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解嚴前的1985年，筆者將關於臺灣抗日史的學術論文寄往臺灣，卻從此消失無蹤，應該是臺灣當局判斷為「危險文書」因此遭到沒收。但無人能得知事實經過，時光飛逝，直到去年9月，筆者收到某位臺灣的研究者寄來一封令人意外的電子郵件。
寄自臺灣的PDF檔案
「在國家安全局的檔案裡，找到寫有老師名字的文件。『警總』攔截老師的郵件，並向國家安全局通報。該文件以附件檔案傳送給老師。」我在去年（2021年）9月的時候，收到舊識吳俊瑩先生的來信。
2007年，我曾在臺灣政治大學的臺灣史研究所擔任為期半年的客座教授，因而結識了吳先生。當時他還是研究生，現在已在直接隸屬於總統府的國史館擔任研究員，從事史料編纂工作，同時亦以臺灣現代政治史的新銳研究者身份，活躍於學界。
所謂「警總」指的是臺灣警備總司令部，此機關自1940年代末到1987年7月為止，負責執行長期戒嚴令，作為此時期政治管制與鎮壓異己的核心機構。很長一段時間，這兩個字在臺灣無人不知，令人聞風喪膽。所謂的國家安全局，則是直接隸屬於總統的機關，負責總理國內外的安全情報。李登輝就任總統不久，便曾提到「我才是情報機關的老闆」，此語相當知名。
政府機關保存的文件（行政相關公文。臺灣稱為「檔案」，以下沿用之）在1999年「檔案法」（政府文件管理法）制定後，規定國家檔案建立滿30年，原則上便可供閱覽，但國家安全局的極機密檔案在民主化後仍不輕易公開。不過重新檢視威權主義體制時期打壓政治異己與侵害人權的「轉型正義」浪潮高漲，因此蔡英文政權上臺後便制定了「政治檔案條例」，促使相關檔案可以開放閱覽。吳俊瑩先生寄來給我的文件是移交國家檔案局管理的國家安全局檔案，他以研究者的個人身份申請而取得（並非國史館管理的資料）。
遭開封竊取的信件與未能寄達的研究論文
以下的照片是該警總檔案的封面。吳俊瑩先生拿到的是「副本」，發文者蓋印橡皮章，名為「沙淘金」，根據吳先生的說法，這是警總擔任郵件攔截檢閱的「特檢處」之化名。過去在國民黨政權之下，習慣以三個字的中國人名作為政治敏感部門的代稱。此副本的受文者為「鍾國勝」，按吳先生的說法，亦為負責國內安全的國家安全局第三處的化名。而「正本」的受文者是「文正言」，副本的另一位受文者則是「高宇泓」，皆為國安局政治情報部門的化名。從照片右下角的橡皮印可以得知，檔案的發文日期為「中華民國74年（1985年）7月24日」。
文件主旨是居住於香港的若林正丈寄送題為「重新思考臺灣抗日民族主義的問題狀況」（譯注：原題為「台湾抗日ナショナリズムの問題状況再考」）印刷物，給臺北市的江春男與臺北縣和臺南市人士。論文內容關於1927年後的「臺灣文化協會」、「臺共」（日本殖民統治期的臺灣共產黨）和「臺灣民主黨」等從事臺獨運動的事件史實，附在文件裡以供參考。白色條狀遮蓋的部分是檔案管理局許可吳俊瑩先生取得該文件之際，依據保護個人隱私的規定而採取的處置措施。
以下的照片是我寄送論文抽印本給江春男先生時所使用的信封。我當時任職於日本駐香港總領事館，而「江春男」則是司馬文武先生的本名，在「我的臺灣研究人生」專欄裡他曾二次登場。在刊載之前會先取得司馬先生首肯，才讓名字出現在文章裡。司馬先生曾任黨外雜誌《八十年代》的編輯，是一位具有影響力的知名新聞從業人士，因此與其說是警總監控我，應該是監控寄送給司馬文武的郵件，找出我從香港寄送的論文抽印本，打開後一看，發現寫有「臺灣共產黨」等文字，以至於遭到攔截沒收。
再以下的照片是論文抽印本的封面，檔案裡耗費工夫地附上了論文全文連同封底所有頁數的照片。刊載論文的雜誌是我當時以助教身份任職的東大教養學部所發行的幾種研究紀要之一，發行日期為1985年3月30日。
如此一來，關於這本論文抽印本的下落，直到吳俊瑩先生從國家檔案管理局的清單裡找出並通知我為止，郵件曾遭警總從中攔截並通報國家安全局一事，無論是收件人的司馬文武先生，還是身為寄件人的我，這36年來我們都無從得知。
在解嚴後幾年之內我已明確得知，當時自己大量接觸臺灣的「黨外」人士而成為情報治安機關監控的對象，之前的連載文章曾言及此事。去年吳俊瑩先生為我找出此檔案後，藉此我便可以得知，1985年夏天之際我已成為監控對象。
不過，此論文其後經吳密察先生翻譯後刊載於《當代》月刊。以下的照片為該論文首頁。刊載雜誌的發行日期為1987年9月1日，大概是我的郵件遭攔截約2年後。而在約1個半月前的1987年7月15日，長期的戒嚴令終告解除。不僅是我想不起吳密察先生如何取得我的論文，對於我的詢問，吳密察先生連自己以前曾經翻譯過那篇文章一事，亦是不復記憶。
長期戒嚴令下情報治安的日常業務
我的論文僅僅是針對存在於日本殖民統治期的各種抵抗運動，簡單地分析並分類其不同的戰略構想，完全未曾論及現代的狀況。因此我認為直接郵寄並不會產生任何問題，也當然知道警總監控著臺灣國內與外國之間的通訊往來。
我仍清楚記得當事者實際告訴我的情況。此人是當時在臺灣大學研究所留學的日本人，曾在日本的大學裡以中華人民共和國所制定的拼音與簡體字學會了中文，為了應付研究所程度的研究與閱讀，需要解釋詳盡的大型中日辭典。但當時臺灣禁止攜入簡體字書籍。而旅客出入境之際皆須接受行李檢查，幾乎毫無例外地，在查驗護照後，行李都會被打開檢查。
當時他心生一計，天真地寫信給他將要來臺探望兒子的雙親，拜託父母在行李箱底部偷偷塞入所需的中日辭典（愛知大學編『中日大辭典』）。他的父母抵達臺北的機場後，在關稅查驗處打開行李箱，負責查驗官員毫無遲疑地便找到那本辭典，當下沒收充公。這恐怕也是由攔截我信件的相同情報機關，打開該位留學生寄給父母的航空信件，再聯絡機場的負責官員，通知其雙親名字、抵達日期與搭乘航班代號，並再次封上信封，重新放入郵件業務的程序。當天，機場的負責官員便守株待兔，直到他的父母抵達。
在長期戒嚴令之下，情報與治安機關龐大的日常業務毫不停歇地持續進行，我和這位留學生的案例，不過是其中的幾個案例之一。若以山脈譬喻，可以說是其山麓地帶雜木林中的一棵樹。各路人馬挑戰國民黨威權主義體制，其實際行動與情報治安機關之間的攻防，便是在如此日常業務重層積累的極上方，亦即其山脈的稜線地帶展開。若從國際性的層面來說，為了救援遭監禁的政治犯以及訴求改善獄中待遇，日本的臺灣政治犯救援會與國際特赦組織進行的諸多活動，亦在此稜線地帶展開。這便是我認為的過往攻防的構圖。
到了1986年夏天，臺灣各個城市公然舉行反對政府的示威行動，警總也已無法加以規範限制，我曾在其他回的連載裡，提及當時觀察到戒嚴令已然淪為「死物」。在我的記憶裡，在那之前不久，機場的行李檢查幾乎已淪為形式。
在這些地方亦能觀察並得知威權主義體制已產生動搖。
圖片由筆者攝影、提供
標題圖片：「警總」若林正丈相關資料送達文件（左）和論文抽印本的封面（右）
原文出處 nipp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