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社會有人以「黑金政治」來形容中國國民黨的政治，如此形容合理嗎？
「黑」即「黑道」，「金」是「金錢」。一九九○年代台灣各項中央民代選舉，在黨國一體的政黨運作過程中，必須靠金錢賄選才可以當選，再利用黑道勢力介入地方政治充當護法，使得黑金結合成為左右國家政策的利益團體。其中，具有黑道背景的人士，本身更直接參與選舉，進入地方基層政治，之後再進入中央，干預地方與中央的政治資源，藉機將自己的身分漂白，利用開設合法的公司為掩飾，以幫派做後盾，成為妨礙國家政治的絆腳石。故涉及政府、財團、黑道的政治，稱為「黑金政治」。
然而，黑金政治並非始自一九九○年代，早在中國大陸時代的一九二○年代，蔣介石主控下的國民黨，即已埋下種因。原本在國民黨陣營之中「排無生肖」的蔣介石，從黃埔軍校校長開始發跡，先後鬥倒國民黨內各個大老，掌握軍權，透過「北伐」，攀上中國政治的頂峰。自一九二七年以後，蔣介石主導下的國民黨，與「江浙財閥」建立更密切的關係，成就了蔣、宋、孔、陳「四大家族」的興起。蔣並結交上海黑社會的青幫頭子杜月笙，不僅利用其旗下流氓來暗殺政治異己，也利用他們來掌控金融機構，「黑金」政治於焉形成。
一九三二年間，蔣介石的特務要角、「軍統」頭子戴笠，與蔣介石的「換貼」弟兄、上海青幫頭子杜月笙，共同籌組大運公司，經銷航空公路建設獎券，和販賣煙土（鴉片），謀取暴利，來補貼龐大的特務活動經費。杜月笙販賣鴉片的銷售對象還包括美國，美國毒品局就曾記載：中國人董海翁是杜月笙與美國犯罪集團海洛英買賣的主要聯絡人。一方面又兼任中國外交部長宋子文的保鑣兼司機；美國國務院的檔案也記錄：大量的中國海洛英，是利用外交途徑走私進入美國的；美國財政部的看法是：董海翁是蔣介石的代理人，負責安排將毒品送到美國之各項事宜。
為了個人獨裁與一黨專政，蔣介石製造各種恐怖暗殺，極力打擊在野民主人士，例如一九三一年捕殺鄧演達、一九三三年暗殺楊杏佛、一九三四年暗殺史量才、一九四六年連續暗殺李公樸、聞一多……、一九四九年屠殺楊虎城全家，連小孩都不留。而民主人士張君勱、羅隆基、沈鈞儒、鄒韜奮等，都曾遭其逮捕下獄。不計其數的知識份子，遭一介獨夫迫害。他手下的「軍統局」（戴笠、毛人鳳主持）、「中統局」（陳立夫、陳果夫主持）等特務組織，以及上海角頭杜月笙主導的青幫，都成為他暗殺政治異己、整肅異議人士的工具。
「黑」「金」一體兩面的政權，勢必應驗艾克頓（Lord Acton）的名言：「權力使人腐化，絕對的權力使人絕對腐化。」蔣介石掌控的國民黨黑金政權的腐敗，罄竹難書，茲舉二○○三年十月二十五日美國《紐約時報》回顧蔣宋美齡一生的大篇幅報導來看，足可見其一斑。這篇標題「蔣女士．105．中國領導人的寡婦死亡」的報導中，整篇文章從開始到結尾，都不斷強調一件事，就是蔣宋美齡A了美國的錢，報導中也呈現了蔣政權在大陸時代的腐敗：「歷史學家們記錄了蔣介石以殘殺手腕，贏取，保有，最終失去權力的過程。後來幾年，事情變得明朗化，蔣氏家庭A了好幾億用來支援中國抗日和打共產黨戰爭的美援。」「他們是賊，他們每一個人都是賊。」「他們從我們送給蔣政府的上十億美金裡，偷取了將近七億五千萬美金。他們偷了這筆錢，而且將這筆錢投資在巴西的聖保羅，以及就在這裡，紐約的房地產。」
一九四九年八月五日美國國務院發表的〈對華白皮書〉，把蔣政權的貪污腐敗，淋漓呈現。〈白皮書〉的序言說：「腐敗是國民黨政權崩潰的致命因素。」這一年年底，國民黨政權終於敗逃到台灣。
戰後初期的台灣地方政治，原本充滿著士紳主導的色彩，揆諸一九四六年各級民意代表，從國民參政員、省參議會議員，到各縣市參議會議員，多屬地方士紳或地主，但是經歷了一場腥風血雨的二二八大整肅之後，許多台灣社會菁英消失殆盡，許多劫後餘生的地方領袖，對政治產生恐懼與冷漠，不再與聞政治，加以緊接而來的「土地改革」及白色恐怖政治，更讓地方領導階層產生鬆動，地方政治體質逐漸改變，土豪地痞、黑道流氓、地方政客逐漸進入地方政壇，形成劣幣驅逐良幣的現象，埋下了往後國民黨政權在台的「黑金」政治的另一路途。
國民黨敗退來台之後，為了其政權的穩定，以養地方派系穩定其政權，地方派系藉基層金融、介入公共工程等經濟特權，維持其派系發展；進一步將黑道勢力引進樁腳動員系統，久而久之，黑道人物也學會選舉動員模式，參與選舉，進入各縣市地方議會。黑金政治人物利用暴力和賄選等手段，控制地方政治勢力，進一步取得官職或民意代表的位置。黑金出身的政治人物，通常在從政過程中，經常又會以貪污等方式來補回在選舉時使用的資金，或回饋黑道的支持。
黑金政治包含兩個層面──「政商勾結」以及「政黑勾結」。
前者「政商勾結」的結果，利益輸送等行為相當嚴重，以下的案例也就不足為奇。例如：前立法院長劉松藩非法超貸台中商銀十五億，收取佣金一點五億；前高雄市議長朱安雄掏空安峰公司資金二百一十七億和議長賄選；曾任國民黨中常委的王又曾，掏空一千億以上；前屏東縣立委郭廷才，挪用東港信合社存款二十三億，屏東市公園預定地地皮炒作，不法獲利近十九億元；前高雄市長王玉雲中興銀行超貸案違法放貸八百億；前國安局出納組上校劉冠軍貪污洗錢國安密帳二點六億；前東帝士集團總裁陳由豪私挪東華公司八點八億，銀行貸款六百二十三億中逾期放款二百億；前立委王令麟掏空力霸、台開和遠倉公司資產共約十二億；前立委廖福本販賣奇美公司假股票詐騙一點六億；新偕中集團總裁梁柏薰以人頭帳戶向華僑銀行超貸冒貸五十三億；軍購處上校涉嫌尹清楓命案和拉法葉軍購弊案，收取佣金一百六十五億……，還有施治明、伍澤元、朱婉清、何智輝等等「族繁不及備載」的名單，全為中國國民黨同志。
至於「政黑勾結」，則是政權當局與黑道之間往來，相互利用。例如一九八四年十月，軍事情報局利用外省黑社會組織竹聯幫的弟兄，到美國刺殺華裔的異議作家江南，爆發的江南命案，即是政黑掛鉤的極致。
台灣民主化之後，黑道人物不僅更積極參選各級地方首長及民意代表，還進一步攀升進入國會。一九九四年警政署檢肅科就指出，八百八十三名縣市議員當中，有二十八名是流氓，二十九名是幫派份子，一百五十名有黑道關係。一九九五年的情治報告，鄉鎮民代表37.8％具有黑道背景，縣市議員約26.5％，中央民代約3％。
黑道背景的人士成為民意代表，他們不僅藉此「漂白」，並藉此貫串「人脈」「錢脈」，他們利用在地方的強大勢力當選，在任時利用其身分為自己的「事業」護航。
黑道治鄉、治縣，甚至治國的模式，有以下六種：掌握地方派系的金脈（農會、地方信合社）、介入公共工程、土地買賣或炒作、選舉賄選或恐嚇、股市投機炒作、經營不法事業。
從基層金融逾放款情形及呆帳數目，可以看出地方金融被政治權力掏空的「失金」程度。例如屏東縣逾放金額高達二百六十億（二○○○年）；全國各地農會信用部逾放比超過50％的農會，就有十五家，超過30％的有三十七家。台灣省農會逾放比高達90％。（二○○○年）
三大黑金法案：「農發條例」、「博弈條款」、「地方首長、農漁會幹事解職鬆綁條例」，顯示了「黑金治國」的可悲與可惡。
【參考資料及推薦閱讀】
李筱峰，《台灣人應該認識的蔣介石》，台北：玉山社，二○○四。
陳國霖，《黑金—— 台灣政治與經濟實況揭密》，台北：商周，二○○四。
邱花妹，〈透視黑金關係〉，《天下雜誌》，二○○○．一．一。
編輯部，〈黑金政治，人民的最恨〉，《天下雜誌》，二○○○．一．一。
原文出處 李筱峰著《台灣史101問》第79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