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針對臺灣軍政階層人士在二二八事件中的行止加以論述，並追究其應負之責任。文中又分臺灣省行政長官兼警備總司令陳儀、警備總部參謀長柯遠芬、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緝、其他軍政人員、情治人員五節詳述。
戰後國民政府接收臺灣，國民黨內派系傾軋奪權的政治習性與生態跨海移植到臺灣來，但做為臺灣最高軍政領導人物的陳儀領導無方，坐視派系惡鬥；用人不明，對下屬的貪污腐化與軍紀敗壞視若無睹；政策失當，造成用人歧視、經濟剝削與社會動盪。二二八事件前，陳儀的失政已令臺灣民眾對國民政府極度失望，上海媒體已預言臺灣「隨時可能發生暴動局面」。
經由大量出土史料與口述史的研究結果發現，事變發生後，陳儀困於手中欠缺足夠兵力控制局面，乃對民眾虛與委蛇、拖延誆騙。然陳儀自始即不懷好意，沒有誠意面對臺灣民眾的政治改革要求，大玩兩手策略，表面讓步、背地請兵，一旦確定援兵將至，馬上態度丕變推翻前議，甚至羅織罪狀，製造師出有名的假象，為自己的治臺無方卸盡責任。如此惡質的權謀詭詐行徑，正是前近代式中國官場積習的縮影，最該受到嚴厲的譴責。
臺灣省警備總部參謀長柯遠芬則則在臺灣事變伊始即先入為主咬定是共產黨幕後操縱，乃設局利用士紳製造分化、編納流氓與情治人員加工「武裝暴動」，誇大事件之嚴重性，一面彰顯自己的先見之明、一面推卸應負的責任。國府軍隊增援之後，警備總部主導捕殺臺灣菁英與民眾之工作；甚至利用機會敲詐勒索、為所欲為，被赴臺查辦的楊亮功指為「違法殺人作惡」。
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緝也對高雄「三二事件」自始即主觀認定是共產黨策動的「陰謀活動」，反對和平解決，堅持「軍事平亂」。3月5日彭孟緝假意談判，計誘民間領袖上壽山，並於3月6日對高雄市區發動軍事行動、屠殺無辜民眾，造成重大傷亡。彭孟緝因在二二八事件中「主動平亂」，被拔擢為台灣最高軍事首長，一生官運亨通；卻也因為以血腥手段鎮壓、濫殺無辜，而在民間留下「高雄屠夫」的罵名。
其他軍政人員方面，憲兵第四團團長張慕陶協助柯遠芬利用士紳分化事處理委員會，並數度公然撒謊、鬆弛民眾心防；國府軍隊抵臺後，憲四團積極參與逮捕民眾之行動，目無法紀、狂拘濫捕的情形造成人心惶惶；甚至與警備總部爭功爭權，毫無法治觀念。基隆要塞司令史宏熹縱容要塞軍士報復屠殺，手法殘酷絕倫，臺人受害情行僅次於高雄；史宏熹本人及其姪史國華都被指控在事件後藉機殺人報復。整編二十一師師長劉雨卿馭下無方，所屬的部隊自南北雙向掃蕩推進、兵士競相殺人洩恨，恐怖屠殺罪行為臺灣史上所僅見。而各地負責執行「綏靖」、「清鄉」任務的軍政人員，則是厲行恐怖統治、侵犯基本人權之政權的共犯與幫兇。各地軍政憲警人員與外省人公務員乘機勒索、搶奪錢財、殺人構陷的事件層出不窮，迫使改組後的臺灣省政府，不得不電飭各地方政府嚴予查禁上述不法情事。
情治人員也在二二八事件中扮演了積極的角色。戰後初期，包括警備總部調查室、國防部保密局（軍統）、國民黨臺灣省黨部調查室（中統）、憲兵團等機構都在臺灣各地佈署調查員與線民，監視臺灣社會動向。根據新近出土的＜許德輝呈毛人鳳－－臺灣二二八事件反間工作報告＞與相關史料發現，事變中，保密局指揮許德輝組織台北地區落流氓共250人組「忠義服務隊」，表面維持治安，實則大肆猖獗、擴大事端，毆打外省人、燒燬外省人商店，製造中央政府派兵藉口；另方面則號召催促純潔青年學生出動，事後歸罪學生作為代罪羔羊。各系統情治人員在事件中別有所圖，密電中央政府，誇大臺灣事變嚴重情形、危言聳聽，打擊陳儀威信。情治人員並誇大二二八事件中的暴亂情形失控，凸顯外省人的受害程度，強調共產操縱事件、黨員數萬人，更咬定事件並非單純要求政治改革，而係奪權叛國的行為等等，其目的不外：一、暴露陳儀對臺灣情勢完全失去掌握能力，打擊其威信；二、為眾多情治機關竟不能協助維持臺灣局勢之穩定，推卸責任；三、為請求援兵與武力解決尋求藉口。而如此危言聳聽的情報一一呈報到南京最高當局，無疑更加強化當局派兵鎮壓的決心。
1947年4月，國防部保密局提出了一份＜二二八事變叛逆名冊＞，將全臺分為臺北、新竹、臺中、臺南、高雄、屏東、花蓮等各區，羅列了逾千名「叛逆」之名單，有關這些人的姓名、性別、年齡、籍貫、原職、擔任之「逆職」、罪行、住址等詳細資料一應俱全，包括事件中立場溫和的林獻堂名列「叛逆」之首，又如半山人士李萬居、連震東、黃國書等都在其中，幾乎臺灣知名人士都難逃羅網，打擊面之廣，令人驚心。
本文作者陳翠蓮時任淡江大學公行系副教授兼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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