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父的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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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稱二二八受難者後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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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經國解除戒嚴、黨禁、 報禁， 開放大陸探親，台灣可以走向今日的民主自由，經國先生有其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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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戒嚴時間，從１９４９年５月１９日頒佈戒嚴令開始，至１９８７年７月１５日解除，總共持續３８年５６天，是世界第二長的戒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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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經國從１９４９年１２月１０日到達台灣這塊土地上，一直到他死去，１９８８年１月１３日，在他掌權的３８年間，只有半年的時間給台灣人一點自由，簡單來說，他一生的時間，只有不到１％的時間，放台灣人出呼吸一點自由的空氣，剩下９９％的時間，都把台灣人關在大牢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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噢，我都忘了，其實他１９４７年就有到過台灣，在二二八後，開始所謂視察，或者所謂清鄉－他到了嘉義，在他的眼皮底下，蔣軍在火車站槍殺了二十六名二二八時被逮捕的犯人，有潘木枝，有陳澄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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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的「黨禁」，真正的時間是在１９８９年１月２０日，立法院通過「動員戡亂時期人民團體法」，才開放民眾登記政治團體，可以依法組黨結社，參加集會遊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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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的「報禁」，是在１９８８年１月１起，解除報紙限證在２９家、每份限三大張、限印於發行地點內之束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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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大陸探親，是在１９８７年１１月２日，當初開始登記，還要通報警備總司令部，被戲稱是「報警」，在此之前，外省人如果接到中國來的家人書信，會被叫去約談，書信會被擅自拆開來檢查是否有通匪之嫌，甚至會影響仕途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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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大陸探親，引發了不少怪現象，例如家庭問題，一些台灣女性瞬間淪為「二奶」，開放探親了以後，老兵回去看老婆，才知道對方早就有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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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ｉｎ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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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正常的情況，我是說正常的情況，如果一個人，關了你一輩子的時間，在他將死的前幾天，才放你出來，或者說，在他躺在床上的最後十二天，才准許你，提筆寫一些字，有說話的餘地，他用鐵鏈鎖著你一輩子，替你戴上馬具形的口罩，只要你一出聲，就是一陣毒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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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死後，你才可以出門，去跟家人相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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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你現在跟我說，這是主人的恩典，他解除了我的枷鎖，是他賦予我自由，對他感恩戴德，甚至想幫起一座圖書館，把他所有的「功績」都寫進去，萬世流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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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圖書館裡，就是沒有一個字，寫他把你綁起來，銬上腳鐐，口罩，刑具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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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經國晚年，疾病纏身，１９８７年１０月，公開以輪椅代步，１９８８年１月９日，鄭南榕在雜誌上寫下「蔣經國大限已近 國民黨內鬪加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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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嚴就算了，說黨禁、報禁是蔣經國解除的，實在牽強附會，黨禁是在他死後，報禁，是在他彌留之際，老實說，我必須懷疑那時候他神智是否是清醒的，更別提解嚴以後，還制定了「動員戡亂時期國家安全法」，還留有《懲治叛亂條例》以及《中華民國刑法第一百條》，這就是為什麼解嚴以後，白色恐怖依然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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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說個有趣的事，過去有華國人，為金門崇拜黨國權威的方式辯解，說「台灣本島解嚴，金門卻還在戒嚴」所以金門人普遍有種怨懟的心態，不認同自己是台灣人，繼續投國民黨（ｗｔｆ），是的，金門在１９９２年之前還在戒嚴，嚴格來說，以中華民國體制，戒嚴的時間其實長達４３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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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來，李登輝在野百合學運推動下終止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才是真正意義上的「解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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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別忘了，這些「戒嚴」、「動員戡亂」、「懲治叛亂」、「國安法」的名目，都是為了「反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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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實在是不想說這個故事，因為神父，很討厭造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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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７９年１２月１０日，世界人權日，一群黨外人士走上街，訴求民主與自由，「終結黨禁和戒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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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拿著火炬，走上了街頭，一切就像「Ｖ怪客」裡的場景，１０萬多個人，齊走到橋上，齊走到圓環，只不過，他們都沒有戴面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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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群掛著青天白日徽章的人，混入人群裡，對著演講者丟雞蛋，吐口水，然後，也有一些黑道，由高雄刑警大隊隊長施淵源指揮，大約７、８０人，帶頭喊一些激烈的口號，表現的支持的樣子，衝進木材行拿木棍打憲兵，然後這個被打的牙齒掉滿地的憲兵，不久就出現在電視上，被警政署長假意關懷，要他多多忍耐，痛斥那些群眾是「暴民」，犯了叛亂罪，當時，有則新聞，施大隊長表示，高雄有一群黑社會份子，扮演了救人阻止鬧事的正面角色，他們接受警方的邀請，混入群眾當中，執行任務，將來會為他們日後出事情的時候，給予「將功折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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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這裡，你應該會忍不住驚呼一聲，挖曹，簡直是方仰寧＋香港黑警的十倍翻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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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說，蔣經國慈悲呀，你看那８９６４都出坦克了，蔣沒有武力鎮壓，事實並非如此，雖然沒有坦克，但有當時世界第一艘，最先進的鎮暴裝甲車，手持盾牌和警棍的鎮暴警察、憲兵，當然還有特務和線民，當她看到施明德從屋頂上跳下來，她背後的特務叫住她「呂秀蓮！」，這就是事後著名的「大逮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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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逮捕多達１５２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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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逮捕的人，有一名律師，在牢裡被刑求，他被燒鬍子，用香菸燙臉，拳打腳踢，當她的妻子前往看守所代替國際特赦組織大阪市傳達訊息，隔天，參加她丈夫第一場審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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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０年２月２８日，她的女兒中了六刀，躺在血泊裡，七歲的雙胞胎姊妹花，前胸後腹被貫穿，失去氣息，他的母親，被砍了十四刀，睜眼望著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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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麗島雜誌社」就在他們家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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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總統，蔣經國，表達「震驚和悲傷」，並「考慮到國內和國際觀感等問題」，當天便同意讓林義雄交保出獄以料理喪事，照某些人的邏輯，這恐怕也是種「寬大為懷」、「法外開恩」，「容忍黨外人士」、讓受刑人家屬受到「司法保護」、「走向民主和自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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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看警總司令汪敬煦的調查結果，居然說是「美國人幹的」，嫁禍給林義雄的好友家博，因為聯合報說兇手「有鬍子」，這讓人想起不久後即將發生的另一件案子，「江南案」，主嫌情報局局長汪希苓的指控被害者劉宜良是「美國和中國的間諜」，然後結交黑社會份子刺殺他，接著說他明明有通報汪敬煦，汪敬煦卻出賣他，發動一清專案，抓陳啟禮，通知美國聯邦調查局「已經捕獲槍殺劉宜良的兇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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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人的說詞，手法，如出一轍，不是教唆黑道，去砸美麗島雜誌社，就是叫黑道去攻擊美麗島遊行，接著，派黑道去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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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彷彿看到一個兇手高談闊論，扮演偵探告訴大家，兇手是誰誰誰，是美國人，是被害人的好友，在為自己和自己所屬的機關，所服膺的特務頭子，洗去嫌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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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林宅血案之前，即有美方針對美麗島事件政治犯進行介入，蔣經國向美方保證，不會有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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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年以後，蔣經國直接派刺客去刺殺美國本土的公民，引起美方震怒，不免讓人覺得，蔣經國的保證是不是跟豺狼發誓不吃兔肉一樣堅定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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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宅血案發生後，引起了美方的震盪，他們施加了前所未見的壓力，要求全程公開審判，國際媒體大幅報導，就連「戒嚴」的枷鎖也在一瞬間被米國人的淫威給敲開來，蔣經國政府被迫允許國內報紙刊載審訊過程與被告陳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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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是著名的「美麗島大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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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在美方和國際的關注下，原先的死刑被改判為無期徒刑，和有期徒刑論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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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麗島事件的公開審判，使台灣人政治覺醒，進而促使了「解嚴、解黨禁、解報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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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６年，當所有人都怕被抓，所有人都拖延組黨，有個綽號叫「水牛」的白目說話了，「今年是組黨最好時機」、「要期待國民黨自動放鬆，期待他開放黨禁，那是不可能的事」、「用實力逼它開放黨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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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到１９８６，也不能忘了那個寬鼻子戴眼鏡的傢伙，５月１９日，他連同未來民進黨第一任黨主席，在艋舺龍山寺搞了５１９綠色行動，他們用紀念戒嚴日的方式「抗議台灣戒嚴３７年」，結果被國民黨國安會秘書長嗆聲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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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南榕是不是台灣人，要不然他為什麼要反對戒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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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傢伙天生是個反骨，越罵我越要搞，於是隔年再搞了第二次，他不滿那些跟國民黨談判的人太鴿，反對國民黨提出制定《國家安全法》再行解嚴的主張，他喊「只要解嚴、不要國安法」、「１００％解嚴！」，當然，他後來喊「１００％的言論自由」，又是另一段故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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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的「戒嚴」是怎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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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在美國經商的台灣男子，不滿中華民國實施的台灣省戒嚴令的高壓統治，直接寄郵包，上面有一本字典挖空，做成了炸彈，分別寄給三個人，台灣省政府主席、革命實踐研究院主任、中華民國陸軍一級上將，結果郵包炸裂，炸斷了其中一個人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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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海外留學生，在蔣經國訪美的時候，發送傳單「台灣需要的是自由，不是軍援！」，接著，在廣場上衝向蔣經國，對他開槍，被逮捕壓倒在地，吶喊著「Ｌｅｔ ｍｅ ｓｔａｎｄ ｕｐ ｌｉｋｅ ａ Ｔａｉｗａｎｅｓ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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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權政體的本質，來自於恐懼，因為對人民恐懼，所以轉而對人民施加恐懼，要讓他們恐懼自己，甚至因著恐懼轉換成一種愛－一種斯德哥爾摩的愛情，恐怖情人式的愛情，「我是你的唯一」，的那種愛情，所以，獨裁者先天就有不可抗拒的魅力，如同古代的帝王，我想北韓如果有天民主化，金正恩，這個小胖子，依然有專屬於他的群眾魅力，依然有那種「促進族群和諧」，而不得不向他低頭膜拜的那整印符，這是因為，在那個時代，那個空間裡，抗爭者的臉譜，各不相同，獨裁者的面貌，就是唯一，人們將會深刻地記著那張臉，自動消除對他不利的訊息，在吊橋上，把恐懼和愛混淆成相同的感情，不管你是多開明的人，多麼有智慧的學者，你無可迴避會被那個時代的氛圍所動搖，那份動搖並非來自於獨裁者，而是對獨裁者崇拜的人，被他們所影響、教育、洗腦的人們，家人、師長、同學、教官，然後下意識的也跟著崇拜權威；我們可以這麼說，在某一天，某個地點，有數以萬計的人突然對著一個人的遺像叩頭跪拜，無論那個遺像上面是什麼，或是一坨屎，你的內心都會感到震懾，而誤以為，那就是自己的父親，接受到了不可違逆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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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蔣經國來說，他不只代表他自己，也代表著一個族群的利益，１９４９年外省人口只有５％，１９６１年外省人口約１３％，這是少數人統治多數人的國家，蔣經國與鄧小平的處境又不太相同，他是失去母國的殖民者，一個被孤立在島上被當地土著圍繞著的領袖，當他不能反攻大陸，回到故土，當本地人對他採取不信任的態度，甚至推翻他的政權，他是無處可去的，他沒辦法像他父親一樣，對一個小島派大軍屠殺，而是選擇了暗殺和秘密制裁，另一方面，他必須營造親民與台灣人融合的形象，更改自身的認同，「我是中國人，也是台灣人」，對於解嚴，和交棒給本土人士，並非因為他擁有餘裕，或者慈悲為懷，而是競爭失敗後的不得不為之，在對於人民的信任，對於國際的信任，競逐失敗後，面對鋼鐵般的意志，他必須繳械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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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個外來殖民政權對本土人士的抗爭，對於外來政權來說，無論是軍事力量、經濟、糧食、生產，勢必都得大量依靠本地人，如果政治上，他不允許讓本地人有一定程度參與，然後純粹把他們當成蚜蟲一樣搾取，自認是荷蘭東印度公司，這個國家根本無法運作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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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說白點，當初那些黨外人士和民進黨人，沒學史明那樣自海外刺殺他，就很不錯了，沒有像王幸男寄炸彈郵包炸斷謝東閔的手，已經十分溫馴了，沒有像幕末那樣尊王攘夷搞天誅，就已經該心存僥倖了，面對國際的浪潮，美國的壓力，在地人的意志，還有，無路可逃的風險，你覺得，蔣經國，或者蔣經國這個集團，敢，或可以，拒絕解除戒嚴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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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的「黨禁」是這樣的，民進黨創黨了，但沒有中央黨部，他們想租屋，但沒有人願意租給他們，有天兩個黨員騎車到建國南路，其中一個有感而發，「幹！什麼建國『爛』路！難怪找個中央黨部辦公室都這麼難．」另一個坐在後座，大聲吆喝，「欸丟！走！不要繼續待在這條『爛』路！」他們騎到建國北路，看到一塊招租的看板，七樓頂上，高高的俯瞰十字路口，他們想，「如果把我們綠色的旗子掛上去，應該挺不錯的」，上去問房東，沒想到竟然是舊識，他們心想，這一定是上天的安排，沒想到房東說，「租給你們民進黨，我往後一定不得安寧，三天兩頭警總、管區來找麻煩．不租給你們，也很不好意思．不如叫伊買下來啦！」於是他們殺價殺到５００萬，靠募款和幾個人集資，才把他買下來，銀行還不給他們貸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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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８年，民進黨通過了「四個如果」，主張「如果國共片面和談、如果國民黨出賣台灣人民利益、如果中共統一台灣、如果國民黨不實施真正的民主憲政，則民進黨主張台灣獨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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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是真正的「反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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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報禁」，我們可以從殷琪的回憶，看出端倪，那時，她從美國返台，家裡訂英文雜誌，翻開來一看，敏感字詞全部被塗黑，有幾期永遠收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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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不能呼吸了，這裡沒有自由的空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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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麗島事件中，副社長黃天福曾經被情治單位記錄一段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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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麗島雜誌還有一百多萬存款，也被查封，我早已告訴姚嘉文用私人名義存款，他偏不聽，現在連錢也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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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趕緊告訴黃信介出面阻撓才罷手，這點我早已忌諱，第三期塗黑，第四期也要塗黑！這不是黨外末路的預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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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說解除黨禁、報禁，乃至於解嚴，是誰的功勞，我會說，這跟蔣經國完全沒有任何關聯，是黨外人士，以及民主進步黨，還有所有看不下去的台灣人，推動的，他們逼迫蔣經國簽字畫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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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這當中的代價是，無數人的犧牲，幾個小女孩的鮮血，以及永遠撕不去的「暴力黨」的標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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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蔣經國那老邁腐朽的腦袋，還存有一絲良知，那必然是一種歉疚，更可能，是一種恐懼，在他晚年病榻上，看見的，是無數個冤死的靈魂沉痛的吶喊，悲愴的呼籲，甚至每一個沒有名字的血跡，上面寫的是：血債血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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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彷彿看到殺人前都會擲硬幣的哈維丹特，被捧成英雄，而拯救一切的黑暗騎士，被當成暴徒，人們因為不執行審判直接羈押的法案而欣喜若狂，殊不知，他們吹捧的是一個雙面人，以及他留下的集權和監控的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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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是很奇妙的，當陳時中為了保護島上每個人的生命，宣布三級警戒，要戴口罩，實名制，制定各種管制措施，只不過幾個月，有一些人恨之入骨，說什麼妨害人民自由、違憲，彷彿陳時中殺人放火，有何深仇大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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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趨緩，解除管制，沒有人感謝他，認為這是理所當然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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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蔣經國限制了所有人的人身自由３０多年，沒有人覺得有什麼，戒了一輩子，然後解除了幾天，有一群人要人們歌功頌德，彷彿什麼天大的恩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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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相信他們，神父必須說，你，是一名奴隸，尚未被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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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還不是個自由人，你將自由歸功於他人施捨，將被囚擄，視為一種應當，你把對獨裁者行乞，當作是一種美德，把獨裁者的加害，視為一種天禍，你容忍這世界最長的３８年，當作抗議都不存在，把他人數十年的抗爭與悲鳴，都當成一個威權領袖，插管時的喃喃自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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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能說，你以為歲月靜好，是因為有人負重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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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個人，不是踩在負重者背上的那個人，也不是用槍指著步履闌珊的人的那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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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人，該醒醒了，你的內心，差不多該解嚴了吧？ｂｒｏｔｈ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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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處 名為變態的神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