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黨政府於威權統治時期對全台各大專院校師生進行綿密監控，在白色恐怖年代，師生參加左翼讀書會會惹來殺身之禍，到了1980年代，情治機關為強化對校園師生與社團的掌握，更成立「安苑專案」監控「偏激份子」；促轉會委託學界研究報告指出，包含林濁水、陳文茜、劉一德等7人都曾被調查局「掛線監聽」過，情感私生活亦記錄在監控檔案中。
促轉會委託台大社會系教授林國明進行「威權統治時期校園與社會監控之研究」，報告指出，調查局曾監控學界、法界、政界、商界、藝文界、媒體界等知名人士，這些特定人士因為思想言行違逆威權政府的意識形態，引起他人或情治機關的注意，但其思想言行尚未達到需要鎮壓的程度，因此調查局針對這些人立案監控，以便控制與避免日後對威權統治產生威脅。
此外，特定的目標群體，例如校園的學生社團、宗教組織、黨外雜誌、海外學人等，也遭到當局監控。值得注意的是，受到監控的對象，不只是實際挑戰政府權威的政治人物和團體，一般人民或社會團體也會因為言行思想被認為對威權政府政策造成潛在威脅，而受情治機關立案監控。
以校園監控的「安苑專案」為例，該專案監控目的與對象，原則上是為了追查被列為「安苑專案對象」的「陰謀份子」（偏激學生）的個人言行與組織行動；但在不同時間點，調查對象各有不同。
研究指出，調查局對於「陰謀」和「陰謀份子」會有陰謀論的假定想像，再根據陰謀論想像進行基層佈偵及監控。在安苑專案第一個版本的「陰謀份子」，調查局希望找出學運領導人劉一德案幕後的指使者，而調查局很快假定必定有一個「海外陰謀集團」；因此，統治當局的調查對象，全是已知涉案台大學生及其黨外熟識者，力求透過監控揪出指揮他們的「海外陰謀集團」。
但是，隨著這群第一代學生與後屆學弟妹的互動及社團組織的傳承，加上這群第二代台大學生、少數政大、輔大友伴的社會運動與政治參與，調查局實質上漸將關注對象轉為這群「台大偏激學生」。
研究發現，舊的陰謀論顯然不足以涵蓋新的偵查內容，取而代之的陰謀論，不再是海外集團與劉一德的關聯，而是不同的黨外人士「推動利用台大學運之陰謀行為」；事情發展到最後，安苑專案對象逐漸擴張至他校、已難以直接追溯到第一波的「陰謀」，就監控對象而言，實質上全台各種有抗爭行動、甚至是挑戰國民黨的言行的組織與個人，都可能被納入安苑專案的偵查對象。
據研究，調查局極度懷疑有「海外陰謀集團」或「社會人士」在幕後支使劉一德，認為社會人士才有可能與海外叛國份子或共匪有勾聯，調查局台北處長高明輝在1984年一場會議上指示，未來要對「台灣年代」邱義仁多加注意。
另外，也有調查局官員認為可查明是否與「史明集團」有關，或從「鎮遠」、「海雷」的涉嫌對象（楊碧川等）的關聯下手追查幕後牽連；至於劉一德是「自發性」此一見解，調查局則未採納。
因此就對象而言，監控對象主要是以網絡和聚會關係界定的，調查局鎖定所謂「劉勁忠辦公室」（劉一德、賴勁麟、李文忠）過從甚密的成員為主，特別是與他們共同在花園新城林濁水住宅聚會的人士，而且並不限於學生。
最後，調查局列出7名重點監控對象，其中有林濁水、陳文茜、陳雲端3名社會人士，以及劉一德、賴勁麟、李文忠、林正焜4名學生。但會中台北處文教組戴組長提議將「立場及態度均甚特殊而奇怪的吳叡人」納入。
根據〈安苑專案偏激學生活動案〉相關檔案，調查局曾「掛線監聽」林濁水、陳文茜所經營的「跳蚤窩」，以及劉一德與其當時女友租屋處等地，紀錄內容不僅限於政治和組織內關係，也包含商務糾紛、情感私生活等。
另一方面，在安苑專案的框架下，調查局台北處在校園內、甚至組織內也已有佈建，例如時任台大代聯會主席的吳叡人於1984年3月至教育部抗議事件後、在代聯會辦公室內與其他學生代表的爭執與協商、及其與記者的談話內容，都曾有線民予以回報。
此外，原住民組織與刊物《高山青》，原本不屬於安苑專案、甚至不屬於調查局三處偵查的案件，也因為陳文茜和劉一德等人經查乃是「大專山地青年聯誼會」重要的輔助者，而移轉到安苑專案下接受調查。
研究結論指出，在美麗島事件後的1980年代初期，政治氣氛仍舊高壓肅殺，但統治者為了因應來自內部與外部的各種壓力，其心態與手段已經慢慢開始有所調整。
在校園監控方面，「春風專案」與「校園安定小組」常態性的校園監控體系依然存在，加上針對校園內「偏激份子」設立的「安苑專案」，且隨著學運在1980年代中末期的蓬勃發展，「校園監控的力度與密度都加大了」。另一方面，從結果上來看，以「犯罪偵查」為導向的安苑專案，最後並沒有「偵破」任何犯罪案件，也沒有逮捕任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