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今天我去參加「六四」三十週年和「六四紀念館」開幕典禮，會議上要我發言，我就專門講一個人：鄧小平，因為他製造了「八九六四」這個「學潮與屠殺」的粘合體，由此戴上了「屠夫」帽子，然而，鄧小平又靠另外一個招數，即用中國廉價也就是四個字「韜光養晦」，安然渡過執政危機，然後習近平手握兩個「百萬億」崛起，還要跟美國對決太平洋，統一台灣，美國一時無暇西顧，普京瞅準機會，攻進烏克蘭，西歐整個傻臉，所以今天的世界局勢，乃是三十六年前一個屠夫造下的，可是有人梳理嗎？ 2020年「六四」我講過「西方不大容易懂得東方謀略」，現在想想也不盡然，因為西方政治學是超越了馬基雅維利主義的，怎會不懂權術？更基本的陷阱，還是西方國家難以拒絕和中國做生意，這是市場機制使然，或者說，是不是中共這個新集權，找到了用權力超控市場、貿易等商業通則的新權術？亞當斯密那隻「看不見的手」被它抓住了，那就是顛覆了西方自1776年《國富論》以來的全部基礎，怎能不一塌糊塗？】
一、鄧小平第一時間就要殺人
鮑彤在臨終前指出：六、四屠殺，就是鄧小平發動的一場推翻總書記趙紫陽的軍事政變，這當然也是三十幾年來，對六四屠殺最震撼、最新銳的定義。我認為，從政治學的角度看，這個定義是準確的，因為多年來，坊間一直有一個困惑在爭論：面對天安門廣場上手無寸鐵的和平靜坐的學生，有何必要動用坦克機槍武裝的幾十萬國防軍？鄧小平難道瘋了嗎？他沒有瘋，搞政變當然要用一支武裝到牙齒的軍隊。羅宇稱此為「邪惡決策」（https://www.facebook.com/841628330/posts/10158842927468331/?），定性「六四」就是蓋棺論定鄧小平，一如評價「大飢荒」就是定性毛澤東，圍繞著這兩大觀史。
鄧小平四月二十五日會見李鵬、楊尚昆，定性「動亂」之後，一直到五月十一日會見伊朗總統哈梅內伊，中間全部空白。四月三十日趙紫陽訪朝歸來，立刻求見鄧小平。整整兩個星期，趙多次求見都被拒絕，也就是說，趙紫陽從調停廣場絕食那時候起，就沒有見過鄧小平。鄧的秘書王瑞林告訴趙，鄧最近身體很不好。直到五月十三日，趙才得以見鄧。鄧小平幹嘛去了？鄧小平完成了一個操作，為此而神隱，用了十四天。鄧小平四月二十五日在“現代養心殿”定性“動亂”，等於他自己往油桶扔了一根火柴，學生的悲憤是“天空在顫抖，彷彿空氣在燃燒”，他們對他的回應就是“四二七”大遊行，隊伍打著“擁護中國共產黨”的橫幅，不帶憤怒地一道一道衝破警察防線，向全社會釋放的信息就是“人民勝利”，這個回合鄧小平徹底輸了，於是他起了殺心，他不是說了嗎？ 「專政要用起來，留點血不要緊」。
鄧小平決定採取軍事手段，平息學潮，然後改組最高政治權力。他親自去部署野戰軍的進軍京師計畫。根據吳仁華（北京大學古典文獻專業出身）考證，這是非常複雜的一個部署，「調動多個軍區的部隊入京，以達到相互監督制衡的作用，使得各個進京部隊之間互存戒心，難以串連，避免發生兵變事件…對解放軍戒嚴部隊調度的每一個環節都經過了精心的考慮，做了一種‘雙備份’、‘雙保險’的周密安排。無疑也是為了防止「政變」或「兵變」。這分明是要打一場正規戰役，作為總指揮的鄧小平怎可不運籌帷幄一番？十四天或許太緊了吧？為了完成這個操作，他延誤了會見伊朗哈梅內伊。為此他堅決拒絕見趙紫陽，而後者正嘔心瀝血為他平息學潮。
2004年8月中旬，八十歲的李光耀在新加坡發表談話，高度讚揚鄧小平用暴力處理天安門事件，並直接引用鄧小平當時的講話——“鄧曾說，‘如果殺20萬學生可以使中國保持一百年穩定，我就殺。」西方各大媒體都報道了這則新聞。八九當年，中國大陸各級口頭傳達的鄧小平主張「殺二十萬人」的演講中，鄧小平是列舉印尼的例子，即蘇哈託在1964年屠殺二三十萬印尼人以保住政權，從六十年代維持到八十年代，恰好二十年。但今天中共文獻裡所有關於鄧小平對「六四天安門運動」「採取果斷措施」的講話記錄裡，都全部刪除了他關於「殺二十萬人」與「蘇哈托」有關的內容。李光耀卻把鄧小平晚年最見不得光的這段講話，言之鑿鑿地向國際社會合盤托出，還把“二十年”改為“一百年”，以此為鄧擺功。
對此《華爾街日報》發一社論，指出多年來上至官方高層下至鄧的家屬，都在有意迴避「六四」事件；就連「六四」主事者李鵬，也再三在各種公開、私下場合，撇清自己在「六四」血案中的責任。不料，此時卻冒出一個不識時務也不識好歹的新加坡強人李光耀，竭力把「六四」天安門血案當作鄧小平晚年最大功勞來大講特講。六、四屠殺多次被獨裁者當作「典範」。利比亞前領導人卡扎菲，在被暴民毆之前，就曾在電視演講，以北京武力鎮壓學運，派坦克殺入天安門，為他自己在利比亞的暴行辯護。八十年代晚期，嘉樂頓珠，達賴喇嘛的二哥，有一次來拜訪普林斯頓的流亡群落，他是藏人的蘇秦，週遊列國，連橫合縱，接觸過羅斯福、尼赫魯、蔣介石、蔣經國、鄧小平、胡耀邦，也曾率領康巴人跟解放軍打遊擊，大家圍著他聊天，聽他講他的傳奇故事，期間他講了一句話，震懾眾人，也叫我至今難忘，他說：“中共的領導人，其實都是一些中國內戰遺留來的土匪兵痞，他們對付事情的手段，就是殺人。”
“這是一個徹頭徹尾的邪惡決策！”
羅宇說。他稱之為“玉泉山鎮壓決策”，參加決策的人有鄧小平、楊尚昆、楊白冰、王震、李鵬、陳希同。玉泉山在京郊頤和園西邊，早被列為軍事禁地，也俗稱“西山”，鄧林《我的父親鄧小平》中提到：“1977年葉帥安排鄧小平住進西山軍委一個住處的25號樓，這個樓原來是王文三米住在南邊胡門的，葉帥住15號樓。羅宇是前解放軍總參謀長羅瑞卿的兒子，曾任職總參謀部裝備部航空處處長，「六四」鎮壓後憤而辭職出走。 2016年夏他忽然給我來了一封郵件，並附上他起草的《六四風雲》電視劇本。原來他住在賓州中部，離我的住處不遠，不久我請清華出身的六四學生領袖李恆清，開車一個多小時帶我去拜訪他，那是一個東岸典型的sleeping Town，鎮上只有一條街、一個餐館，周圍都是農田，其間配以商貿中心、住宅小區，以及州際公路。羅宇拎了幾瓶啤酒來跟我聊，他談到，“玉泉山決策”，軍委第一副主席趙紫陽沒有簽字，因此是非法的，這個要害乃是日後推翻“鄧決策”及其卅年後果的法規依據。
「鄧小平完全是愚蠢，天安門學生沒剩多少了，北京的學生都回校園去了，只剩下外地學生還在廣場待著，要不了幾天就散了嘛，哪裡用得著再派坦克去鎮壓？簡直就是蠢透了。現在中南海裡的人都清楚，這個決策當年就是毫無必要，讓這個黨都找不到了很大的包袱。我對他說，六四屠殺，並非鄧小平的一時糊塗，屠殺後果對中共而言，就是亡黨亡國，但是最大惡果，是這三十年家園毀滅、人心淪喪。你要拍電視，就要徹底釋放其中的全部意義。“我要負責的，還是我那一小塊‘邪惡決策’部分，”他說：“其他都是你的東西。”關於鎮壓學運的“邪惡決策”，在中共高層使用的話語裡，其實就是“戒嚴決策”，另有一個來源的說法，提供了新的版本，即2005年出版的《陳雲晚年歲月》，透露1989年5月17日的一個“元老密會”。原來，5月16日晚間的政治局常委緊急會議上，趙紫陽不同意多數常委關於「決不向學運退讓」的意見，堅持與廣場溝通。第二天即5月17日，常委再次開議，決定對北京部分地區實施戒嚴，趙紫陽辭職。此書透露，李鵬隨後向中顧委在京委員會議做了通報，“鄧小平、陳雲、李先念、王震等老同志堅決支持多數常委會議的意見，擁護中央（戒嚴）的決定。”
《陳雲晚年歲月》公開的這個細節，具有重新詮釋“戒嚴決策”的含義，那就是5月16日晚的政治局常委會，由於趙紫陽的反對和辭職，未能達成共識，決議無效，於是翌日晚上元老們跨過政治局常委會，做出戒嚴的決策，而這些元老中間，有任何官方職位的人已經退修的官方職位。這是徹頭徹尾的「垂簾聽政」的又一例，當然也是違法的。2019年六月初，「六四」三十週年之際，新世紀出版社一本新書《最後的秘密》在香港面世，披露中共兩次高層會議的鎮壓決策、支持鄧小平、批判並罷黜趙紫陽的過程， 1989年6月19日至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和6月23日至24日的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一共27份機密文件，由一位黨內不具名的高級官員複製並保存至今。本書包括在中共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十七位中共元老支持鄧小平及擁護鎮壓決定。王震、彭真、徐向前、楊尚昆、聶榮臻、萬裡、宋任窮、李瑞環等都嚴厲批評趙紫陽。
其中王震兩次發言指海外敵對勢力採用和平演變手法進行滲透，言辭最為激烈，將趙紫陽支持的改革派稱為「像林彪那樣的大小艦隊」、「控制一大批輿論工具，到處搞政治性沙龍、演講和集會，甚至鑽進黨和國家的核心部門，對外共居崗位」、「連在一起的想法策劃…發動利用社會上的流氓政治團夥和地主官僚、封建軍閥反動階級殘餘及社會渣滓，企圖以動亂直至暴亂，達到推翻中國共產黨」；並逐個列出了他所認為的海外勢力如何影響學運：金錢收買、思想文化滲透、派遣特務、盜竊情報、製造謠言、內部勢力如何影響學運：金錢收買、思想文化滲透、派遣特務、盜竊情報
王震亦表示，如果「鎮壓反革命暴亂就此完結，我很不贊成」；他還提交了一份書面講話，是唯一有兩份發言稿的人，細數具體措施：「該殺的殺，該判刑的判刑，勞改、勞教一大批…戴了帽子的，強制勞改勞教的，一律被吊銷戶口，勞改地區，強制勞改」。在黨內資歷高於鄧小平的元老陳雲未出席會議，以書面的形式提交兩句話：「一、趙紫陽同志辜負了黨對他的期望。二、我同意中央對趙紫陽同志的處理」。陳雲並未明確表示支持鄧小平使用軍隊鎮壓的決定。據悉趙紫陽列席參加了政治局擴大會議，但沒有被安排發言，但他在會上要求講話，為自己解決危機的行動辯解，自此之後趙紫陽被軟禁直到逝世。
二、鄧小平說：讓中國人「吃飽飯」就可以了
今天看來，柏楊（劣根性）甚至魯迅（民族性）的看法，都沒有鄧小平「深刻」，鄧屠夫是徹底的把中國人當「畜牲」看的，認為只要「餵飽了」中國人，政權即無憂，今天的問題是，中國人是否確如鄧小平的預言和判斷呢？答案是全體中國人要回答的。2020年「六四」，中央社記者張淑伶台北4日電：六四事件31週年，作家蘇曉康說，六四改變人類歷史，今天的世界正承受六四後中共發展經濟以壯大自我、同時因恐懼丟失政權而更加專制的苦果，但西方社會對此體認還不夠深刻。
蘇曉康2日與王丹等人獲美國國務卿蓬佩奧（Mike Pompeo）會見，他在行前接受中央社記者採訪時說，在中國禁止討論的情況下，談紀念六四對今天的中國沒什麼意義，但是，理解和反思六四事件，對西方社會來說愈來愈重要。他說，西方政治人物和評論家不容易明白，中共政權因1989年的六四屠殺而有了嚴重的「亡黨亡國、丟掉天下」的焦慮，而這是六四和當今中國政治最重要的關係。
六四鎮壓後，中共領導人鄧小平提出「韜光養晦」之說，加上1970年代末以來的「改革開放」，30年下來，中國的經濟起飛，透過全球化也俘虜了西方文明。蘇曉康在去年底出版的《鬼推磨：中國魔幻三十年》一書中，整理了大屠殺後中國社會的種種變化以及西方綏靖主義的後果。他說，六四危機令中共「生死存亡」，卻「死而後生」，也塑造了一個新的集權形態，令西方至今束手無策，人類不知道明天在哪裡。1988年時，蘇曉康因擔任電視紀錄片「河殤」的總撰稿人，已成為文化界享譽全國的人物，隔年他曾參與連署並在天安門廣場上聲援學生。他說，當時學生並沒有要推翻執政者，但鄧小平立刻認為政權要丟失了，採取開槍鎮壓，「我想，鄧小平也知道自己失策了，殺雞不需用牛刀，付出了太大的代價」。開槍殺人這一步走出去後，就沒有回頭路了。
蘇曉康說，鄧小平認為把經濟提升，人民會暫時忘掉六四，但不可能真的忘掉，中共必須為殺人不斷付出代價；就因為怕丟失政權，必須自外於國際規則和普世價值，搞自己的一套。在蘇曉康看來，幾乎沒有西方的政治人物或評論家看到六、四屠殺對他們有什麼影響。即使中美現在對立，主要基於覺得中國佔了他們的便宜、只想到公平交易的問題，這說明了西方政客始終沒懂得“韜光養晦，改革開放”這兩句話的真義，也沒去認真探討“中國崛起”和六四有什麼關係。
他分析，所謂韜光養晦，就是「我臥薪嘗膽，等我起來就要滅你」，這是「中國式的陰謀」。鄧小平之後，江澤民時代仍低調主張「悶聲發大財」；胡錦濤時期儘管開始壓制民間社會的異見，但也沒有要和西方抗衡的意思；到了習近平主政的時代，則是野心外顯，大力宣傳「一帶一路」等政策。蘇曉康認為，如果西方國家能認識到六四與當今世界局勢的關係、了解中共究竟是怎樣的政權，「我認為他們會從很多方面瓦解這個政權」，就像1950年代美國杜魯門主義的反共戰略一樣，對中共圍堵。
然而，和當年的「老大哥」蘇聯不同的是，經過30年的發展，中國經濟體量成為全球第2，除了富豪外，絕大多數的教授、作家、演員以及城市工人等階層都分享了政權給予的利益，而年輕學生族群則是被官方宣揚的民族主義成功洗腦。經濟上，西方國家難以拒絕和中國做生意；政治上，也很難看到歐美國家想要影響中國。蘇曉康認為，要改變中國政治，必須影響中國的民間社會，但他看不到歐美影響中國社會的作為。反而中共在六四後對任何可能的「境外勢力」處處設限以防止「和平演變」，還輸出銳實力「講好中國故事」。今年的六四紀念日，正值全球關注武漢肺炎疫情及北京強推“香港版國安法”，蘇曉康強調，這些都可以追溯至西方綏靖主義的報應或後果，尤其疫情危機更顯示西方領先地位不再，西方國家是時候重新理解六四。 （編：翟思嘉）
三、北京出了個「習特勒」
跟「北京出了個毛澤東」不可同日而語的是，今天的「習特勒」手握兩個「百萬億」，乃是鄧小平謀略「韜光養晦」之成功，西方現在才醒悟；至於「兩會」百分之百當選，那是集權使然，並不新鮮；可是習手握這兩條，便要做希特勒斯大林，卻令國際社會詫異，而看到「北京出了個希特勒」，在西方政界，至今也只有一個蓬培奧，我猜拜登就不這麼看習近平，否則他怎麼還想跟北京做生意？當年英法雖搞綏靖主義，卻不會跟納粹德國做生意的。所以這個世界在習近平眼裡，像小孩一樣好騙，才是本質。
1.北京政體是個怪物
註定不可持續的一種制度和統治方式，居然耀武揚威地存在了那麼久。中國三十年統治模式，在經驗和學識之外，古今中外都沒有知識可以解讀它。甚至世界上所有的專制政權，都把中國視為一個「可望而不可及的模範」。人們對中國的預測，誤差不只是「經濟發展導致民主」、還在於三十年裏預言「崩潰」多次，每一次都低估了這個政權的存活能力。中共這個集權制度，穿越三道生死關隘－「六四」屠殺合法性危機、市場經濟、互聯網社會，不但毫髮無損，反而被淬煉得前所未有的強大與邪惡，以致近現代以來西方學界積累的「專制集權」知識，皆無力解釋這個「東方不敗」：它如何可以一場饑餓接一場文革，然後要救「亡黨」，卻再來一場大屠殺，便迎來二十年經濟起飛、貧富崩裂、階級對立和道德滑坡，再升級為世界第二超強，同時也是蘇聯之後的新型集權。
它完全是個怪物。
1978年至2013年，在這四十年裡，中國經濟以10％的年平均速度增長，人均收入提高了10倍，約8億人擺脫了貧困，嬰兒死亡率降低了85％，人口平均壽命提高了11年。這是一次「大躍進」，所以中國有兩個「大躍進」，一個在毛澤東時期，一個在鄧小平時期。第二次「大躍進」，專家界定中國推行的是資源耗竭式發展模式，而且是權貴集團拿走利潤，留下垃圾。現在中國大的生態環境已經完全毀壞了，江河污染，洞庭湖、鄱陽湖乾了；還有北京的霧霾；土地污染造成的食品污染，令中國癌症高發，超過世界任何國家。
2、瘟戰偷襲全球
經濟奇蹟換來「兩個喪失」，第一個喪失，中共是拿中華民族的大好江山，換取他們黨的江山；第二個「喪失」是中國人的心靈被掏空了，中共不准你有信仰，人的道德大滑坡——中國人的心靈家園也喪失了。中國推行的資源耗竭式發展模式，山河破碎，道德淪喪，這個國家主義主導的「中國模式」的設計，從一開始就是揮霍中國資源，再揮霍人類資源，它成功以後的邏輯，就要開疆拓土、資本輸出、萬方來朝，所以2017年習近平上台，手握兩個億億（100億億（100億億）。最近人類遭遇的這場瘟疫，也檢驗了這個怪物。三年前無論是它放毒還是失手洩毒，它極其成功地讓全世界染毒，感染人數五點四四億、死亡六百三十三萬，而西方至今抓不到武漢病毒的證據；中共也可以將一個兩千萬人口的國際大都市徹底封死，其控制能力已令前面的納粹德國和斯大林蘇聯望塵莫及。中共不肯改變，放棄權力，習近平是他們最好的選擇，所以二十大他還會連任。
3.中國人選擇「躺平」
民間消極抵抗，也反應了這個怪物的強大。“歲月靜好”死掉了以後就來了“躺平主義”，三十年盛世，北上廣不相信眼淚，京津冀得有個好肺，歲月靜好是體制與民間共謀的一種矯情，抗爭乃少數勇敢者所為，代價慘烈，「七零九」律師是代表。民族主義洗腦成不成功？不知道。民粹主義有明顯代際劃分，老三屆懷舊紅歌，也熟悉毛時代的物件，三十年後年輕人對獨裁、個人崇拜、紅歌紅旗反而陌生了，他們膩歪那個挑二百斤的，卻不知道他是學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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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曉康
一九四九年生於西子湖畔，少年長於京城景山腳下，青年流落中原；遂以〈洪荒啟示錄〉開篇，引領「問題性報告文學」浪潮，嘗試一度被稱做「蘇曉康體」的寫作文本，即「全景式」、「集合式」、「立體式」的「記者型報告文學」，且多為「硬碰硬」的重大題材，每每產生爆炸效應，為「新啟蒙運動」推波助瀾；繼而，領銜製作《河殤》，詰問華夏歷史，悲歎文明衰微，引起億萬人刻骨銘心的一次共振，創造一個新的電視片種，也攪起一場全球華人的「文化大討論」。一九八九年流亡海外凡三十年，未止思索，筆耕不綴。2021年以《鬼推磨》獲得台北國際書展大獎。著有《離魂歷劫自序》、《寂寞的德拉瓦灣》、《屠龍年代》、《鬼推磨》、《西齋深巷》、《瘟世間》、《晨曦碎語》、《海慟》等。
原文出處 蘇曉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