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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都可以說誰，就像誰都可以做自己一樣。「忠於自己」，和被批評「自私自利」界線到底在哪？每個個案與事主答案不會一樣，也不必要求一樣。想打仗的，儘以說出無數此時非戰不可的理由，也會有沆瀣一氣的人聞之熱血沸騰。不想打的，又哪裡找不到妥協、相忍、體制內改革、兩害相權取其輕的理由，讓認同者鼓掌稱道？
以台灣時事為例，「倒扁v.s.挺扁」是一種對抗，「倒扁v.s.反扁但不贊成目前這種方式倒扁（如李敖）」、「反群眾倒扁v.s.認為扁該自省、自咎甚至自動下台（如親綠學者）」的何嘗不是另外一些對抗？人各有志，民主貴在「少數服從多數，多數尊重少數」，一旦放棄了多元的容忍，所謂「主流」或「上位」者，只是服務另一個專斷的「奴隸主」罷了，哪有什麼高貴可言？
所以片中我最激賞的一場戲，便是在愛爾蘭法院一場高利貸商人與欠債老婦的辯論與法官判決，引發游擊隊領袖哥哥與群眾價值觀的論戰。乍看這場戲與直接武力抗英沒太緊密關係，但編導卻似乎正想告訴我們：別太輕易陷入二分法判斷人與事。
哥哥為了軍火，明著挺了奸商，甚至要協助他抵抗法院，他的邏輯是「事有輕重緩急」？反方則期期認為不可，呼籲不能為了趕走英國人，而偏廢了「基本價值」——而尊重愛爾蘭人自主的司法體系，就是一個基本價值；何況這判決還是根基於想對這民不聊生的社會底層人民，採取某種司法救濟。
問題這樣問，格局就大了：你們搞革命是為了「人民」？還是為了「民族主義」？壞蛋的本土政權，也勝過外來政權？不支持這種想法的人，就是「破壞團結的內奸」、「破壞和諧的滋事份子」？
顯然，哥哥相信趕走英國軍隊是當務之急，弟弟和同黨（皆為他昔日部下）的不合作，只會讓英國軍隊有藉口撕毀停火協定，重啟戰端。但這一挺奸商的決定，也暴露出他終究「先」是一個「民族主義者」，而非先是「人道主義者」。
反之，在弟弟代表的這頑抗族者眼中，哥哥是淪喪的，是心死的，是「換了位子，就換腦子」的。他終究只要一個妥協的自治政權，弟弟覺得如果只是這樣就夠了，根本等於背叛死去的弟兄。
批判人淪喪總是容易的、讓人良心不安總是容易的，但，我們該戒慎恐懼的是：「絕對理想主義者」的「擇善固執」、「堅持到底」，到底由誰來決定是非？是否「屹立不搖」就值得被歌頌？哪怕堅持一個錯的想法、錯的信念？
這電影沒有要給你我太標準的答案，所以值得一看。身處兩岸局勢依然曖昧混沌的今天，台灣民眾其實免不了拿影片中的處境自問：我是怎樣的鴿派或鷹派？我又願意為這樣的僵局，投票哪一種解決辦法？
動不動罵人「台奸」、「賣台」、「不愛台灣」、「外來政權」、「中國黨」、「外省豬」，這樣的「同胞」，令人齒與為伍；但泛藍鴿派或對岸中共鷹派，若將來惡劣壓制或漠視所謂本土鷹派，視為阻礙和平統一的「寇讎」，則不啻再度走上以暴制暴的老路，可能衍生的問題同樣會很棘手。
其實中東地區過往數十年每每稍露一線和平曙光、旋即發生另一方的鷹派挑釁或自己國內的鷹派推翻鴿派的輪迴局勢，足為借鏡。令人擔憂難道二十一世紀的人類仍如此弱智，再也無法脫離冤冤相報的血淚歷史？而本出同根的兩岸人民，會不會有朝一日終至兵戎相見？若真有這麼一劫，在這之前、中、後，台灣島內是否也會像愛爾蘭一樣，在英愛之戰後，內訌到發生各種形態的「內戰」？
坎城頒獎典禮上，導演肯‧洛區（Ken Loach）致詞：「一旦我們敢於說出歷史真相，也許我們就敢於說出當下的真相。」當外界質疑此片再度炒熱愛爾蘭追求獨立的話題，他回應：「這樣的歷史事件，可以隨時隨地討論，沒有時機對或錯的問題。因為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也都有隨時被侵佔、吞併的危機。」
可惜，扣扳機或按核彈的手，已不會在乎「吹動大麥的風」。（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