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憶的長廊裡，總飄盪著這句台語俗諺：「囡仔人有耳無嘴。」
每當大人們壓低嗓音議論時局，或是孩子按捺不住好奇插嘴探問，熊爸和熊媽便會瞬間收起笑容，神情肅殺地拋出這句話。
年少的我，總以為這不過是老派的家教、是大人為了樹立權威的藉口。我曾暗自埋怨他們的迂腐與膽小，心中充滿不解：為什麼我們只能聽？為什麼我們不能說？
這份困惑伴隨了我半生，直到邁入五十歲知天命之年，迷霧才終於散去。然而這份覺醒，卻來得如此刺痛猛烈。
當我翻開那些被刻意隱匿的台灣史卷—— 1947、二二八、清鄉、白色恐怖、戒嚴…… 當這些字眼帶著血腥氣味浮現，我才猛然驚覺：父母當年的口頭禪，根本不是教條，而是一道在那個肅殺年代裡，讓全家保命的護身符。
那不是禮貌，而是對生存最深沈的恐懼。
那種恐懼，源自於一個不留神、一句無心的批評，人就可能憑空消失。1945年後，長達數十年的威權統治，將台灣變成了一座人人噤聲的靜默監獄。父母那一代，是親眼見證過鄰居親友因「一句話」而被帶走，從此人間蒸發的倖存者。
父親生於1928年，二二八爆發時他正值19歲，在基隆港邊討生活。我常想，他是否親眼見證了那染紅港灣整整一個月的血水？他是否曾在港邊咬碎牙關、強忍淚水？那份至死不渝的痛恨，或許正是在那樣的地獄景象中種下的。
原來，「囡仔人有耳無嘴」不僅是告誡孩童，更是在獨裁者的鐵蹄下，所有台灣人都被迫成為了政治上失語的幼兒。前人用血淚學會了自我審查，並將這份卑微的生存本能內化，傳遞給了我們。
那是威權用鐵手摀住人民的嘴，也是父母在時代巨輪的碾壓下，為了不讓孩子惹來殺身之禍，所能給予最沈痛的警告。
如今讀懂了歷史，再回望熊爸熊媽當年的神情，我看見的不再是嚴厲，而是深不見底的悲傷與無奈。一句俗諺，竟承載了台灣人數十年的集體創傷；而我今日的覺醒，是對那段沈默歷史，最遲來的致歉與擁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