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兩岸政策協會研究員 張宇韶】
原文出處 https://www.facebook.com/profile.php?id=100000451765931
（所有圖文版權皆屬原著作權人所有）
受到公民社會與審議式民主的浪潮所驅動，社會大眾對於公共事務關注的興趣遠甚過往，再加上新舊媒體管道日益多元，使得政治溝通必須兼顧傳統媒體的散佈、流通、反餽等功能，也必須融入新媒體所擁有的即時、互動與分享的特色。因此，在政治溝通與形象包裝日趨專業當下，政治人物與選民之間的對話成為一門藝術，政策辯論成為從政者必修學分。
政策辯論的意義可從美國歷次總統大選的政治效應得到解釋。好的辯論策略、政策闡述與形象塑造往往成為選戰的關鍵，甘迺迪與尼克森的電視辯論展開了全球政治發展的新頁，由於台風、形象、策略與論述品質的差異，直接影響選舉結果。經由這次的經驗之後，媒體、候選人、公民團體、與選民都在辯論過程中找到自己的參與角色，也使得傳統的政治公關多了新的服務項目。直言之，政策辯論已成為美國多元主義與公民社會不可或缺的一環。
台灣自從1994年台北市長選舉開啟電視辯論先河後，並在2004總統大選中獲得進一步的實踐。其後除了歷任總統大選外，在地方首長選舉、政黨初選、以及各項公共政策的討論中也逐漸發酵，日益成為輿論、選民與政治參與者關注的焦點。
2011年的雙英ECFA辯論所提出的「從中國走向世界/從世界走向中國」的交鋒，迄今仍是藍綠政黨在兩岸經貿政策上的重要分水嶺，至於柯文哲與連勝文在2014年那場電視辯論更是影響北市選舉的關鍵，柯文哲彼時的論點迄今仍是政治傳播的基本教材。
然而在今年的九合一大選卻出現候選人缺席辯論的現象，這種與台灣公民社會發展背道而馳的發展，引起許多人的關注，似乎也體現了某些問題。為什麼政策辯論的重要性逐漸式微呢？
首先是政黨文化的差異。相較於民進黨的派性競爭文化，國民黨向來主張「形式上的團結」，因此即便建立了初選制度，卻未曾舉辦過有實質意義的政策辯論。就制度面而言有論點的交鋒與對話才是辯論的內涵，這也就意味參與者的交互詰問與媒體、公民團體的提問的才是構成辯論的前提，否則都只是單向的「政見發表」。在政黨文化的差異下，國民黨的候選人在心態上，未曾把政策辯論視為民主政治實踐的必然條件，除非對自己形象或選情有利，若無十足把握絕對婉拒。
此外就是自媒體的蓬勃發展。在民粹浪潮下，具有鮮明人格特質的候選人往往透過直播與自行剪輯的影片進行零距離政治溝通，在流暢的剪輯、真實的實境互動與輕快的節奏中，自然比冗長、理性的政策辯論擁有更多的擴散度與網路聲量，柯文哲的一日幕僚與韓國瑜的北漂青年都是箇中一時之選。這種工具理性以及政策娛樂化的操作，直接使得政治專業與社會關懷趨於弱化，其中同溫層的效應也將格外明顯。
真實的政治與公共政策多半是枯燥乏味的評估會議或審議過程，這也是政策辯論的基礎內容，由於存在必然的專業門檻，所以在新媒體熱潮中乏人問津。取而代之的是鮮明個人風格、網紅化的經營、高顏值的角色或是輕快的剪輯後製。
最後就是傳統選戰策略的考量，衛冕者與民調領先的人，自然不願意幫落後或挑戰者創造舞台，同時增加自己犯錯的機會，這也是柯文哲昨是今非與侯友宜萬般婉拒的原委，反正台灣的選舉辯論都是靠「協調」為之，欠缺足夠的政治社會化的約束力。對於理性選民與觀戰的媒體來說來說，候選人怯戰怯辯的態度，本質上剝奪了參與以及質詢的角色，卻也莫可奈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