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年台灣紀錄片引發觀影熱潮與重視後，相關單位打鐵趁熱疾呼紀錄片創作應朝產業化發展，建置永續發展的環境，提供創作者穩定的謀生條件與創作資源，以免讓社會對紀錄片的重視再度僅止於曇花一現。國家電影中心主持的紀錄片平台「Taiwan Docs」也從此方向著手，自下半年起邀請資深工作者為有志創作紀錄片的年輕工作者分享籌資、發行上的工作經驗。在六月與八月，電影中心各舉辦了一場「Doc Talk」座談會，分別從海外籌資與國內發行來切入探討。
如何前進國際尋找資源：釐清故事、磨亮觀點是必做功課
近年紀錄片雖看似引起主流社會高度關注，但對多數從業者而言，在國內籌資仍困難重重。同時，紀錄片提案大會成為國際產業主流媒合模式，主辦單位也向各國廣徵製片企劃，因此，近年台灣相關機構也持續鼓勵年輕工作者嘗試尋求海外合作資源。但邁進國際之前，創作者仍有不少準備功課。賀照緹導演受邀出席六月的Doc Talk，她正在製作中的紀錄長片《只要我長大》曾入選荷蘭阿姆斯特丹紀錄片影展的提案大會，並獲得日舞影展的資金贊助。
座談會上，賀照緹認為公開提案的形式是一種文化表演，在來自不同國家的聽眾面前，說故事的能力是重要關鍵，加上台灣紀錄片若想走向國際，非常需要透過文化轉譯讓他國觀眾理解作品，產生情感交流，為此，導演必須不斷提煉自己的故事，釐清自己的企圖與訊息，在提案影片中透過普同語言傳達，並訓練自己用最簡潔有力的方式說出故事。除了簡報技巧之外，提案者對提問的回答也是一大關鍵，為了不再提問時被問倒，大家需要釐清自己的作品要說什麼、主角的選擇、故事線、甚至設想影片的最後一個鏡頭，因為這些環節都會在台上遇到。
賀照緹作品多半從本土題材出發，卻也有國際社會能夠共鳴的普同語言，成為她在提案會上的一大優勢。她以《只要我長大》為例，本片以兩位出身貧困原住民家庭的蹺家少女為主角，提出當家庭失去功能時青少年應該離家自立的看法。她認為本片雖以台灣原住民為拍攝對象，但其所討論的親子與貧窮等社會議題也常見於各國社會，成為影片與觀眾溝通的重要橋樑，而面對這樣的題材最重要的是「在舊議題之中發現新視角，從舊問題中找到新的見解。」
台灣創作者可從亞洲提案會出發
同場受邀者也包括資深製片史祖德，其製作公司長期與國家地理頻道合作，由他們向電視台提案並接受委託製作節目，近年也積極參與新北市紀錄片提案。他認為在中國崛起的年代，台灣紀錄片拍攝資源往往遠低於資本雄厚的中國，但對岸當局「高、大、尚」的政治考量反而限制了中國紀錄片的創作空間，台灣的言論自由成為我們最大的優勢，讓現今台灣紀錄片的創作能量仍可與中國匹敵。
從海外尋找創作資源是一個發展方向，但知名國際提案平台多以歐美為根據地，台灣工作者參加的負擔高，為此史祖德鼓勵大家先從亞洲開始，並介紹四個重要的亞洲提案會。中國「廣州國際紀錄片節」的提案大會是亞洲歷史最悠久的媒合活動，雖然主辦單位能提供的參加補助有限，不過此活動距離台灣最近，且有許多國際買家參與，是接觸國際製作單位最好的機會。另一重要媒合活動是「陽光紀錄片亞洲提案會」（Asian Side of the Doc），此活動是「陽光紀錄片提案大會」（Sunny Side of the Doc）的子項目，年年於中國不同省分舉行，規模與一般的國際提案相同，但當場達成合作機率低，需靠製片回國後持續追蹤有興趣買家。位於新加坡的「亞洲創意提案」（Asian Pitch）是由日本、新加坡、南韓、台灣四國公視合作，徵求亞洲故事與觀點的作品，但獲選作品需在一年內完成影片，時程門檻高。最後是九月將在台北登場的「CCDF華人紀錄片提案大會」，由CNEX視納華人基金會主辦，他鼓勵年輕紀錄片工作者應趁地利之便多多嘗試投件，入選後可以多帶幾部作品，在一對一的媒合會議時多向投資方自我推薦，增加合作機會。
如何累積作品的關注能量：創作端、發行端合作需從前期開始
我國紀錄片想要走上國際舞台，還需加強精鍊作品的能力，再加上製片的積極態度，才有機會吸引更多合作資源。但作品完成後若要在國內找到成功帶動社會關注，背後需要的是創作者和行銷團隊之間的互信與更深度、更早開始的合作。在八月舉行的「DOC TALK」講座裡，曾經合作318社運紀錄片《太陽・不遠》映演的製片賀照緹與「牽猴子整合行銷」總監王師一起分享了紀錄片製作方與行銷團隊的合作經驗。
賀照緹與王師都認為《太陽・不遠》的合作雖十分愉快與互信，但不論從製作方或行銷方而言都是非典型的案例。本片從拍攝到上映引起的熱烈響應，需要太多特殊條件配合。而當時參與拍攝的導演與監製無償工作，後製團隊低薪付出，加上行銷團隊也自掏腰包投入宣傳，從產業運作而言都不是正常的模式。
院線紀錄片行銷宛如社會運動
台灣因產業環境特殊，使院線放映成為紀錄片最能引起社會關注的管道，包括《不老騎士》、《看見台灣》、《十二夜》、《一首搖滾上月球》等作品都透過觀影熱潮帶動社會關注。但賀照緹認為，台灣院線紀錄片的多樣性仍然不足。王師從行銷經驗與市場觀察直言，從極端的角度來看，台灣的紀錄片確實也可以有藝術與商業的區隔。他觀察到紀錄片若成功締造票房與話題，有兩個重要關鍵：一是影片議題與社會的關連是否足夠？二是影片的感性層面是否夠打動觀眾？若此兩條件都有足夠能量，就能引起社會關注。他也指出，相較於劇情片，紀錄片的行銷資源相對困乏，反而刺激行銷團隊思考新策略，激發新的突破，例如2013年兩部在商業上最成功的院線紀錄片《看見台灣》與《十二夜》，他們的行銷手法與效應都有如一場社會運動。
在這如社會運動的行銷策略裡，群眾募資是各行銷團隊近年仰賴的重要管道，「群眾募資有趣在於它的多重性與複合性功能」王師說。能否成功募款的重要性為其次，群眾募資讓產品有機會測試市場水溫，各種回饋方案的設計又可提高贊助意願，也能拉近作品與大眾的距離，以《行者》為例，除了小額贊助的回饋之外，團隊針對高額贊助者推出拍攝場景的秘境導覽，以及參觀劇團不公開的總採排等方案。但王師也指出，執行回饋方案所需要的成本也需要小心規劃，否則有時因為贊助者眾，寄送回饋贈品的運費開銷反而會回過頭侵蝕到辛苦募得的經費。
創作者不能閉門造車 和社會團體合作可讓作品更精準
一部紀錄片要成功登上院線並引發社會關注，賀照緹認為創作者不能閉門造車，拍攝團隊從前期開始就需要和行銷團隊密切合作，「我個人反對發行和行銷的動作是在影片結束後才做，導演在前期需要很多刺激，不論是來自社會團體或發行團隊的意見，都可以讓導演參考。」賀照緹表示。王師也認為行銷團隊從前期加入，能夠及早開始幫紀錄片尋找目標觀眾，並累積能量與關注度，讓影片在上映時能夠很快的受到社會關注。王師以年底將發行的紀錄片《灣生回家》為例，本片行銷團隊先透過和出版社合作發行同名書籍，並在台灣創下超過三萬本銷量的佳績，也使本片議題成為關注焦點，作者受邀至許多單位演講，在本片上映之前便已累積了一定的觀眾基礎。
賀照緹認為在拍攝前期和相關社會團體合作，可為年輕工作者帶來許多協助，海外非政府單位「Good Pitch好提案」便是媒合社會團體與紀錄片工作者的重要平台。和社會團體合作能獲得專業意見、初步的觀眾反應、甚至資金贊助，社會團體也可以提早得知影片資訊，不論是包場或是贊助也有更多時間準備。王師也認為一部紀錄片成功要素在於它跟社會連結的深淺，以及串連所有相關環節，並定期維護關係。但現今相關的資源與平台分散於各個機構，他盼望未來能有一個平台串連所有資源。
院線發行未來是否仍一定是台灣紀錄片的成功之道？在賀照緹與王師合作《太陽・不遠》的經驗看來，為來仍有許多不同的可能。當初由於發行經費有限，本片在中南部有不少場放映選擇在獨立書店或咖啡館舉行，反而拓展更多討論的空間，加上後續DVD的發行，都還是有許多機會讓作品被看見，甚至是商業上的發展機會。若論作品的觸擊率，王師以李惠仁導演的《不能戳的秘密》為例，本片雖然只有在公視放映並發行DVD，加上導演也在Youtube上公開完整影片供大眾點閱，若從至今影片超過70萬人的點擊次數，且大部分來自台灣的情形來看，相當於破億票房才能達到的觸擊率（若票價以每人250元計算，一億票房相當於40萬觀影人次）。
9/10-9/13 「DOC+ 紀錄片國際工作坊」全方位解析紀錄片產業
還有哪些不同的管道能讓作品被更多人看見？紀錄片製片又能如何有效尋找資源？創作者又該如何將作品打磨的更強而有力？這些問題接下來都將會在9月10到9月13國家電影中心舉辦的「DOC+紀錄片國際工作坊」得到更深入的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