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出處：【紀工報】
一部議題式的紀錄片，不能是一篇論文，起碼也要是一篇社論。但《我們的那時此刻》（2015）看來就像是一些還沒整理好的文獻探討，也難怪它一直在文不對題，或論述偏移。
影片一開始透過字卡問觀眾一生總有一部影片影響著自己，但旋即入目的是已然被遺忘的「國歌」影片，這個「傳統」已失傳，估計「八０後」的觀眾都不太熟悉了；不過重點不在於這個「傳統」是否應該被喚回，而是說當字卡提了問題，接著貌似要進行解答之前，還得先對「國家」——哪一個？誰的？——歌功頌德一番，基本上也奠定了這部片的大致走向了：意識型態主宰了觀影歡愉。這個開場讓人冷汗直流，當影片近末透過（從聲音到現身的）桂綸鎂（但也可能是導演）主張電影要和觀眾接觸這種論調時，回想開場，無疑是莫大的諷刺。
這部片真的準備好要請觀眾好好看看台灣電影嗎？喔，不，畢竟片名叫「我們的那時此刻」，題目上完全無關電影，也不是（人們以為的）金馬獎歷史的回顧，更不是台灣近代史的耙梳。可是「我們的」又是誰的？如果無法界定這個主詞，那麼自然也就無法定義「那時」到「此刻」的時間跨度了。
不過，在國歌之後，影片馬上服務了入場前不清楚這部片創作語境的觀眾（如我），還算是開宗明義，直接談八二三砲戰、「金馬」牌潮流以及金馬獎的誕生，以此說明最初設獎的基本精神：作為一種堅毅的台灣抵抗精神。這一個初衷看來本意也是好的，畢竟把目光放在可以動員最大群體（不論是拍攝、宣傳還是消費）的流行媒介，來作為國家精神的象徵，始終應該是頗為正確的作法（就這點來看，共產黨與國民黨可說是英雄所見略同），不過，自從金馬獎開始「綜藝化」之後，乃至於歷經了台片沒落港片入侵，到港片沒落陸片入侵之後，這個「金馬精神」也同樣顯得諷刺。
先不說上述兩點自相矛盾的首尾呼應，或者說，其實這種落差本是影片所樂見，甚至是精心策劃的。這也是為何才剛提了金馬精神之後，馬上又丟出一個新問題：為何初代金馬獎都辦在 10 月 31 日？這個問題也順便將「影片人物」1 號給介紹出場：一位聲稱影迷的攝影助理無法回答這個問題。蓋因金馬除了彰顯台灣精神之外，當時也是先總統 蔣公的生日賀禮。其實在這裡的並列也還算是合理的，一個影迷對電影的愛是私人的，就像頒獎典禮也可以僅僅是獻給一個人。與前一段開場合參，充滿批判性；事實上，這位影迷聽聞此事後也不置可否，要不是因為導演給他的劇本沒有寫明該如何反應？否則就是這位影迷基本上根本沒有反省的能力。
隨即介紹的主題仍聚焦在金馬獎，將前兩屆盛況以及台灣電影試圖在黃梅調大舉入侵的陣勢下試圖透過「健康寫實」（這個詞在片中沒有提到）來力挽狂瀾，同時一邊混合紀錄影像交代台灣發展，再順便介紹出影片人物2號，一位愛看三廳電影的女工；她看電影的理由只為了明星。
至此，這部片的大致野心也已經表明了：同時要處理金馬獎的歷史，也要談台灣社會的發展，再不時聚焦在個人觀影的情懷（後面除了這些「小人物」之外，還包括了很多電影從業人員的現身說法；但就是沒有政府相關人士是身兼影迷而可以順便發聲的），三項不小的論題穿插呈現，估計是想面面俱到，卻落得處處空缺。並且終究暴露了三項致命問題。
第一是在材料取得問題，即使是一般觀眾應該也察覺到，引用的影片素材不乏惡劣畫質者，當然，作為一部「紀錄片」（如果真的稱得上的話），這點上可以算是一個優勢，畢竟沒有人會在這點上斤斤計較。但是問題依然存在，既然有些片段相當糟糕卻還是在顧及其重要性的前提下，不顧其與全片品質的不統一，這能讓人接受；但相反地，有些明明已有公認地位的作品卻不見片影，甚至連提都不被提一下，這就讓人困惑了。
必然有一種說法是某些片的版權無法取得，但是難道除了影片、海報、劇照甚至劇本之外，就沒有辦法用別的方式讓應該被提及的影片出場？哪怕是某個專家學者談到亦可，教台灣電影史的學者、教師應該不在少數吧？假如說就是要讓這些「學院」論述遠離這部紀錄片好保持某種新鮮的視點，那麼坦白說，讓影人們反過來談政治、社會似乎也有點不妥，畢竟學有專精。材料的取得與否實在不是一部紀錄片的限制，否則，除了當下之外，紀錄片是否不該再有別的議題呢？
第二是立場的問題。受訪的影人是否真的能代表這段超過半世紀的歷史，特別是在這短短兩小時內要壓縮這麼長的歷史（且還是三個領域），「戲份」的分配當然也就得小心謹慎，姑且不說那位串場用的攝影助理（比如他無法回答10月31日是什麼日子這樣的段落是否應該耗費兩三分鐘？），像是《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也只匆匆一瞥。
但是對《熱帶魚》卻花了不小的篇幅去介紹，從導演到深受其影響的某影城公關經理，但這部片不論在藝術上還是票房上都沒有一個關鍵性地位（儘管我個人也挺喜歡這部片），難道就只因為邀訪了導演所以給了較多的篇幅嗎？同理，金馬獎50屆以來有多少女演員獲獎片刻也值得再回味，但片中除了功能性引用（比如在談到港片大舉入侵的段落中，重現港星如張曼玉的獲獎情況）外，也還特別禮遇擔任本片旁白的桂綸鎂，特地帶觀眾重溫她獲得最佳影后的片刻。
第三點則是形式問題，也算是回應片名的大哉問，也就是那時與此刻之間形成了什麼樣的關係？事實上，要是透過編年史的方式來敘事並無不可，畢竟獎項的頒發本來就是逐年發生，可以看到該年比較受到注目（並不能說是最重要）的影片有哪些，也大概可以推敲出影史發展的雛形；但是編年體終究不容易引導觀眾去感受那時此刻的平行時間。
再說，片中並不乏時序跳躍的問題，比方說才談到台灣新電影，結果隨意放上兩三部片的片段之後，匆忙帶過，直接就來到《七匹狼》（1989），原以為新電影這一章就這麼被掠去，沒想到時序又退回至中正紀念堂剛落成的 1983 年，再以《搭錯車》（1983）片中於中正紀念堂演唱的段落作了一段文章之後，又將片中一段著名的政府拆遷戲之後，剪入了 2013 年的大埔強拆案的新聞影像，順著「政治」這個話題，接下去順便交代了解嚴、野百合學運、 蔣故總統經國先生過世，中間穿插了《稻草人》（1987）搬運未爆彈的戲，然後再回頭再補充了一下新電影的突破，透過資深影評人焦雄屏之口強調當時的新電影導演都可以和世界級大師並駕齊驅，這個證詞似乎十分可靠，畢竟她曾自稱「台灣新電影之母」。
但諷刺的是，緊接著就是《悲情城市》（1989）與港片《三個女人的故事》（1989）在金馬獎上廝殺但卻只得到最佳導演獎的實況，《悲情城市》在獲得金獅獎（證實了焦雄屏的說法）的同時，卻不被自家人看重，也是十足諷刺。但是光看這一段關於台灣新電影的史事，其跳躍的依據實在不是非常明確，《搭錯車》與大埔案也僅僅是因為事件的性質相同而被並列，大概算是片中少數三、四段真的有將「那時此刻」體現出來的段落，但是同樣諷刺的是，儘管導演似乎在特映會映後有過一段為人稱道的言論：「我看到一個機會很開心：劉政鴻縣長可以在這部紀錄片裡留下不滅的歷史形象，便毫不遲疑剪入張藥房被毀片段。」
但是這段話卻恰恰表明了導演大概不太清楚這部紀錄片究竟要做什麼，那樣的問題不是應該用另一部更集中的紀錄片去探討嗎？倘若導演有意以這稀少的幾個樣本，試圖表達台灣社會在過去三十年來都沒什麼改變，那麼，這樣一個大議題實在需要更多的樣本，並且甚至可以成為這部片的主要形式，也才更符合片名的「那時此刻」。否則這些有選擇、有立場的片段回顧，也就只能隱喻為有成見的「此刻」去追念被選擇的「那時」而已。
是說片中認為在台片、港片相繼沒落，而金馬獎可能在這樣的窘境下，還雪上加霜開放大陸影片角逐，這裡不言說的大概是為了讓典禮不至於冷清難看，所以擴大了參賽範圍；但可以預料到的結果，必然是大陸片款走多數重要大獎的結果。進而台片在無力與外片競爭的前提下，加入了 WTO，將此事看做一定程度上的轉機：尋求外資合作，並以《雙瞳》（2002）作為例證。與此同時，同樣基於未明說的理由，台片似乎是以紀錄片向商業進軍而帶動了商業片的復甦；先不說這個論調是否有足夠的證據支持，但至少可以肯定的是最早試圖打入商業系統的一批紀錄片裡頭，應該還包含當年引起不少議論的《生命》（2004），但這部片不知道什麼原因，連提都沒被提起一下。
當然，什麼是「應該」純粹由導演自行決定，很公平的是，導演編簒的是屬於他自己的台灣（電影）史，它也必然是充滿斷裂與碎片。甚至，這部同樣走商業映演的作品，自然也含有煽情（已經算克制）的段落，特別是影片收尾時讓若干電影人（多數是曾在金馬獎獲獎的人）注視攝影機向金馬獎致謝，觀眾這才發現，原來主旨還是金馬獎。
只是，透過蒙太奇的並列，我們都很難斷定這部片是真的在歌頌金馬獎，比如說 蔣公過世後，影片似乎暗示金馬獎的「綜藝化」（第 15 屆），再隔兩屆甚至還推出了自己的主題曲，象徵了一個新生與展望，但隨後卻接的美麗島事件的新聞畫面，兩個段落的比鄰使得像是暗示金馬的「獨立」也是靠著對官方意識的對抗得來；甚至在 蔣故總統的過世才緊接著談台灣新電影的「突破」，彷彿中央成了電影發展的阻力，如此才能說明為何新電影的這一章居然被切割得如此支離破碎。
在《臥虎藏龍》（2000）（的身分問題）到加入 WTO 之間，匆忙地瞥過 921 大地震、政黨輪替以及 SARS 的緊繃影像之後，迎來《美麗時光》（2001）（當然，「美麗時光」可能是為緊接著談的外資合作這件事做出註解；但同樣也成為前一連串慘事做出總結），看到這裡都已經不知如何去理解導演對於時事的認知，自然也不可能要求影片解釋在那些「破億俱樂部」的成員之後，輕描淡寫的港片低迷，到底又是為什麼，因為這部片什麼都不解釋，也什麼都解釋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