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出處 http://mypaper.pchome.com.tw/kuan0416/post/1281895885（圖文版權皆屬原著作權人所有）
月亮在我窗前盪漾，透進了愛的光芒，
我低頭靜靜的想一想，猜不透你心腸。
好像今晚月亮一樣，忽明忽暗又忽亮，
啊～啊～到底是愛，還是心慌，啊～啊～月光。
月夜情境像夢一樣，那甜蜜怎能相忘，
細語猶在耳邊盪漾，怎不叫我回想。
我怕見那月亮光，抬頭把那窗簾拉上，
啊～啊～我心兒醉，我心兒慌，啊～啊～月光。
60年代台灣剛有電視時，這首〈月光小夜曲〉就被號稱「長青歌后」的紫薇唱紅，日後又被蔡琴翻唱而流傳於兩岸；70年代甚至被香港的薰妮翻唱為粵語版〈每當變幻時〉。但你若以為兩岸三地的華人，對這首歌都是相同的印象，那就大錯特錯了。戰前出生的台灣人都會知道這首歌的背景，因為那是他們小學時就讀過的課文（初等國語科卷五17課）。
1993年春天，一位16歲的日本女高中生，來台灣參加羽球賽時，在KTV裡聽到〈月光小夜曲〉後非常喜歡，於是寫成遊記投稿，被刊登在4月9日《每日新聞》。由於承平日久，海峽兩岸與日本的年輕人，都無法理解戰爭的殘酷與軍國主義的手段，只把這首歌當作情歌。國營電視NHK於是展開一場「尋訪之旅」，到台灣製作了《幻の歌「サヨンの鐘」が聞こえる》（聽見了虛幻之歌「莎央之鐘」）的紀錄片。
莎央是台灣原住民少女，1938年9月27日在風雨中被當局徵召，背著將入伍的日本老師田北正記的行李下山，經過武塔南溪的獨木橋時墜河失蹤。兩天後的《台灣日日新報》，標題只是「蕃婦跌落溪中，行方不明」。但到了1941年1月《台灣愛國婦人新報․112號》，莎央已變成當地的「女子青年團副團長」。到了《理蕃之友․117號》，落水時的莎央手裡還多了一面日本國旗。
1941年5月，在台灣的日籍畫家鹽月桃甫，特別為莎央作畫。6月，哥倫比亞唱片公司灌製由詩人西条八十作詞、古賀正男作曲，紅歌星渡辺はま子演唱的〈サヨンの鐘〉，立刻風行全台。10月9日《台灣日日新報》報導，畫家堀田清治也畫了一幅「莎央」獻給當時的總督長谷川清。到最後台灣人吳曼沙的小說《サヨンの鐘》裡，落水時的莎央不但緊握著恩師的武士刀，獲救後還在國旗上寫下自己的名字後才嚥氣，「愛國少女莎央」的故事也終於「完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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サヨンの鐘 （ 莎央之鐘）
嵐吹きまく 峰麓ふもと （暴風雨吹襲著高峰山谷）
流れ危ふき 丸木橋 （洪流沖擊著獨木橋）
渡るは誰ぞ 麗うるわし乙女 （青春美麗的誰家姑娘）
紅き唇 ああ サヨン （紅紅的雙唇～啊～莎央）
晴れの戦に 出て給ふ （為了捍衛鄉土勇敢上沙場）
雄々し師の君 なつかしや （雄赳赳氣昂昂英姿扣心弦）
荷なう荷物に 歌さへ朗ら（肩上扛著行曩歌聲震山谷）
雨は降る降る ああ サヨン（狂風暴雨中～啊～莎央）
散るや嵐 に花一と枝 （可憐一枝春花落失激流中）
消えて悲しき水煙り（滾滾洪水一去不復返）
蕃社の森に小鳥は啼けど（迷濛的山谷中小鳥為你哭泣）
何故に帰へらぬ ああ サヨン （為什麼不回來～啊～莎央）
清き乙女の真心を（青春美麗的少女真誠心）
誰か涙にしのばるる （有誰能夠不為你灑淚）
南の島のたそがれ深く（南島的姑娘呀雖然天色近黃昏）
鐘は鳴る鳴る ああ サヨン（鐘聲永為你敲響～啊～莎央）
這首〈サヨンの鐘〉，在戰後周藍萍填詞改為〈月光小夜曲〉，翻唱後流行於華人地區。很多日本人或台灣人在KTV裡常點錯歌，誤點為李香蘭在電影裡所唱〈サヨンの歌〉。因為這兩首歌詞曲作者都一樣，但內容、曲調與演唱者卻都不同。
〈サヨンの鐘〉這首歌流行於電影拍攝之前，只是電影把這首歌當成插曲而已。（關於〈サヨンの歌〉，請見拙作「台灣人的中國心與日本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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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4月，太平洋戰爭爆發前，日本已被軍國主義氣焰籠罩，長谷川總督頒贈一具刻有「愛國乙女サヨンの鐘」（愛國少女莎央之鐘）銘文的銅鐘，贈予莎央的家屬，陳列於她的故鄉宜蘭南澳，藉以期許全台高砂族青年效法莎央「獻一命於軍國之愛國熱情，且盡事親之孝養的忠孝之心」。
1943月3月，二戰正如火如荼，台灣總督府為了募集前線的軍伕，於是邀請國內的松竹映畫公司與滿州國的滿州映畫公司，聯合製作皇民化宣傳大戲《サヨンの鐘》，由執導《金色夜叉》的清水宏導演籌畫，並邀當時紅遍亞洲的李香蘭來台與原住民合拍。但電影並不是在事發地點的宜蘭南澳（在台灣東北部）拍攝，而改成13年前「霧社事件」的爆發地，台灣中部的櫻の社（春陽部落）。劇中主角都由日籍影星擔任，第二男主角的名字還被叫做「莫那」（影射霧社事件首領「莫那魯道」）。
電影最先是五分鐘的泰雅族生活紀錄片，今日卻成了最珍貴的人類學史料。接著故事開始於女主角莎央（サヨン，李香蘭飾）的男友沙布洛（サブロ，島崎溌飾）自日本學成返鄉，卻引來部落裡另一男子莫那（モーナ，中川健三飾）的嫉妒。結局是莎央為了歡送部落裡的警手（警局的雜役）武田先生（近衛敏明飾）奉召入伍，強忍高燒而冒險渡河，卻不幸跌落激流中而香消玉殞。
雖然劇情表面上只是男女三角關係，但「置入性行銷」的卻是鼓吹年輕人從軍，所以片中不管是泰雅青年或日本年輕教師，都以收到召集令為莫大光榮，結果成效果然甚佳。台語片老導演何居明事後回憶，當時他擔任台中州映像放送會雇員，經常背著沉重的放映機攀爬山路，巡迴各部落放映《莎央之鐘》，原住民感動萬分，爭相到派出所登記從軍，由於志願「名額」有限，不但要身家調查、口試筆試與體能測驗，還有人以「血書」爭取從軍機會。
曾任「高砂義勇兵」，戰後擔任仁愛鄉長的高聰義（布農族人）回憶，部隊遠赴南洋前夕，在台北公會堂（現在的中山堂）觀賞《莎央之鐘》，當時被電影感動得淚流滿面，一心想效法莎央；但後來到了戰場才發現，原住民僅是炮灰。因為他們都被派到最艱困的森林，所以傷亡比例比正規軍高，而且戰後也未獲得任何官方賠償。直到1974年，躲在印尼叢林裡29年的史尼雍（日名中村輝夫、漢名李光輝）被發現，才引發全球媒體的關注。
戰後台灣統治者由日本改為老蔣，為了「中國化」，南澳鄉的「莎央之鐘」被拆除後下落不明，「愛國乙女サヨンの鐘」碑文中的「愛國」和「サヨン」兩處被磨掉。〈サヨンの鐘〉的歌曲被中文版的〈月光小夜曲〉替代，甚至還有一部複製的台語電影《沙容》，但從軍不是為了「大東亞聖戰」，而是要「反攻大陸」。原住民也從日本人口中的「高砂族」，成了中國人口中的「山胞」。至於霧社事件，歷史的變化就更有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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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弟弟正男，死於10月27日的霧社事件，他還是小學生。
那天我們很高興的參加運動會，卻聽到蕃人的槍聲，我們驚慌的躲到公學校新原校長的宿舍，這時弟弟已經不知道在哪裡了。我躲在廚房裡假裝死去，直到黃昏。大約下午四點左右，我和同在這裡躲避的五、六個人，一起到廁所裡去躲藏，接下來兩天都沒有吃東西，直到29日清晨，警察才把我們救出來。
二、三天後，我和媽媽回到公學校去找你，結果在校長宿舍的窗下，發現你的頭已經被砍掉了，我覺得很可憐，忍不住掉下淚來。你被砍時一定很痛吧？而且是哭著喊媽媽吧？想到這裡，我忍不住又掉下淚來。
媽媽想剪下你的指甲留念，但你的指甲沒有長出來。想剪下你的頭髮，你的頭又被砍了。11月3日，我們把你的屍體燒成骨灰，這時我更傷心了。就是到了今天，我想起你仍然會流淚。」
這篇文章的作者是當時11歲的小島重雄，用著稚氣未脫的文筆，紀念他在霧社事件中遇難的弟弟。當天早上，他的媽媽小島松野，帶著五個孩子來霧社公學校，參加日本小孩讀的小學、漢人小孩讀的公學校與原住民小孩讀的蕃童教育所的三校聯合運動會。
塞德克族(泰雅族一支)馬赫坡社（Mahebo）大頭目莫那．魯道(Mona Rudao)，趁機帶領著塔洛灣（Talowan）、波亞倫（Boalum）、荷歌（Hogo）、斯克（Suku）與羅多夫（Rodof）共六社的青壯原住民，持槍帶刀的衝入運動場，殺害了老弱婦孺在內的134名日本人，以及李彩雲與劉才良兩名漢人。
因為事發突然，小島松野只能帶著長子重雄與三子正男，逃往新原校長的宿舍，結果正男在屋外就先遇害。松野目睹自己十一歲的孩子被砍斷頭顱，但為了另一個孩子重雄，還是冒死衝進廚房，等莫那一群人進屋時，仍繼續開槍與劈砍，連躲在櫥櫃與床下的孩童也都不放過。松野於是按著重雄的頭，帶著其他六個日本孩子，躺在血泊遍地的廚房裝死，僥倖逃過一劫。
入夜之前，松野在全校的屍體與血泊中翻尋，又找到十個倖存的孩子，為了提防莫那的族人再來學校，她把這十七個孩子都藏在廁所裡。這時已經是秋末，山區原本就冷，而且沒有吃喝，廁所又通風不良。但整整兩天，她發揮了最堅強的母性，不斷安撫這十七個飢寒交迫的孩子，直到日軍的高井部隊上山後，他們十八人才獲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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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死裡逃生，但松野依舊活在驚慌憂煩中。因為她另外三個年紀更小的孩子：五歲的義夫、三歲的利夫，還有六個月大的今朝夫，當時依然音訊全無。大屠殺時她是學校裡唯一倖存的大人，但入夜後卻沒有帶著重雄逃走，或是先去尋找自己另外三個孩子，而是留下照顧安撫另外十六個孩子。
幸好原來在松野家裡，有兩位幫傭的道澤社（Toda）原住民少女魯比•那威與嘿米莉•比荷，當大屠殺一開始，她們立刻背著著三個孩子逃離學校，往道澤社的方向逃亡。可是半路上就看到日軍的飛機已經在霧社上空盤旋，一來她們也不知道澤社是否正在戰爭中，二來她們更擔心，萬一道澤社也加入了莫那魯道的陣營，回去之後，這三個孩子就難逃一死了。
為了三個毫無血緣的日本孩子，魯比與嘿米莉決定不顧自己安危，要把他們送回日本人手上。如果逃往埔里街上，那裡是漢人居住的市集，不會被戰爭波及；可是這樣走就必須先經過霧社，三個日本孩子恐將難逃毒手。於是她們反而往更深山，三十公里外的馬利巴方向前進。
兩個少女帶著三個孩子，躲躲藏藏的走了兩天，終於到了馬力巴社，當地原住民並未加入抗日陣營，馬力巴駐在所的警察於是護送魯比與嘿米莉，還有義夫、利夫與襁媬中的今朝夫，越過大甲溪到達東勢。比起其他在學校裡遇難的孩子，他們三人確實是幸運。兩位原住民少女的義行，也在這場台日相互滅族的屠殺中，成了可貴的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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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われらはこの世を去らねばならぬ。蕃人の興奮は出役が多いためにこんな 事件になりました。われらも蕃人たちに捕われ、どうすることもできません。昭和五年十月二十七日午前九時。」
（我們必須離開人世，蕃人因飽受役使終於爆發積壓己久的公憤，我們也被蕃人逮捕沒有任何辦法。昭和五年十月二十七日午前九時。）
這是霧社分室宿舍的牆壁上，乙種巡察花岡一郎與警手花岡二郎，用日文共同署名的遺書。花岡一郎與花岡二郎不是兄弟，也不是日本人。一郎本名拉其斯．諾敏（Dakis Nomin），二郎本名拉其斯．那威（Dakis Nawi），他們都是荷歌社的原住民，因為從小聰慧，公學校畢業後，主管「理蕃」事務的能高郡警察課，保送他們進埔里小學高等科。荷歌社位於高海拔山區，春天時緋櫻（山櫻花）盛開，在熱帶的台灣是少見的景象，日本老師就以「花岡」為他們的姓氏。
一郎與二郎是日本當局「理蕃」政策下的「樣板」，尤其是一郎，他還不是頭目之子，但成績優異，連劍道與柔道都很好，證明日式教育的成功。1925年（大正十四年）入台中師範就讀，畢業後擔任霧社分社乙種巡察，都被當局與媒體大肆吹噓。乙種巡察其實並不負責治安，而是擔任教師。由於他日語流利，所以也是日本人類學者的得力助手。至於二郎在小學高等科畢業後擔任的「警手」，就是警局裡的雜役。
日本的「理蕃」政策不只是栽培原住民男性而已。一郎的妻子川野花子原名娥賓．那威（Opin Nawi），二郎的妻子高山初子原名娥賓．塔達歐（Opin Dado），她們是表姊妹，都出身荷歌社的頭目家庭，因為聰慧過人，被送到埔里小學高等科就讀。1929年（昭和四年）八月，高郡警察課命令花子和初子輟學，十月二十七日「南鎮神祭」（台灣神社祭典）時與一郎、二郎結為夫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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霧社事件剛爆發時，整個霧社山區被原住民制控，對外交通和信息全部中斷，「霧社皆亡」的音訊傳遍台灣各地，連日本中央政府也非常震驚。因為一來霧社原本是日本理蕃政策的示範區，教育、醫療等措施好過其他漢人居住的村落，甚至超過國內，但原住民竟然用「滅族」的手段來對抗。二來事件爆發後，外界隔了一天才知道，以致日本人死傷慘重。但警局的電話線卻一直都是暢通的，為何沒有通報？（莫那並不笨，如果切斷霧社對外的聯絡，附近軍警一定立刻來查線）
台灣總督府與台中州廳的官員原本認為，這些「未開化蕃」不可能發動如此完美的攻擊，讓當地日人完全被殺，就推論一定受過「撫育」的花岡一郎、二郎兩人，控制電話線二人不讓消息外洩，即使不是首魁，最少也是共謀。報紙的「號外」刊出後，日本人都憤憤不平地指責花岡兩人「忘恩負義」，也反對懷柔教化式的「理蕃」政策。
但是到了11月12日，更震撼的消息從濁水溪畔的軍警傳來。一郎與花子著日式和服，還有剛滿月的嬰兒幸男，一家三口成川形淌在血泊中。經過檢驗，一郎先殺了花子、幸男再切腹。二郎則穿著賽德克勇士裝在樹上自縊，其他20具花岡兩人家族的上吊屍體，結實纍纍地把大樹的樹枝幾乎折斷。
一郎與二郎壯烈的自殺方式和淒美的死姿，再次震驚了日本當局，更撼動台島的各方人士。因為一郎的「武士道」死法，是一種謝罪的方式，也是一種義理。為了族人他必須與日本對抗，但他確實也受過日本當局與師長極大的恩寵，所以他用切腹的方式還報他的上司與師長。而二郎及其家族選用原住民的自殺方式──上吊，集體自縊的照片也被日人尊崇不已。讚美聲從日本內地和全島各地傳來，也讓日本軍警在征剿行動上受到「節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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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二郎的妻子初子，當時已經懷孕。事件爆發時她穿著和服，險些被抗日的族人所誤殺。她躲在新原校長的宿舍裡時，志願來霧社診療所擔任公醫多年的志桓源次郎，夫婦倆人也躲了進來。但原住民已殺紅了眼，連他們就學時的師長，都在這次屠殺中無人倖存；平日已愛心醫治他們的志桓醫生，這次也難逃大劫。
志桓醫生頭部中彈時，他的妻子慘叫一聲，卻被初子制止後壓倒在地，裝死躲過原住民的屠殺。直到她聽見荷歌社的姑媽在喊著「娥賓」，初子才起來與家人相認。但她站起來時還是一再提醒醫生娘，要繼續裝死到所有原住民都離開後才能起來，這樣救了醫生娘一命。
初子生下二郎的遺腹子花岡初男（阿威．拉其斯）七個月後，在日警安排下，再嫁小她三歲的荷歌社青年中山清（畢荷．瓦歷斯）。婚後四年，又生下一女中山杏子（伊凡．比荷）。中山清雖是「反抗番」的後代，但日本當局並未苛待他，不但讓他去東京遊學，還出任中原公醫診療所的「限地醫」，月薪110元（比日本甲種警察每月70元還多）。
1945年8月，日本天皇「玉音放送」，台灣重歸「祖國」懷抱，原住民莫名其妙的又換了一批主子，歷史又要重新被改寫。霧社的日本人殉難記念碑被拆毀，改立一塊抗日紀念碑。老蔣1969年還批示要將日治時期以武力對抗的抗日份子也送進忠烈祠，於是莫那魯道與花岡一郎兩人，就這樣與福佬人簡大獅、柯鐵、余清芳、羅俊，還有客家人吳湯興、徐驤、羅福星等人，成了中華民國的「烈士」。
但花岡一郎不是已經有遺書明志，而且也殺妻殺子後又切腹，連日本人都不認為他是抗日份子，老蔣何以認為他「抗日」。況且就算遺書是日本人捏造的，但二郎是與一郎一起自殺的，為什麼二郎不是「烈士」？一郎卻是。但這種問題在日本是歷史，在中國卻是政治。主子說是，不是也得是；主子說不是，是也得不是。
至於當年日本的殖民把戲，老蔣當然更要發揚光大。於是中山清被改名成「高永清」，初子被改名「高彩雲」，初男則被改名「高光華」。最可笑的是改活人也就算了，老蔣是連死人都要改。莫那魯道的女兒馬紅莫那，被改名為「張秀妹」後，1970年內政部明令表揚莫那魯道的褒揚令這樣寫著：「查南投縣民莫那奴道（即張老）於日據時期領導本鄉霧社山胞起義抗敵……」。
莫那努道是為了他自己的「祖靈」去對抗日本，不是為了中國去對抗日本，他一定無法搞懂自己為何變成了「張老」。日本改原住民的名字之前要教育十多年，老蔣卻不必花半點力氣，就可以從花岡三郎、四郎、五郎一路改到N郎。唉！要玩「改名」遊戲，小日本哪裡是我們大中國的對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