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構與行為的交織：從「相互危害」解讀 DeepSeek 崛起與晶片騙局
(深度專題) 哈佛商學院教授梅格·里斯邁爾（Meg Rithmire）對中國政治經濟的分析，是理解當前中國模式的關鍵。她提出的 「黨國資本主義」（Party-State Capitalism），不僅超越了簡單的「國家資本主義」框架，更結合其著作《危險的關係》（Precarious Ties）中的 「相互危害」（Mutual Endangerment） 理論，精準地描繪了中國經濟在追求成長與 維護政權維繫 之間擺盪的複雜圖景。
Ⅰ. 體制結構：從「政權安全」出發的資本主義
里斯邁爾教授指出，「黨國資本主義」的核心特徵在於：中國共產黨對經濟的干預，並非單純基於效率或意識形態，而是以 維護政權安全 為最高指導原則。黨的影響力無遠弗屆，無論是騰訊、阿里巴巴等巨頭，還是近期在 AI 領域爆紅的 DeepSeek，其商業發展與資本流動，都難以脫離黨的戰略佈局。
而這種結構，決定了政商關係的宿命。
核心機制：「相互危害」（Mutual Endangerment）
「相互危害」是黨國體制下政商關係的寫照。它源於政治精英與資本家之間的 根本不信任，表現為一種既互相利用又互相挾持的病態關係。
里斯邁爾將政商關係分為兩種模式：
• 相互配合（Mutual Alignment）： 資本家與政權暫時合作，共同推動經濟增長，資本家雖然缺乏法律保護，但願意進行長期、具生產力的投資。這體現在中國改革開放的初期（1980s-1990s）。
• 相互危害（Mutual Endangerment）： 由於缺乏法治與信任，關係轉向風險和短視。這種狀態在 金融的部分自由化 後被觸發，資本家得以透過政治關係取得國家信貸，但缺乏獨立司法保障，導致了嚴重的 道德風險。
Ⅱ. 短視行為的極端化：相互危害的三大表現
在「相互危害」的邏輯下，企業家行為不再以市場基本面為依歸，而是被迫採取極端短視的行為，以保護自身利益：
1. 資產外逃 (Asset Expatriation)： 資本家缺乏對未來長期安全的信心，將資產迅速轉移到海外，以求自保。
2. 掏空自家公司 (Looting)： 由於預期政權隨時可能「報復」，企業家寧願犧牲公司長期價值，透過複雜結構將資金轉移套現，而不是專注於建設。
3. 政治套利 (Political Arbitrage)： 資本家將精力投入於預測政策風向、迎合政治目標，而非專注於市場基本面。
Ⅲ. 案例驗證：「接納與報復」下的現實圖景
中國經濟的當前狀態，正是 「接納與報復」 循環在 「相互危害」 邏輯下的體現：
1. DeepSeek 與馬雲的「接納」與風險
近期 DeepSeek 創始人梁文鋒受邀參加高層企業家座談會、以及馬雲的重新露面，是黨國在面臨 技術瓶頸（如 AI 戰略） 與 經濟衰退壓力 時，向私營資本釋放的緊急 「接納」 信號。然而，這種配合是出於 政權安全的需求，並非結構性的信任回歸。因此，即使是像 DeepSeek 這樣的科技精英，也無法避免捲入「政治套利」，他們必須時刻衡量政治風險，將精力從純粹的商業競爭轉向政治預測，消耗了部分創新資源。
2. 武漢弘芯騙局：掏空行為的極致體現
在國家全力投入半導體的熱潮中，武漢弘芯（HSMC）等項目成為了 相互危害 的典型案例。里斯邁爾教授特別舉例，稱有 「中醫專家」 跨界設立晶片工廠，購入昂貴的 ASML 光刻機後，不等機器啟用就迅速抵押套現，捲款潛逃。這並非單純的貪腐，而是 「相互危害」 中 「掏空」 行為的荒誕升級。投機者利用黨國對特定戰略產業的迫切需求，透過關係獲得國家信貸與資源，然後以極短期的時間視角進行欺詐，完全無視長期建設。這清晰地反映了 資源錯配 和 道德風險 的嚴重程度。
Ⅳ. 最終警示：威權體制下的長期障礙
里斯邁爾教授總結，中國的 「黨國資本主義」 雖然能在特定領域（如電動車）通過殘酷的 「內捲」 競爭取得突破，但其結構性缺陷將構成轉型的最大障礙：
一、 缺乏公正的司法體系 是導致企業家缺乏安全感、短視行為盛行的根源。
二、 不透明金融制度 導致資本配置效率低下、欺詐成本過低。
這些體制上的缺陷，將阻礙中國從 「投資驅動」 轉向 「創新與消費驅動」 的長遠目標。對於美國等西方國家而言，必須看清中國體制的本質與脆弱性，在與之競爭時，應保持自身 金融與法治體系 的優勢，避免盲目低估其結構性風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