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的兩顆原子彈，結束了二次大戰。撤退到大後方的中國國民政府，措手不及的成為了戰勝國，在倉促中接管台灣。台灣人滿懷期待慶祝「光復」，卻不知道新的變局即將來臨。1945年（昭和20年）8月6日及8月9日，盟軍的兩顆原子彈，分別在日本的廣島和長崎開花。8月15日，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在戰爭中節節敗退到大後方的中國國民政府，意想不到地成為戰勝者。當時日本的投降，不是向中國國民政府投降，而是向聯合國盟軍投降，聯合國最高統帥再指派中國戰區最高統帥蔣介石，接受日軍在中國戰區的投降。台灣就在這種情況下，由蔣介石派員接管。實際上，這是一次暫時的軍事佔領，10月25日，中國國民政府的陳儀將軍，在公會堂（即後來的臺北中山堂）接受日軍投降，當時大家都毫無懷疑地，稱之為「台灣光復」。
「台灣光復」，雖然在程序上，沒有經過台灣住民的同意，但是就實際民情來看，當時一般台灣人民對於所謂「光復」，大多抱持歡迎的態度，並以中國其他地區沒有的熱烈心情，迎接來自中國的國民政府。
例如：曾經在日本時代從事抗日社會運動的人士，如陳炘、葉榮鐘等人，籌組「歡迎國民政府籌備委員會」在各地張燈結彩，以迎接國民政府。有一副對聯這樣寫著：「喜離淒風苦雨景/快睹青天白日旗」；全島各大市鎮都有當地青年自動自發組織地方團體，用來維持地方秩序，保護日本留下的敵產，以便讓國民政府能順利接收。當時台灣人對於這些來自「祖國」的接收人員的心理，作家吳濁流會這樣描述說：「對這些接收人員，台灣人打從心底以對待英雄的方式歡迎。」（吳濁流《台灣連翹》）
儘管台灣人民歡天喜地迎接「光復」歡迎新來的「祖國」但是新來的中國政府卻以「征服者」的態度對待台灣。首先，國民政府在台灣設立了一個和中國各省不一樣的制度，叫做「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做為統治台灣的總機關。這個機關擁有行政、立法、司法、軍事各項大權，齊集一體，很像日本時代總督府的翻版，延續了類似日本時代的殖民體制。
因此，許多滿懷期待與理想的台灣知識份子，看到這種體制出現之後，都失望地戲稱它叫「新總督府」。擔任台灣行政長官兼台灣警備總司令的陳儀，則被稱為「新總督」。戰後台灣的政治、經濟、社會等各項資源，幾乎壟斷在這種所謂「新總督府」的體制下，也為一年四個月後的「二二八」事件埋下了伏筆。
國民政府接管台灣後，首先讓台灣人民立刻感受到的是政治上的全面壟斷、特權橫行、貪污腐敗，而且外行領導內行。國民政府雖然名義上給台灣人參政的機會，但實際上卻以「台灣沒有政治人才」為藉口，甚至以「台胞不解國語國文」為理由，把許多受過良好教育的台灣人，排斥在中高級職位之外。
因此，戰後的台灣，重要的職位幾乎由來自中國的人士所壟斷。例如：在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的21名高層人員中，只有1名台籍人士（他是教育處副處長宋斐如，而且，宋斐如不幸在二二八事件中也被國民政府殺害了）。再者，在長官公署的316名中層人員中，台籍人士只有17人，餘皆中國人。於此可見，戰後中國人取代了日治時代日本人在台的統治地位，讓滿懷期待的台灣知識份子開始感到失望。
中國人士壟斷權位之後，緊接著是牽親引戚的群帶關係開始出現。中國文化中「家族政治」的特色，開始在台灣島上「光復」了。
例如：台中地方法院五十名職員中，有一半職員是院長的親戚。花蓮法院也類似如此；農林處檢驗局的葉姓局長一上任之後，把一位具有30年經驗的台省籍技正范錦堂弄走，然後以葉局長的二房姨太太來補缺；高雄有一所學校，新任劉姓校長上任之後，竟然聘用了一位不識字的老師，原來這位不識字的老師是校長的岳父大人。
這種現象，在日治時代是絕不可能發生的。
更令台灣人不平的是，同一個單位、同一個級職、同樣的工作，中國人領的薪水，往往是台灣人的兩倍。他們美其名說是「偏遠地區」的「加薪」。日治時代也有「加俸」的差別待遇，但差距還沒有這麼大。
差別待遇還不要緊，外行領導內行，才更叫人嘖嘖稱奇。在中國上不熟知甘蔗、蔗糖的人，來了台灣可以當起糖廠的主任、廠長。在中國上沒有看過火車的人，來了台灣可以當鐵路局的課員，一個月薪水六百元，遠超過一個月只領四百元、擁有十幾年鐵路經驗的台籍副站長。
以上的不平與不公，都還不是最嚴重的。最讓台灣人民不能忍受的，是官場上的貪污腐化。按中國在抗戰結束後，國民政府一些接收人員到光復區專接收金條、洋房、汽車、高位和小妾，中飽私囊，民間譏稱他們「五子登科」（五子是指金子、房子、車子、位子、女子）。來到台灣的接收人員，也有不少「五子登科」的人。
廖文奎博士曾沉痛指出：「接收及行政人員，多係貪污之流……，或公財私用，或敵產擅賣，或浮報不實，人在台省，心在上海賭場，全無節用愛民，經國濟世之舉措，其腐敗卑劣每非台胞所能想像者。」
所以，當時台灣民間把「接收」謔稱為「劫收」。
「劫收」後政治的貪污腐敗風氣，讓台灣同胞開了五十年未開之眼界。1946年（民國35年）1月底到2月上旬的《民報》上，有關貪污的新聞就有6件之多，平均兩天一件，這些目不暇給的醜聞，令台灣人痛心疾首。
台灣民間流傳著一句俗話，用來挖苦那些1945年之後，中國國民政府派來台灣接收日治遺留的物資的人，什麼都吃：（台語發音）「食銅食鐵，食到阿魯米（鋁），有毛的食到鬃刷；無毛的食到稱錘；有腳食到樓梯；無腳的食到桌櫃。」
在經濟方面，也同樣全面的壟斷；代表著當時統治經濟的兩個機構：一為「專賣局」，一為「貿易局」。
行政長官公署繼承日治時代的專賣制度，對樟腦、火柴、煙、酒、度量衡等用品，全部納入專賣制度；另設貿易局，壟斷了全台工、農產品的購銷和輸出。
公營事業又無限擴大，遠超過日治時代的獨占企業。省內復員人數日增月加，公營生產事業又因用事不得其人，致使各業半身不遂，因之失業者之數，不能勝算。當時全台人口600萬，失業人口有40萬到80萬不等的記錄。
物價因官僚資本的剝削和台幣的濫發，一漲再漲，甚至不知其終止點。以往以產米和糖聞名於全世界的台灣，米糖價格反比上海、香港、廈門等地還貴，台北市零售米價，在中國國民政府接收的1年多後，漲了400倍，結果生民塗炭，民不聊生。總之，中國國民政府接管後的台灣人民，生活更加窘困；誠如美國華盛頓大學教授F.H.Michael和G.E. Taylor在其合著的“The Far East in the Modern World”一書中所說的：「那些幾乎為全島經濟命脈所繫的日本企業，被納入政府的專賣組織，並由中國來台的中國人充任其中，台灣的財富受到有系統的掠奪（Looted），生產力大降，稻米頓然短缺。對台灣人來說，他們立刻感覺到，少數的中國官員將獨占島上的經濟……」。
由於經濟蕭條、民生凋敝，因而社會上盜賊四起，尤其是「由內地來的同胞，常結黨成群，各處劫奪財物」（1946.10.28《民報》社論〈要預防年底的危機〉：更令台灣人民痛心疾首的是，派駐在台灣的軍隊紀律敗壞，經常欺擾人民。
1945年10月25日中國國民政府的接收台灣部隊，軍紀到底如何敗壞？且看當時擔任中國國民政府憲兵第四團團長的高維民，對當時軍紀的一段回憶：
「廿五日接收以前，我便裝到台北各地走過，發現這個地方秩序井然，現象真好，並從新職人士中得知『夜不閉戶，路不拾遺』。商店訂價後不作興討價還價，店東可說是童叟無欺，對每個人都很和藹、誠實。風氣太好了，我非常感動。但是七十軍的部隊實在太糟，該軍在基隆未下船前，雖有零星上岸，披著毯子，拖著草鞋，隨便在船邊大小便者，而因範圍小，影響不大。
正式下船時，雖然整隊而行，其服裝破爛，不堪入目，於夾道歡迎的人群中，頓使台省同胞失望，……〔中略〕七十軍是先我一週來台的。這些兵於十月廿五日開始接收之日放出來以後，問題多了。……〔中略〕
當時台胞普遍都騎腳踏車，譬如到郵局辦事，都把車停在郵局前面的車架裏，那些兵一看沒鎖，也沒人看，騎了就走。……〔中略〕
那時候沒鐵門，也沒有圍牆，只是用幾塊石頭，圍成院子種些花草，也有少數士兵一看屋裏沒人，跑進去拿東西，這在過去從來沒有的。還有，不守秩序的士兵，他們習慣坐車不買票。搭火車不走正門，從柵欄上就跳進去；上車也不走車門，從車窗就跳進跳出。
當時只有一家中國口味的大菜館「蓬萊閣」，該軍一少校參謀吃飯時，對女招待動手動腳，惹起反感，乃開槍示威。」（高維民口述，褔蜀濤記錄，〈台灣光復初時的軍紀〉，載《中華雜誌》25期，1987.2。）
隨七十軍來台的軍人作家張拓蕪也說，台灣民間稱七十軍為「賊仔兵」。
中國國民政府接管台灣第二年，社會治安嚴重惡化，一年之間刑事案件增加28倍。1946年，台灣社會經常發生軍警與民眾衝突事件，社會動盪不安。台灣人原以為同文同種的中國，是心目中可以託付的祖國，沒想到，真正的中國降臨台灣後，才發現這個中國與心目中的「祖國」相差甚遠，簡直難以適應。
中國國民政府接管台灣的1年4個月後，台灣就爆發了「二二八」事件。
[參考資料】李筱峰，《解讀二二八》，1998，台北，玉山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