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出處：2012-2-7（自由時報）
文／魏 玓（交通大學傳播與科技學系副教授、文化元年基金會籌備處成員）
今年農曆春節檔期，有8部國片先後上映，台灣的電影市場至少已經超過30年沒有見過這種光景。不少媒體和專家迫不及待喊出「國片回春了」。而政府有關方面或許也會覺得，多年來電影輔導政策終於有了不錯的成果。
我認為，說「台灣電影回春」實在太早。台灣電影產業沒落超過30年，從資金、創意、技術到流通等各個環節，衰敗或鬆脫程度之嚴重，絕無可能在1、2年內因為幾部電影的賣座而迅速復原。因此，國家在電影方面的政策制定與實施，非但不是「已有所成」，反而正是關鍵時刻，需要加把勁，否則「榮景」恐怕很快成為泡沫。
平心而論，政府制定的各式電影輔導辦法不能算少，但是整體成效仍難稱顯著，我認為其中仍有幾個關鍵問題有待解決。首先，要確立我國電影發展的戰略目標，而不是這裡砸錢、那裡給獎的游擊短打。面對好萊塢的強勢主導，世界各國都設法找出最適合自身條件的應對策略：有的充滿野心，欲與好萊塢分庭亢禮（如中國、南韓）；有的持盈保泰，力求鞏固特色（如法國、英國，與北歐各國）；也有的另覓市場利基，突破重圍開疆闢土（如泰國）。
以華語電影圈來看，台灣的特色顯然在於高度創作自由、多元文化與社會組成，以及獨特複雜的人文歷史等內容創意面的優勢，而不在電影人口或產業組織的規模。如何以這些優勢為先導，再輔以搭配性的資金、產業與技術條件，應該是值得籌謀的方向。也因此，儘管最近商業取向的電影略有斬獲，但此時此刻回頭培植獨立創作人才和工作室，才是保持創作能量優勢的重點，而不是一味地補助大片。
此外，台灣需要一個穩定的、專業的、具備充足職權和資源的電影發展專責機構，讓政策制定與執行有專業性和延續性。代表性的例子包括法國國家電影中心（CNC）、英國電影委員會（BFC，去年併入電影研發院BFI）、南韓電影振興委員會等。向來沒有政府輔導傳統的香港與日本電影，也都在2000年之後先後成立推動電影發展專責機構。反觀台灣，電影處位階過低，而且只是事務性單位。倒是高雄、台北兩直轄市先後成立了地方性電影委員會，也已初步發揮正面作用，更可證明全國性類似機構的必要性。
有了適當的治理架構作為基礎之後，透過定期的市場與產業調查研究，便能制定出合理的電影發展戰術。晚近電影與電視、網路媒體的整合趨勢，以及中國與全球電影市場的動態，是兩個特別需要考量的因素。
馬英九總統在「文化界提問總統候選人」活動中，答覆文化建設資源分配問題時，多次提到文建會對《賽德克．巴萊》一片的補助，並將之當做一個成功的代表性文化治理案例。這對電影（以及整體文化建設）輔導的理解實在太過簡單。
不過，電影治理當然也有簡單的一面，那就是政治人物們必須發自內心地重視電影（文化）。未來的電影事業主管要證明這一點，不妨先從宣示在台灣電影沒有真正復甦之前，絕不會任意落跑去選舉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