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本研究以平埔族岸裡社群作為主要案例，探討清代臺灣的治理部署與抗爭政治。筆者除說明三層式族群空間體制（三層制）如何在國家權力策略性的治理部署以及底層──「熟番」與「奸民」──的對應行動和反抗下，生成與轉化之外，同時試圖闡明國家權力在十九世紀時於前述常態治理體制之外兼行運用權變部署，「兼用經權」（閩浙總督方維甸語），利用漳泉客社群分類矛盾分化漢人社會，終至以權害經，造成民間武力的坐大與失控，以致殃及前者。
清廷乾隆朝以來的臺灣統治以防治漢人界外私墾、聚民為亂為主要關切。乾隆中葉（十八世紀中）形成的三層式族群空間體制，確認國家權力的策略部署是以「熟番」族群作為內圈結盟對象，配置於近邊及界外平埔（夾心層地帶），形成「生番在內、漢民在外，熟番間隔於其中」（福建布政使高山語）的空間區隔，以防範漢人「奸民」越界私墾聚居。
本書藉由探究三層式族群空間體制的生成與危機，釐清國家權力利用生番／熟番／漢人族群歧異、分帶隔離治理的策略部署，並且說明如何適得其反地造成十八世紀末臺灣史上最大的動亂：由沿山漢人界外私墾勢力發動的林爽文事件。藉由分析與三層制配套成形的番政變革，本書同時以岸裡社為案例，進入熟番社內探究國家權力為達成與熟番族群的結盟策略，而進行的收編和滲透，如何造成平埔族社會內部的階層分歧、內鬥以及裂解離散。
林爽文事件後，清廷企圖更積極利用熟番牽制漢人力量，透過建制化熟番武力並且配給土牛界外漢人私墾田園埔地，在原有三層制的基礎上建立番屯制。不僅如此，國家權力於十九世紀時進一步試圖施行高風險的權變部署，利用漳泉客社群「分類」操弄義民／亂民之分，分化離間漢人力量。結果卻適得其反，造成乾隆朝後十九世紀異常滋長的社群敵對（分類械鬥）以及後續民間豪強武力林立和互鬥，釀成直接威脅國家權力的動亂。
與此同時，轉化成為番屯制後用以制衡漢人的熟番武力，隨著民間武力的擴張與失控，卻相對弱化，終至失卻應有的作用。國家權力長久建立並仰為常態治理機制的三層式族群空間體制，在熟番遭受漢人豪強債剝典佔威逼，失業流離遷移界外後，終於失能。國家權力意圖「兼用經權」，反致用權廢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