交立下汗馬功勞，卻不由自主捲入蘇俄殘酷的內鬥。1927年，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會上，托洛斯基被委員史達林開除出黨，與托洛斯基交好的越飛自然是不能倖免。
訪日期間，他要求留在日本治病，被史達林否決，不得不回國。11月16日，越飛在莫斯科的醫院內自殺身亡，留下十頁遺言，聲稱「熱月已經開始」。三天後，越飛下葬，托洛斯基、季諾維也夫、加拉罕等高官出席葬禮。托洛斯基在葬禮上發表簡短演說，這是他在蘇聯的最後一次公開發言。葬禮上的集會被警察驅散，越飛死不瞑目。革命吞噬了革命的孩子，革命永遠如此。
近年來，俄羅斯解密的原蘇共絕密檔案中，有一份1923年1月26日越飛在上海發給俄共（布）、蘇聯政府和共產國際領導人的信件。
在這封信中，越飛向蘇俄領導人提出三個支持孫文的建議：第一，向孫提供兩百萬金盧布的援助；第二，當孫文開始其穩操勝券的北伐時，蘇俄出兵中國，將張作霖的軍隊從北京引開；第三，在一、兩年的時間內向孫文提供十萬軍隊的裝備，以及派出一定數量的專家。
越飛認為，中國正處於其歷史上一個最有決定性意義的時刻。越飛向上級表功說：「我的東京之行和我同孫中山的協定，就像對英國人投了兩枚炸彈，讓他們痛得大喊大叫。」、「他們在近東和歐洲的行為，迫使我們在遠東採取報復政策。如果情況再有變化，他們還有動作，那麼我們在遠東還會走得更遠。」
越飛認為，中國是蘇俄「輸出革命」的最佳地點，中國可被蘇俄納為「被保護國」：
中國的國家統一和民族解放運動從來沒有如此蓬勃發展，其勝利也從來沒有如此逼近過。如果中國的民族革命將僅僅依靠我國援助而取得勝利，那就意味著是我們把帝國主義打翻在地，我們就將是全世界民族解放鬥爭和殖民地民族革命的守護者。
鑑於此前蘇俄幫助土耳其國父凱末爾建國、後來凱末爾卻背叛蘇俄的前車之鑑，越飛向莫斯科保證：「孫中山遠不是凱末爾，他更加親近我們，是我們的人，也具有更多的革命性。如果我們與他團結，他絕對不會背叛我們。中國在世界上的比重無論如何，不小於土耳其。難道這一切還不值得那200萬盧布嗎？」
此後，蘇俄源源不斷的金錢、武器、顧問來到孫文搖搖欲墜的廣州割據政權。國民黨和共產黨這兩個蘇共的「兒子黨」開始了合作與競爭，中華民國（南京政府）和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兩個蘇俄的「僕從國」先後登場。
過去，我常常形容國民黨和共產黨是蘇聯催生的一對「孿生兄弟」，其實更準確的說，國民黨是庶長子，共產黨是嫡次子，蘇俄先扶持庶長子掌權，再讓嫡次子取而代之──這就是1920年代中期之後民國史的基本脈絡。
本書便是沿著這一脈絡，摘出一些重要的人物和事件，重構1920至1950年代的民國史和國共鬥爭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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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序：
經濟學者、評論人／蘇小和：【重寫民國史，尋找臺灣的文明出路】
關於民國歷史，作者使用「顛倒的民國」、「暗黑民國」等怵目驚心的概念，我認為是切合歷史事實的。至少在經濟領域，蔣介石統領的民國南京政府放棄了黃金時代活躍的資本主義自由經濟，觀念上追隨孫中山的蘇聯經濟面相，行為上追隨德國希特勒的計畫經濟模式，葬送了晚清謝幕之後好不容易出現的市場自由氣象。這是典型意義上的歷史倒車現象。
民國南京政府的經濟格局，一方面體會為政府全面的管制經濟，另一方面體現為權貴市場經濟。前者致力於民國的國防和意識形態，後者則具有一定有限度的市場改進。二者結合起來，構成民國南京政府國家資本主義的經濟模型。
總體來看，國民黨南京政府的國家資本主義模型，表現在經濟史的維度上，可以沿用重商主義經濟學的模型來加以分析。以政府的稅收能力為目標，提升國家和政府的能力；在國際貿易層面，主張開放和自由貿易，追求一種絕對的貿易順差，從而繼續為國家能力的提升打好基礎。表現在企業史的維度上，則是政府官僚和企業家階層的市場化結合，這可以稱之為官僚資本主義或者權貴市場經濟。
官僚資本主義的窠臼
這種經濟的局面，是晚清官商結合傳統的又一次歷史呈現，是中國這個強大的官僚集權國家在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的一次變相構建，表面是市場經濟，實質是官僚主義。中國的經濟史和企業史一直深陷在這種官僚主義的窠臼之中，至今仍然沒有走出來，就是一個傳統的事實和當下的事實。
這種經濟史的面相所帶來的最大弊端，其一是官僚的腐敗不可抑制，其二是企業家的創新活動受到抑制。因此，市場的發育緩慢，政治的新秩序不能出現，中國的現代化轉型不斷被拉長，直到21世紀，仍然不得要領。
這樣的歷史效應並不意外，當人們看到在今天的中國和今天的臺灣，兩個國家共同供奉著孫中山的偶像，人們就應該不難理解了。正是在這樣的歷史傳承的意義上，我是如此重視作者的系列民國史研究。
真實的歷史面相告訴我們，國民黨在意識形態方面，一直存在某種意義上的社會主義訴求，在經濟學進路方面一直存在計劃經濟的訴求，而在傳統文化的流變意義上，國民黨一直拉高民族主義的訴求。
由此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成為隱秘的盟友。或許正是這樣的隱蔽的觀念秩序面相，導致今天的國民黨部分忘記了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宿怨，竟然和共產黨這樣的魔鬼交換口水，合謀蠅營狗苟之利益。
過去一百多年最驚心動魄的歷史，應該就是蔣介石國民黨被毛澤東共產黨打敗，退守臺灣。由此，臺灣走上了一條與中國歷史完全不同的異質文明之路，成為亞洲最具有民主意義的國家，而中國則陷入到人類最黑暗的地獄生活之中。
那裡的人們飽受奴役，生不如死，暴發戶的生活並沒有帶來文明與尊重，世界對中國投以鄙夷的目光，中國像這個世界最大的病毒，不僅隨時準備傷害美麗的臺灣，而且準備隨時給這個世界帶去瘟疫、帶去腐敗，帶去邪惡。
這個時代有一臺大戲，演給世人和天使看，歷史的劇本好像有一位偉大的導演，臺灣好像一位身手矯健的動作明星，而中國則像一個令人厭惡的小丑。
所有熱愛文明的人們都在思考這樣的歷史進程。臺灣有著太多聰明的智者，中國也有人在省思，在反抗。人在美國的作者，他對歷史的頑強敘事，在這個時候顯得異常醒目。這本《暗黑民國史》，就這樣如此尖銳地把我們的目光帶進歷史之中。
這樣的工作很重要，有時候我們被歷史的細節埋葬，有時候我們迷惑。我們暫時看不到一個發展的變量，人們焦慮，憤怒，失望；有時候我們彷彿又看見了希望，臺灣正在升起，國民黨正在老去，歷史錯誤的慣性似乎正在被阻斷。
有人在思考歷史，有人在維權，有人在辦私人學校，有人在建設鄉村圖書館，有人在傳遞上帝的話語，有人在用市場和民間自治的方式艱難前行。資訊的流動在加快，自由的渴望更加洶湧，憤怒的力量在積聚。沒有什麼力量能夠阻撓臺灣人對自由的嚮往。
中華民國為何走向衰落？
有一些歷史的熱點問題需要我們回答。比如，當我們說1919至1938年是中國歷史最興盛的時期之一，中國進入近現代以來資本主義最發達的時期，為什麼接下來中華民國會整體走向衰落？國民黨在其中到底扮演過什麼角色？
歷史作證，我們看見了國民黨的錯誤。從1927到1937年，國民黨的社會管理政策全面向政府轉移，呈現出一種典型的大政府主義的獨裁面相，這是黃金時代社會秩序的倒退。這才是國民黨衰退的第一原因。
回頭看，雖然國民黨一直和美國保持著某種意義上的合作，但是在1927年之後，國民黨所追求的卻是蘇聯社會主義和德國希特勒納粹主義的邪惡之路。
當其時，蔣介石看到蘇聯的全面計劃模式，看到了蘇聯打雞血（指借以諷刺此人對特定的人物或事物突然情緒亢奮的一種行為表現）的經濟增長方式，他覺得中國社會同樣需要一個史達林或者希特勒式的領袖，中國的經濟也應該由政府全面主導。
這一個巨大的錯誤，從中國歷史諸多皇帝的「家天下獨裁」，到蔣介石的「父子獨裁」，再到毛澤東毫無人性底線的「魔鬼式獨裁」，歷史隱藏著一種可怕的獨裁傳承機制，以至於今天的中國終於陷入最可怕的黑暗時代。
在這樣的獨裁歷史進程中，日本人的侵略幫助了無惡不作的毛澤東。按照李澤厚的思想史範式，1937年，中國由此進如救亡壓倒啓蒙的時代。
中國社會的文明啓蒙，在這個時候陷入停滯，民族獨立救亡成為時代主題，自由變得可有可無。啓蒙，包括思想的啓蒙，也包括市場的啓蒙，中國資產階級黃金時代的發展是由市場經濟啓蒙而來，市場經濟的演進，需要自由的助力。
自由不僅是發展的原因，也是發展的目的。這個重要的啓蒙過程還沒有完成，中國人的自由之路就被日本人攔腰斬斷。
在還原歷史的同時，有一些重要的文明常識譜系需要提及。第一是需要反思我們的思維定勢。比如說，我們永遠都在強調要統一、團結，這是我們從小到大固有的方法論語境，每個人都經歷過這樣的薰陶，以至於群體思維方式是我們的主流思維方式。實際上，與大一統的觀念和方法相比，民間社會、市場秩序剛好是反向的。
民間社會是平的，世界是平的，如果一切都在，那麼每個人都在，不需要統一思想、不需要團結一致。如果說有焦點，每個人都是焦點。市場經濟有個很重要的詞，叫市場主體，當競爭主體更多，這個市場就更豐富。
競爭帶來繁榮，每個人都在競爭，每個人都是競爭的主體，如果只有一個人、兩個人競爭，那就是市場的壟斷，那就是政治意義上的獨裁。
第二個常識則是哈耶克提到的知識分散的偉大命題。市場的形成，在於知識的分散，而不是在於知識的集中，知識在社會中的運用，在市場中的運用，一定是以一種非政府的邏輯在展開。
按照這兩個常識性的原則，來反觀中國近百年來的民間社會的自治秩序的基本軌跡，我們再一次深刻的發現，市社會的基本秩序，就是知識的分散，就是社會的自治原則。可以肯定的認為，關於歷史的敘事，我們多年來都陷入了宏大敘事的窠臼裡，看不到自治秩序的形成，也看不到自治秩序帶給近現代史的巨大邊際效益，看不到知識在分散的狀態下對歷史的影響。
重要的困境在於，我們似乎不能理解國家的分散事實上有助於文明增長這樣的常識。要知道，我們所在的世界一直都是一個分散的，人類社會並沒有一個大一統的國家存在，每個地方按照人們的自由意志選擇成為一個獨立的國家。
分散秩序才是真理，獨立才是王道。任何試圖依靠人的意志所推進的聯合與統一，都是人類文明的災難，是國家的失敗。在這個意義上，臺灣唯一的文明出路，是澈底清洗來自於國民黨的中華統一思維定勢，去除從日治時代以來的「統制經濟」的余緒，擺脫臺灣經濟對中國的路徑依賴，理直氣壯地走向政治、經濟和心靈的獨立與自由。
基於這現實性的問題意識，作者的民國歷史研究，顯然能夠提醒那些不明就裡的臺灣民眾，關於歷史的沉思、關於對國民黨的認知、關於中國，真正意義上的臺灣人應該保持「思想的澈底性」。這是作者的觀點──在此時刻，每個臺灣人一定要完成四個層面的突破：反中共、反中國、反中國人、反中國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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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評論家／公孫策：【「毛蔣對決」一個新的思考面向】
這本書滿溢作者個人的意識形態史觀，可是我仍然向讀者推薦，有兩個理由：一是這一段歷史可能已經非常接近「結清」階段，也就是說，將來可能有很少人去研究它，因而不容易有新的詮釋出現，值此時機能在資料庫中添加任何資料，都是有益的，而本書作者在資料取材方面稱得上用力；一是書中相當強調且採用了徐復觀對毛澤東、蔣介石兩位的近身觀察與評析，而我對徐復觀處在變動時代中的知識分子入世情懷至為欽佩。
所謂「結清」，比較明顯的例子是司馬遷寫《史記》對劉邦和項羽兩人那一場超級對決，從此就定性、定調了：項羽雖然力拔山兮氣蓋世，終不敵劉邦能屈能伸能用人才，後人多半只能引用《史記》的記載，其他史料就成了稗官野史。縱使對那一段歷史有所感觸或懷疑，最多如唐朝詩人杜牧的詩《題烏江亭》，只有嗟嘆而已：「勝敗兵家事不期，包羞忍恥是男兒。江東子弟多才俊，捲土重來未可知。」
1920年到1950年那一段歷史，事實上是毛澤東和蔣介石的對決為主戲，而毛澤東其實只打敗了一個對手蔣介石，北伐、抗戰、廢除列強對中國的不平等條約、成為世界五強等，可說是蔣介石幫毛澤東清掃了絕大部分的障礙──這跟劉邦得天下相似，劉邦其實只打敗了一個項羽，秦末群雄逐鹿的局面可說是項羽廓清的。
可是，毛蔣之間的鬥爭卻早就決定了勝負，至少徐復觀早就預見了。即使毛澤東曾經到重慶去對蔣介石宣示效忠，即使對日抗戰之後國共軍力懸殊，徐復觀仍然憂心忡忡，「國民黨像目前這種情形，共產黨會奪取全面政權的……不改造國民黨，決沒有政治前途的。」
他如此預言，並非故為驚人之語，而是基於「思想戰場的勝負」。簡單說，徐復觀的警語只有蔣介石給予重視，國民黨內其他人都嗤之以鼻。而徐復觀雖然預見了那個（後來果然印證的）後果，他仍然選擇跟隨蔣介石到了臺灣，因為「在國民黨和共產黨之間，他還是選擇『次壞』的國民黨」。
書中引述徐復觀所言：「自民國三十年起，對時代暴風雨的預感，一直壓在我的精神上，簡直吐不過氣來。為了想搶救危機，幾年來絞盡了我的心血……浮在表面上的黨政軍人物，我大體都看到了。
老實說，我沒有發現可以擔當時代艱苦的人才。甚至不曾發現對國家社會，真正有誠意、有願心的人物。沒有人才，一切都無從說起。」作者沉痛的體會到徐復觀作為知識分子的入世心境，「他大聲疾呼，當政者卻置若罔聞」。
除了徐復觀對毛蔣兩人的近身觀察，書中對國際共產黨的深層介入也頗多述及，都是兩岸官方說法所不見，讀者可以多一個面向了解、思考那一段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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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說書人History Storyteller」粉專創辦人／江仲淵：【反思過往那段被掩蓋的歷史】
我們今天回顧整個民國大陸時期的歷史時，探究的不僅是它的風起雲湧，還有背後不為人所知的一面。
由於20世紀亞洲政治局勢的硝煙迷漫，歷史學也隨著政治局勢影響，成了任人打扮的姑娘，兩岸有意無意的採用偏頗的論點，否定對立人士的執政合法性，知識分子失去了實事求是的客觀態度，成了歌頌王侯將相的吹鼓手，僅以狹隘「正統歷史」為核心史觀，粉飾一切不符合政治需求的內容，大力發展利於當權者地位的史料。
隨著時間的物換星移，意識形態的開放化，使人們的視野不必侷限在同一個觀點上，徐友漁在改革開放後赴海外留學，臨行前，中共大使館發給他一本歷史課本：「你們以前學習的歷史不完全代表真實的歷史，許多歷史上發生的事實你們都不知道，但是現在國門打開了，如果你們和外國人說話，是會鬧大笑話的。」
這件事讓他深受啟發：「從這件事可以看出，以前對中國學生灌輸的歷史知識是多麼的片面、多麼的有問題、多麼的蒼白無力！這麼可笑的做法難道還應該繼續嗎？」
生活在現代的我們，普遍已經明白歷史是客觀存在，隨著不同角度的切入，往往也會得出不同見解的事實。不過在近代史方面，我們還有一段漫長的路要走，多年來兩岸政府培育出的政治意識形態，使近代史觀囿於成見，正史本位的氛圍至今仍壟罩在學術界，也在部分人的心中留下不可撼動的位置。
外國學者在上世紀七零年代評論中國歷史是「有選擇的記憶」或者叫「有選擇的遺忘」，以目前的狀況來看，古代史已經在程度上盡可能的康復了，近代史反倒是尚未擺脫失智症的垂垂老者。
中國需要思想啟蒙，其重要前提之一就是重新解構歷史的多元性，以秉持實事求是的客觀態度，堅持懷疑和批判精神閱讀，承認歷史不是由單方面因素營造而成，避免一面倒的治學方式發生，僅有如此，我們才能解答今天的現狀源於何處，變革之中發生甚麼問題，若重來我們該如何解決，並在「可以知興替」的情況下，達成鑑往知來的終極理想。
本書做得特別好的一項特點，就是仔細挖掘那些沉沒在汪洋中的往事，為塵封已久的民國歷史做了一次聲勢浩大的思想解放，以持續不斷的批判精神和鍥而不捨的整理成果，建立起一個足以與傳統思想分庭抗衡的新興史觀，讓被刻意隱藏的歷史片段，擁有被翻轉的機會，為近代史的價值重估做起重大的先導作用。
細數當今華人作家，承接北大「精神自由，兼容並包」思想的僂指可數，能為自己的想法付諸實行的人更是微乎其微，本書作者作為碩果僅存的學者，在浩浩蕩蕩的時代裏保持追尋事實的獨立思維，以堅持學術自由、擁護普世價值的精神，將歷史最真實的一面傳達給讀者，這是當今學術界最可貴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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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連載：【黃埔軍校是蘇聯出人、出錢、出槍建立起來的】
蘇聯解體之後，原蘇共中央祕密檔案劃歸俄羅斯現代史文獻保管與研究中心，並於近年被解密。其中，最關鍵部分是政治局的指令性決議即所謂「特藏卷」，包括長期不為人所知的史達林的指令。
歷史學者李玉貞指出，這些文件顯示，蘇俄在1920年代向中國投入數千萬金盧布的援助，其目的是「牢牢控制住」中國，甚至為中國設計一套政府模式或政治軍事力量組合的模式。
蘇俄的援助主要流向以孫文為首的廣東割據政權，少部分給了西北的馮玉祥部隊。而給廣州的資源中，新建立的黃埔軍校所得最多。與其說黃埔軍校是孫文或國民黨自行建立的，不如說是蘇俄一手規畫的，是蘇俄顛覆北京中華民國合法政府的重要工具。
對於孫文來說，黃埔軍校的建立是其一生事業的重大分水嶺。1923年11月19日，孫文趁著國民黨改組，在臨時中央執行委員會提出並討論了組建國民黨志願師和創立軍事學校等問題。
1924年1月24日，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正式通過創辦陸軍軍官學校的決議。軍校選址在沿著珠江而下距廣州十英里、面積為八平方英里的黃埔長洲島。
當時，孫文僅僅控制廣東不足三分之一的區域，還要與非嫡系的驕兵悍將周旋，他缺乏資金、武器和人力，想創建一所現代化的軍校，只能求助於新主人蘇俄。
針對黃埔軍校經費和武器極度短缺的狀況，蘇聯駐華大使加拉罕和鮑羅廷同時發電報給莫斯科，要求給予大力支持。比如，在駐華顧問方面，必須挑選紅軍中的精兵強將：「第一，選派50名工作積極的軍事人員組成顧問團來廣州；第二，讓具有豐富的作戰經驗、能使孫文敬服的同志率領這個顧問團。」
一開始，蘇俄及共產國際對中國的政策並不明確，充滿多元性，甚至有自相矛盾之處。加拉罕等人在北京遊說北京政府與蘇聯恢復外交關係—北京政府是中國唯一被西方列強承認的合法政府；卻又盡可能利用其他反對北京政府的政治勢力，甚至設法組織一個親蘇政府取而代之。
出於自身國家利益考量，莫斯科不惜製造中國的動盪來加劇和激化日美在中國的利益衝突，以牽制日美在遠東的力量，進而保障蘇聯東部邊境的安全；而出於共產主義的烏托邦理想，也就是左派作家高爾基所說的「讓革命的暴風雨來得更加猛烈些」，又不惜以巨資扶持仿效蘇俄模式的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
創辦黃埔軍校，是孫文與史達林的最佳「合作項目」。5月，由蘇聯巴甫洛夫將軍率領的蘇聯軍事顧問團來到廣州，立即投入黃埔軍校籌備工作。儘管蔣介石突然掛冠而去，軍校仍如期開張。
孫文強調：「我們的首要任務是依循蘇聯模式建立一支軍隊，準備好北伐的根據地。」、「蘇聯人作為各種專業的顧問積極參加黃埔軍校的建校工作，向軍校的教官和學員傳授在蘇俄革命年代和國內戰爭年代積累的軍事和政治工作經驗。」
開學後不久，蘇聯許諾的200萬金盧布開辦費相繼到位。10月，蘇聯艦船從海參崴運來第一批武器，包括步槍八千支、子彈兩百萬發。由此，黃埔軍校擺脫了「五百名學生三十支槍」的窘境。蔣介石的副手、軍校教授部主任王柏齡在《黃埔創始之回憶》中寫道：
一天下午，總理傳來電諭，說蘇俄派來一艘載滿槍械的船，就快到了，叫我們預備收。
這真是天大的喜事，全校自長官以至於全體學生，無不興高采烈，聽聞船上載有八千支有刺刀的俄式步槍，每槍有五百發子彈，無不歡天喜地……我們不能不感謝我們革命的朋友蘇聯。也唯有革命的朋友，才有這樣無私的援助。
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王柏齡不知是真傻，還是裝傻。蘇聯借出的債，是高利息，之後要中國加倍償還。不過，此時的孫文和國民黨得到蘇聯的援助，宛如久旱逢甘霖，即便是飲鴆止渴也在所不惜。
黃埔軍校的教學內容，遵循蘇聯軍事院校的模式，除了一般的軍事課程之外，還將政治教育提高到與軍事教育同等的地位，校內設有專門的政治科（系），這是歐美和日本的軍事學校沒有的特色。
鮑羅廷親自向學員講授「國際政治及中國革命根本問題」，學員們詳加記錄，其講義被油印成小冊子，廣泛傳播。此類課程將許多受五四影響的愛國青年，洗腦成共產主義意識型態的信奉者。
共產黨人、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周恩來負責建立政治工作秩序，政工幹部在校內享有至高無上的權威。周恩來和中共廣東區委得到授權，從第一批畢業生中
挑選共產黨員和共青團員，組建負責孫文安全的「大元帥鐵甲車隊」。由此，蘇聯和中共將孫文置於其控制之下。
此後，國民黨以兩個黃埔軍校教導團為基礎，建立了第一支名副其實的「黨軍」。莫斯科的中央政治局根據軍事委員會副主席伏龍芝的建議，將俄國教官團增加到兩百人，還追加了50萬盧布經費。
有人、有錢、有武器之後，黃埔軍校教導團很快就擴展成兩個師。1924年，蘇俄國內戰爭的傳奇英雄布柳赫爾（加倫將軍）來到廣州，接替此前意外溺水身亡的巴甫洛夫，出任駐廣州政府軍事總顧問。
俄羅斯遠東研究所政治歷史研究所研究員伊凡諾娜在研究加倫將軍的檔案後指出，黃埔軍校的武器與軍費全部來自蘇俄，加倫將軍是當時作戰經驗最為豐富的職業軍人，他將廣州政權的軍事建設提高到一個新的水平。
選蔣介石當校長的，不是孫文，而是史達林
中央執行委員會，諸公鈞鑒：
中正（蔣介石）駑駘庸材，難勝重任，前蒙總理委任中正為軍官學校校長一職，自惟愚陋，不克勝任，務請另選賢能以資進行。所有軍官學校籌備處，已交廖仲愷先生代為交卸，尚乞派人接辦，以免延誤，耑此敬辭，並請公安。
蔣中正敬上
2月21日
這是蔣介石給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的辭職信。兩天以後，孫文做出批示：「務請任勞任怨，百折不撓，在窮苦中奮鬥，故不准辭職。」但蔣仍不辭而別。
蔣介石莫名出走後，孫文發動了第一波勸其回歸的電報。2月25日，廖仲愷應孫文要求致電蔣促其返粵，中華民國政治人物鄧演達奉命前往勸說。26日，國民黨中央執委會致函蔣「切勸」。29日，孫文又致電蔣介石：「辭呈未准，何得拂然而行？希即返，勿延誤。」不悅之情，躍然紙上。
此後，頻繁的勸蔣電報突然中斷十天之久。直到3月10日，廖仲愷又致電蔣促返，此後國民黨又不斷促蔣速返。5月2日，孫文正式發布命令：「特任蔣中正為陸軍軍官學校校長。」
至此，既沒參加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也沒被選為中央執行委員，而且並非中央部委負責人的蔣介石，被孫文任命為黃埔陸軍軍官學校校長。
蘇聯軍事顧問切列潘諾夫在回憶錄《中國國民革命軍的北伐：一個駐華軍事顧問的札記》中指出，蔣介石最初被孫文任命為軍校籌備委員長，但蔣並未明瞭軍校對他後來發跡具有何等重要的意義，被任命不久後便聲明辭職，「擅自發給為黃埔軍校招來的教職員一筆離職津貼，聲稱學校不辦了，而他自己跑到了上海。」
對中國政治缺乏了解的切列潘諾夫，並不知道蔣介石是在玩弄以退為進之計。在蔣的政治生涯中，這種舉動還多次出現。蔣並非不知道黃埔軍校對自己、對國民黨、對廣東政府的重要性，他是要透過這場遊戲，攫取對黃埔軍校的絕對控制權，他不滿足於臨時性的頭銜，更不願軍校的財權掌握在廖仲愷手上。
蔣介石的手段果然奏效了。孫文發布正式任命，蔣欣然返回廣州，軍校的財權從廖仲愷轉移到蔣手中。還有，蘇俄顧問原本設置的18個月課程，被壓縮到六個月，學員必須在學習短短六個月之後畢業，再分別赴前線作戰。
一位寫蔣介石傳記的作者指出：「儘管許多傳記渲染孫文和蔣介石的親密關係，但有一點很明顯—孫文從來就未認真考慮過蔣介石的建議，也未將他當作自己的知心朋友。」
那麼，蔣介石為何敢跟他敬重的「總理」玩這種甩手不幹、置之死地而後生的招數？難道他不知道，孫文可以找其他人取而代之嗎？很顯然，蔣心中知道，支持他的不是孫文，而是莫斯科的大老闆史達林。
最早建議孫文讓蔣介石擔任黃埔軍校校長的是鮑羅廷，鮑羅廷直接向史達林負責。蔣、鮑關係惡化是之後的事情，當時，蔣介石正造訪蘇聯，不僅對蘇聯讚不絕口，還認真研讀《馬克思學說概要》與《共產黨宣言》。蘇聯對蔣的評價是「與我們很親近」、「在中國，以最有教養的人之一著稱」。
耐人尋味的是，蔣介石見到多名蘇聯黨政軍高官，偏偏沒有見到史達林。反倒是此後胡漢民訪問蘇聯時，與史達林有過多次長談。但是，史達林耳目眾多，蔣介石在蘇聯的公開和私下的言行，都被匯報給史達林。
1924年1月10日，就在蔣介石返鄉研讀《出師表》時，中共早期領導人之一的譚平山與鮑羅廷在一次談話中，透露了關於黃埔軍校校長人選問題，蘇聯與孫文出現的分歧：
決定由孫中山本人擔任這個學校校長，而副校長由蔣介石擔任。但這個問題也還沒有正式解決。起初想要蔣介石當校長，但後來又改變主意，決定要孫當校長。現在您來了，就必須研究一下這個問題，而我們必須加速進行這個工作。
這段談話表明兩個事實：鮑羅廷對校長人選非常關心，蘇聯對此有最終決定權（畢竟誰給錢，誰就有說話權）；而孫文對蔣介石有所顧慮—此前，孫文與各路軍閥有過不愉快的合作，他企圖利用軍閥的武力拓展個人的勢力，卻每次都被軍閥利用後拋棄。於是，孫文痛定思痛，對軍人頗有戒備之心，對蔣這個自詡為職業軍人的追隨者也不例外。
1月24日，孫文僅任命蔣為「黃埔軍校籌備委員會委員長」。也就是說，即便鮑羅廷參與「研究」校長人選，仍未改變孫文自任校長的決定。正如鮑羅廷給史達林的祕密報告中所言，「要使孫中山改變主意是困難的」。
因此，雖然蔣介石得到鮑羅廷的支持，卻在校長任命的博奕中「出師不利」。而當蔣確信自己得到史達林的賞識時，就壯膽跟孫文使出釜底抽薪之計。
在鮑羅廷及史達林的強大壓力之下，孫文不得不放低身段，懇求蔣介石回來就任黃埔軍校校長一職。在黃埔軍校校長人選的爭端上，史達林全力支持的，不是名義上的國民黨黨魁孫文，而是名不見經傳的蔣介石。在史達林眼裡，當時的蔣介石是比孫文更容易控制的傀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