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世班禪 七萬言書 （全）
引子
敬愛聖潔的周恩來總理：敬呈者：總理您為了國內外人民的幸福事業和許多重大國務，雖然很忙，但對卑職視土如金，謬邀眷注，賜恩接見，我表示衷心感謝。
在今天這個難得的良好機會，我摒除私意，從對黨的聲譽事業和對人民切身利益的赤忱出發，報告一下我們西藏的重大情況，和我通過在青海、四川、雲南等省參觀訪問，以直接間接的各種方式了解到那些轄區內藏族地區的一些甘苦情況中，應向中央報告的部分，以及依據這些情況，在今後工作的方針上應該請求關注的意見，請在宏大的胸懷中稍予關注，作今後工作方針的參考。對不妥不當之處，仍懇以父母誡子之心，嚴賜批評教導。
在我們河山壯麗、地下寶藏豐富、地上萬物咸備聖潔可愛的偉大中華的遼闊土地上，各族人民的大救星偉大光榮的中國共產黨，和人民大領袖偉大正確英明的毛主席，領導以工人階級為首的廣大勞動人民，使無產階級大革命的巨浪滔天，對國內外反動集團進行了一系列的階級戰爭，發動了具有歷史意義的革命鬥爭，終於在1949年從中國土地上消滅了帝國主義勢力及其走狗—-反動統治階級的代表、壞蛋蔣介石集團的反動勢力，解放了全國大部分領土，並於10月1日光榮地成立了各族人民幸福平等而美滿的偉大的大家庭—-中華人民共和國。
從而根本上結束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在祖國反動統治的最後一幕，掌握了由無產階級執政的勞動人民自己的國家機器，從而在中國歷史上開始了光輝燦爛的新歷史。在偉大的黨和革命導師毛主席的領導下，全國各族人民站立起來，在革命的基礎上，出現了前所未聞的意志一致，鋼鐵般緊密純潔的團結，勝利地進行了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光輝的民主革命、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取得了世界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巨大成就;由此逐步改變我國的一切落後面貌，能夠建設起一個具有現代工業、現代農業、現代科學文化和現代國防，有無敵的力量和不竭之財富、充滿幸福光輝、己樂人羨的偉大社會主義國家，是肯定了的。
拿我們西藏地區來說，在黨和毛主席偉大思想的光輝照樣下，1951年正式得到了和平解放，使西藏擺脫了曾經一度脫離祖國而被帝國主義變為半殖民地的目的，回到了祖國大家庭中來。從此西藏人民肯定了要同祖國各族人民一道走向民主和社會主義的光輝道路。進藏人民解放軍和各民族幹部進藏以後，都在黨、毛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的領導下，在以中央駐西藏代表張經武為首的中共西藏工作委員會的直接領導和掌握下，全心全意地為西藏人民，忘我地辦了無數好事，這是我等西藏人民男女老幼都看得見的：
主要的是對我們藏人愛若生命的宗教信仰和自己的民族以及民族語文、服飾、好的風俗習慣等予於尊重;同時為了人民身體健康，建立了許多大小醫院，進行免費醫療;為了發展農牧業等生產，發放了無息種糧和貸款;救濟災民;建立學校，使人民的許多子弟得到求學的機會，還派許多學生到內地學習，以培養民族幹部;修築了在世界享有盛名的三條公路和區內的公路網，另外還適當地進行了一些工廠等建設。
關於黨的統一戰線和對上層人士的巨大關懷照顧方面，安排全知佛主(指達賴，在西藏稱達賴為“全知佛主”—-譯注)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我為全國政協副主席，對以下的上層活佛官員，也在中央和自治區籌委或專區一級等做了同各個人情況相適應的安排，並給了很高的薪資等，對政治地位和生活均給了大的照顧。
在十七條協議中屬於中央要執行者，執行無遺，而屬於原西藏地方政府應該執行的如改編藏軍等，日復一日地拖延。而且在1954年我等來北京之際，中央方面的代表人員和西藏方面的噶廈的代表、堪廳的代表們進行了長時間討論以後，經大家同意，國務院第七次擴大會議上討論批準要成立的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於1956年在陳毅副總理和中央駐西藏代表張經武的領導和指導下，在拉薩正式成立;對於這個會議上按照西藏人民的長遠的和目前的利益及願望所通過的在西藏實行民主改革的準備和實驗等有意義的決議，原西藏地方政府上層中的反動分子們也陽奉陰違地進行各種阻撓。
因此中央再一次對西藏的那些上層寬容等待，為了給以歧途知悔的時間，發出了在西藏六年不進行改革，以後改革條件成熟時，要同西藏的負責人士們充分協商後逐步進行改革的指示。中央對西藏工作一貫慎重穩進，對上層關懷照顧、寬容忍讓達到仁至義盡，並給予耐心教育幫助，這是我們西藏上層大家心目中所清楚的。
西藏上層反動派對中央給予他們大的忍讓、寬容、等待、耐心和優待等加以曲解認為中央軟弱可欺，同時由於他們了解到自己的階級不論遲早終歸要從歷史舞台上被消滅;勞動人民得到翻身解放後，少數剝削分子無法繼續騎在勞動人民的頭上，進行壓迫剝削而過腐朽生活。
因此那些人為要剝削階級永遠存在下去而不喜歡革命，從而產生反叛之念，同時帝國主義和印度反動派們，預料到我們祖國的整個解放事業，尤其是消滅西藏的封建農奴制度和剝削階級，解放廣大勞動人民，把最落後黑暗的西藏變為光明進步的民主和社會主義的美好地區，其好的影響將是喜馬拉雅山也無法阻擋，而必然會吸引受著痛苦的印度人民，使他們覺醒起來，在印度的廣大土地上掀起革命浪潮，這將不利於帝國主義和印度的反動統治者，因此他們積極勾結西藏的反動派，要把西藏從祖國分裂出去，以獨立之名，行半殖民地之實，依舊是最殘酷、黑暗和落後的封建農奴制度統治下壓迫和剝削西藏的廣大勞動人民等，內外反動派為了實現其各種妄想，就打算發動背叛祖國、背叛革命、背叛人民、背叛民主和社會主義的武裝叛亂。
但若講出叛亂的真實目的，廣大群眾和剝削階級中有不少反帝愛國的中上層人士，他們都會強烈地反對反動派的陰謀，使其無法實現妄想。而由於我們藏族是一個對自己的宗教和自己的民族具有深厚的信仰、熱愛、自尊心的、勇敢而勤勞的民族，所以他們就利用這種實際存在的思想勢力，說共產黨既然要消滅我們的宗教和民族，那麼我們雪域上吃糌粑、念”瑪尼”的全體人們，就要團結一致，拿起武器，為了保衛自己的宗教和自己的民族，爭取獨立等散佈了許多誘騙人的甜言蜜語，而很多群眾和中上層人士由於對實情不睹、不聞和不了解而上了當，這才使得叛亂在我們大部藏族地區成了普遍性的。
其始於康區、次及安多、後來在西藏本區，都逐漸燒起叛亂之火，終於在59年3月10日，不僅在拉薩糾集人民於諾布林卡，由叛亂頭子講：“今天西藏獨立了，要從西藏趕走漢人”等，從而公開宣布了反動叛亂，並對拉薩人民進行18至60歲的當兵動員，糾集外地叛伍，把達賴喇嘛請往印度，而且最後在19日晚上在拉薩向中共西藏工作委員會、軍區等中央各機關和部隊發起了瘋狂地武裝進攻，因此為了維護祖國的統一、保障地方的安全、維護革命的利益和人民利益，中央命令強大的中國人民解放軍駐藏部隊鎮壓平息反革命武裝叛亂，且鑒於原西藏地方政府背叛祖國，故解散了原西藏地方政府，將其職權授予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並向西藏全體僧俗人民揭示叛亂的罪惡，且號召他們參加平叛運動。
同時由於叛亂分子在其實際行動中直接間接地暴露了叛亂並不是為了宗教和民族利益，而是為了實現內外反動派的陰謀詭計，所以西藏廣大的僧俗人民群眾和中上層中思想正直而希望集體幸福的人士，也逐漸認清了這一點，對叛亂頭子罪魁及其支持者帝國主義、印度反動派，燒起了憤怒的烈火，並且堅決地在人民解放軍平息叛亂中，貢獻了各自所有的力量。
從而在黨的領導下，由於軍民團結一致，協力平叛，因而孤立了叛亂分子，所以在短期內不僅徹底平息了拉薩地區的叛亂，並且先後平定了山南等地區的叛亂，使內外敵人的陰謀落空，並促使他們向自取滅亡的道路躍進了一步。在西藏高原上徹底消滅封建農奴主階級等偉大的重要事件，載入了史冊。此後，西藏廣大勞動人民提出了在西藏迅速進行民主改革，在黨的領導下，自己斬斷捆縛在自己身上的一切封建制度的枷鎖，以求得翻身解放的迫切要求。
西藏反帝愛國的進步中上層朋友們，在西藏和平解放八年來，由於中央在各方面的關懷照顧和思想的幫助教育，所以對自己的出身—-剝削階級的罪惡，有了不同程度的一定的認識，並有了同情廣大勞動人民的疾苦，盼望讓他們獲得翻身解放，得到新生等一點革命思想的基礎。因而在西藏發生叛亂後，中央撤銷了一九五六年所頒布的在西藏至一九六二年六年內推遲不進行改革的命令，而打算在西藏進行民主改革之際，由於我們愛國進步的中上層人士也都堅決擁護西藏進行民主改革，我和阿沛副主任委員等一九五九年四月來京時，代表西藏人民，向中央首長們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明確講了在西藏要迅速進行民主改革的要求，和愛國進步中上層人士也擁護改革，並願在民主改革中，貢獻自己的一切力量的態度。當時中央統戰部通過集體和個別談話方式，對民主改革方面給了指示，並向我們徵求這方面的意見。
之後，偉大的領袖毛主席和周恩來總理您又在特地接見我們時講了：原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層反動集團，勾結帝國主義者和外國反動派，並在他們的策劃下，發動背叛祖國、背叛人民、背叛革命的叛亂;現在叛亂既已基本平息，西藏廣大勞動人民渴望進行民主改革，以摧毀西藏封建農奴制度，解放勞動人民。並指出了這種運動中所要採取的方針、政策、任務、方法、界限和步驟;而且在西藏各寺廟也要進行民主改革，以完全廢除封建制度和剝削壓迫，消滅叛亂活動，喇嘛要適當減少，凡不願當喇嘛而願還俗的，要予還俗成家，從事人和物質的生產;但是對愛國守法的寺廟和宗教徒，應在黨的宗教信仰自由的原則下，予以保護，並留一定數量的喇嘛在寺廟從事宗教活動;廣大僧俗群眾的宗教活動可以自由進行等等;在中上層人士方面，對未參加叛亂的領主及其代理人的生產資料，予以贖買，並給予政治出路等，一定進行照顧;在過民主改革關方面，除對那些最反動的領主及其代理人、叛亂分子、反革命分子進行面對面的鬥爭外，其它只要贊成擁護民主改革，黨可以保護;對中間分子和右派分子要爭取等指示。並要我們對西藏改革方法提出意見。因而使我們有機會把所想的坦率地談了：徹底平定西藏叛亂，在西藏進行民主改革，這是正確而必要的，因而真心贊成擁護遵守。已如上述;另外也真實地談了自己對宗教寺廟等方面所想到的。
返藏後在中共西藏工作委員會的直接領導下，在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上根據中央和中共西藏工作委員會的方針、政策和指示教導，.先後通過了幾項關於西藏進行民主改革的決議。於是在西藏上下南北各地區，在各級黨委的領導下，農業區進行了民主改革的第一步“三反”。“雙減’和第二步分配土地;牧業區進行“三反兩利”;寺廟內展開了“三反三算”運動。
由於發動了群眾，使千百年來在三大領主的統治下忍受著各種壓迫、剝削所造成的悲慘痛苦的廣大農奴和奴隸覺醒起來，有了革命熱情和階級覺悟，他們挖苦根、吐苦水、揭發領主階級的罪惡等，這場你死我活的尖銳激烈的階級鬥爭的浪潮震撼著大地，民主改革的運動從此轟轟烈烈地展開了，翻了身的廣大勞動人民，用自己的雙手，徹底推翻和消滅了世世代代壓在他們頭上、剝削他們用血汗凝成的勞動果實、並使他們失去人身自由等而進行奴役的萬惡的封建農奴制度和三大領主統治的大山;並打碎了套在自己身上的所有封建枷鎖，翻了身，獲得了徹底的解放，並且成了新社會和土地的主人。在黨的統一領導下，建立了勞動人民自己的各級政權，實行了人民民主專政，使過去還是封建農奴社會的西藏，變成了具有光輝前途的人民民主的新西藏。這是一件極其偉大光榮的事業，是人類發展中的一件大喜事。
就以西藏本身來說，它是從舊到新，從黑暗到光明，從痛苦到幸福，從壓迫到平等，從貧困到繁榮的轉折點，在歷史上開始了一個光輝的新時代。西藏走上民主的、社會主義的道路，和祖國其它民族一樣，在各方面，繁榮幸福的陽光普照四方，人們都吉祥歡欣、平等幸福、宛如盛茂蓮園、甘美無窮、具有妙吉祥的人間天堂—-四部俱全、無限光輝、人羨己樂的新西藏已肯定要實現了。這樣天翻地覆、好壞分界的具有歷史意義的變革，使各個戰線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不但使所有生產力獲得了解放，而且廣大人民群眾以土地和社會主人翁的態度，幹勁之樹茂盛，在短期內改變西藏貧窮落後的面貌，建設美好幸福生活的強烈要求之花怒放。
因而在黨的領導下，成立互助組，採取了克服生產中的困難，推廣先進經驗，改革和革新操作技術等等一系列適當的措施，使西藏連續三年的大豐收的果實碩滿。同時西藏的經濟、文化、衛生、工業、交通和郵電等事業，也都取得了顯著的巨大的成績。特別是在黨的統一領導下，西藏工農聯盟的基礎得到了鞏固，漢藏民族之間、幹群之間、工農之間、領導與人民之間在革命的基礎上都建立了新的關系，大家在同一領導下，由同一目標、同一前途的同志式的思想而結成剛鐵般團結一致的、任何敵人都無法摧毀的、具有大山一般力量強大的團結;等等。
在剛剛過去的幾年中，西藏發生的變化，取得的勝利和成就，是極其偉大、極其光輝、極其有意義的，是無與倫比或無法抹煞的。在短短的三年中，取得了千百年來從未有過的勝過一切不利因素的巨大勝利和成就使人驚奇，這主要是在偉大光榮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偉大正確、天才智慧的源泉、引導各族人民走向幸福道路的向導、大領袖毛澤東主席和國務院的領導下，在黨的民族政策和黨為西藏所製定的各項正確政策的光輝照耀下，中共西藏工作委員會堅決地正確貫徹執行了中央的方針、政策和指示教導，直接領導掌握西藏的各項工作而取得的巨大成果。
同時以漢族為首的全國各兄弟民族、各兄弟省、自治區和市不僅在人力、物力、財力上給予的廣泛幫助，而且在精神上給予很大的支持;也是進藏的各族領導和一般幹部、解放軍官兵都為黨為人民積極努力進行了許多工作而取得的。因此，西藏各界層僧俗人民，對把自己從封建農奴制度統治下的痛苦中拯救了出來並置於人民民主幸福中的中國共產黨和偉大領袖毛主席的恩情，永誌不忘，並表示著崇高的敬愛擁護;對以漢族為首的全國各民族、進藏人民解放軍、進藏各族幹部表示熱愛敬佩。
由於建成了一座具有革命的、階級的、政治情感的、新興的、堅固的無量宮，目前西藏上下南北地區，不論農牧區的城市或村鎮或農村，男女老少人民，都把我們偉大光榮的黨和向全國人民指引了幸福道路的偉大的毛主席把他們從痛苦的深淵中拯救出來，並置於幸福中的恩情，刻骨銘心，贊不絕口。人民自己創作了許多無限感激的頌歌，自己演唱，來表達自己思想上無法用言語形容的喜悅心情。
同時，他們不僅歌頌祖國大家庭的溫暖和民族團結，以高興之心情衷心稱贊感謝以漢族為首的各兄弟民族人民對西藏解放和革命事業所給予的真誠支援和幫助，以及進藏解放軍和幹部，為黨為人民所作的努力，而且表示今後堅決聽黨的話，跟著黨走，和祖國各族人民攜手團結，迅速建設民主和社會主義的新西藏的思想等等。整個西藏猶如春臨大地，到處呈現出一派圓滿吉祥、光輝燦爛的新景象。因此，成績是主要的。
結合平叛所展開的民主改革運動，是一場規模大、進度快、翻天覆地、轟轟烈烈、你死我活的、尖銳的階級鬥爭，因而產生一些不可避免的缺點錯誤是可能的。但是，在運動中也發生了一些不應有的和不利的缺點錯誤，其中卑職所了解到的一些材料中的原則性情況和具有代表性的一部分嚴重問題匯報如下：
第一個問題：關於平叛
西藏的叛亂，是具有反對黨、祖國、人民和民主、社會主義的反革命性質的，罪惡很大。因此，黨採取平叛的政策是非常正確的、必要的、應該而適當的;而且黨還英明正確的指出：平息叛亂，要始終不分割地執行軍事打擊、政治爭取和發動群眾三項政策。
其中關於對叛亂分子政治爭取方面，對一切投降來歸的叛亂分子不分叛首叛眾，執行“四不”政策，此其一;對被俘的叛亂分子結合對每個人具體情況的深入審查，既有區別而又盡量寬大處理，給予出路，此其二;揭露內外反動派搞叛亂的陰謀詭計，宣布叛亂的罪惡，檢查我們工作中有無可資叛亂分子用於造謠的缺點錯誤，有則堅決糾正改善，並嚴格掌握今後不再有類似事情發生，以便通過事實逐步消除一個時期以來曾經上過反動派當的各界層人民群眾的懷疑顧慮，此其三;除此之外再無其它。
但在執行時
(1)對放下武器，歧途知悔而投誠的人，沒有完全按“四不”政策辦事，對許多人進行了激烈的鬥爭、逮捕、關押等，遭到大的打擊;
(2)在處理被俘的叛伍時，幹部採取仇恨、歧視和簡單草率的做法，對那些叛伍情況的審查不夠全面或不深入，從而也就無法進行合理的區別對待了。
如上所述，由於內外反動派們是打著宗教和民族旗子發動的叛亂，所以叛伍中，有很多是上了反動派當的好人;還有一些人是在上層反動分子的統治權力和武力威脅下，被迫而參加了叛伍的。對前者的大部分和後者的不少人戴上了叛亂分子的帽子而處理了，沒有得到寬大;
(3)揭露內外反動分子陰謀詭計和宣布叛亂罪惡方面，本來作的好，但由於反動分子用來欺騙人民的主要是說：“為了挽救宗教和民族利益”。
所以我們必須保證宗教和民族的利益，使之絲毫不受損害，就顯得非常重要。這方面所發生的許多成為敵快親愁的根源，我將在下面談。即如此，政治爭取就不夠完善，致使叛亂規模大、人數多、時間長、立場頑固、叛亂到底等，給平叛增加了不必要的麻煩。
第二：關於民主改革
第一：關於農業區的“三反雙減”
在反對叛亂時，宣布叛亂的嚴重罪惡，對廣大勞動人民深刻地進行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等階級教育，激發人民群眾反帝愛國，仇恨叛亂分子的情緒，以摧毀叛亂的基礎，這是很正確而且必要的。關於對叛亂分子及同叛亂分子有無勾結進行審查方面，各地方發生叛亂的原因、情況和特點，以及參加叛亂的每個人參加叛亂的原因、情況和特點，肯定有各種不同，需要深入調查研究。為此就要充分地發動群眾，幹部要認真仔細的分析，進行全面處理，就很重要。
但在執行時，把開一兩次會和急躁的進行少許學習看成是發動了群眾，把積極分子所講的都信以為真，在運動中只要搞出很多有關叛亂的問題，幹部就認為是工作深入細致，以致吹起一陣狂風，從而沒有完全執行黨關於既不放過一個罪犯也不冤枉一個無罪之人的正確原則，致使未能準確的區分由於思想反動而參加叛亂和受騙參加以及威脅強迫而參加叛亂等三者的界限，有些人在叛亂時住在叛亂地方或者去過叛區，或者只因路過叛區住了一下，就被戴上叛亂分子的帽子。
關於同叛亂分子的聯繫方面，不分黑白地把在1957、1958年同康人和安多人有過新舊往來關系，甚至給路過的康人安多人借過宿的也都算作與叛亂分子有勾結的人;對出於害怕而給過叛亂分子財務的，和被股匪搶劫過的，以及奉原西藏地方政府或者宗奚本、地方上的叛亂領主之命，不得已而支援過叛伍的，也都戴上和自願支援叛亂者相同的帽子。
還有嚴重的是對一些人毫無原因的也被幹部或積極分子隨意捏造罪惡，加上了叛亂分子和反革命分子的罪名。例如對我和與我一樣的知名愛國進步人士，也竟被無中生有的稱為反動派，那麼別人就更不用說了。總之，對於大部分可戴可不戴叛亂帽子的，和不少不應戴帽子的好人，都被冤屈地扣上大帽子，逮捕關獄，沒收其佔有的財物等，同叛亂罪魁一樣處理，致使人們感到驚訝詫異。
反對人身依附，反對烏拉差役制度，進行減租減息，使廣大的百萬農奴和奴隸從封建農奴制度的一切束縛下解放了出來，從剝削壓迫之下站了起來，經濟上得到了利益，因此勞動人民非常高興。但是由於“二八”減租政策在有些地區有兌現與不兌現的各種情況，致使群眾中形成了要交租和不要交租之分;不過在這方面除群眾內部和領主內部所得利益不大一致外，並沒有發生其它大問題。
廢本減息方面，領主和領主代理人在1958年以前放給勞動人民的債務，本息全部廢除，因此，執行時沒有發生大的問題。對1959年放的新債，減輕利息而本息都要償還;勞動人民內部的新舊債務，本著團結的原則，按契約規定辦事等等政策，有些地方執行的不夠好。
第二：關於土地分配
對農奴主所有的土地和生產資料等等，按所有者參叛與否，加以沒收和贖買，分配給農業區所有的人，廢除了西藏土地的封建農奴主所有製，建立了農民所有製，從而土地所有製得到了根本性的改變。
但是，對於沒收和贖買，是否能使大家心悅誠服感到公正，這完全取決於對參叛與否的調查區別是否正確。在調查是否是叛亂分子和對叛亂有無支援勾結時，要認真徹底的了解，在按實際情況進行處理時若能做到盡量寬大，少戴叛亂帽子，盡可能縮小打擊面，爭取較多的人，這對於壯大自己，削弱而孤立敵人是非常有利的。
但是正如我方才在前面所說，由於發生了調查不深入、不細致、不符合實情地戴了很多黑帽子，打擊面過大等，從而不少不應該沒收的家戶遭到了沒收。因此，使人們對我們產生了懷疑顧慮和失望。
對於贖買，以前我們愛國進步人士的頭兒們就表示不需要贖買的意見和態度。這是因為西藏的土地是人民的勞動創造的，不應該歸少數人佔有。現在歸勞動人民所有時，我們接受國家分期付款的贖買，是很不應該的。另一方面，考查原土地所有權的來源，確定主人，這也是一件復雜的事，難以作到準確。這些情況雖已反映，但是黨為了照顧反帝愛國的中上層人士和給未參加叛亂的人士以榮譽，仍採取了贖買的政策，對此中上層人士表示巨大的感激和擁護。但是由於只熱衷於實行“三光”，而慎重和掌握不夠，致在反動文件中把許多土地所有權的執照也焚燒了，因而發生了對真正的所有者是誰、面積大小、有何牽連等無法查對或者難以查對的情況，加之在全區的干部執行的辦法也有所不同，因而產生了一些贖買不當的情形，引起領主內部有些意見。但是這畢竟是總人數中的少數，關係不大。
由於在劃分階級時，發生了我在下面將要講到的把有些農奴列入領主代理人的情況，再加上在西藏也稍微刮了一點“五風”，給中富農奴的土地、生產資料、房屋和余糧帶來了一些損失。同時，中、富農奴如果在行動和言論上稍不加檢點，就會立即遭到打擊，變成人們輕視和侮辱的對象。由於我們對於要團結包括富裕農奴在內的中等農奴做得不夠完善致使他們感到恐懼和憂慮。
第三：關於牧區的”三反”、”兩利”
“三反”工作執行的情況，大體上和前面所說的農業區的情況一樣。
關於”兩利”，由於牧業生產和牧業經濟與農業有較大的不同的特點，為了使牲畜不死亡損失，穩定地發展牧業，黨對西藏牧區工作提出在不劃階級、不鬥、不分的原則下，實行牧主牧奴兩利的政策，一方面使牧奴變為牧工，由牧主付以合理的工資，牧工也要有自求解放，起來作社會主人的思想，好好放牧牲畜，另一方面照顧牧主的合法利益，以發揮他們經營牧業的積極性等，這種比農業區更為緩而寬、慎重、妥善和逐步前進的政策，完全適合西藏牧區的實際情況，是絕對正確的。
但是在具體執行中，由於我們的干部一般都是剛在農業區搞完激烈的民改鬥爭，頭腦正在發熱，因此一到牧區搞起”三反兩利”運動，就對許多牧主和富裕牧民展開了激烈、尖銳的鬥爭，致使許多牧主和富裕牧民，只考慮如何保全自己的生命，無暇顧及牲畜的管理和繁殖;在發動牧奴的時候，由於只偏重於反對牧主和富裕牧民的教育，對“兩利”政策，缺乏應有的教育，因而牧奴雖如數得到了工資，卻不聽從放牧的指使，且當牧主或富裕牧民稍加數說時，就要受到鬥爭，等等。由於這樣看不到全局，因而對在“兩利”基礎上達到人安畜旺造成不利因素。
第四：關於劃分階級
黨根據西藏的實際情況，提出的可以按農奴主階級和包括奴隸在內的農奴階級而劃分為兩大階級;民改時期的階級路線是依靠貧苦農奴和奴隸，不僅團結包括富裕農奴在內的中等農奴，並且團結農奴主階級中的左派、中間派等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孤立和打擊叛亂分子、反革命分子和執迷不悟而又最反動的農奴主和農奴主代理人，以徹底消滅最黑暗、最殘酷的封建農奴主階級及其製度的政策是正確的。
而由於這個工作干係大而復雜，幹部必須拋棄不符合既定政策的一切偏向，對各個人的出身、歷史、情況和立場認真調查研究，實事求是地按實際情況劃分階級，並全面地考慮利害，從長遠著眼，盡量寬大處理，除了對必須打擊者無遺漏地予以打擊外，其餘必須嚴格控制打擊面，努力爭取盡可能多的人到我們方面來，這雖然非常重要，但在執行時，大部分或者不少地區，幹部則與此相反，對運動是否細致和質量好懷不加考慮，一味地追求轟轟烈烈和恐怖尖銳，不看打擊是否準確，而把規模和數量作為主要的，在這種狂風中，把凡是曾經擔任過更保(相當於村長的小頭人—-譯注)、措本(相當於鄉長的頭人—-譯注)、寺廟執事等的大多數人劃為領主或領主代理人。但是如果要問把這些人列入領主和領主代立人是否應該，可以說都列進去是不應該的。關於更保和措本，各地情況不同，有些是有固定的職務和因其職務而得的“食邑”等，這一部分可以算作領主代理人。但有些就不是那樣，而是輪流任職的，和由群眾自己請求和推選那些合適的人擔任的，既無利益還要吃虧，是被官僚毒打等痛苦的承受者，將其列入了領主代理人，這是混淆了階級的劃分寺廟執事的情況也與此相同。對中、富農奴的團結好懷，上面我已談過了。此外關於打擊和團結兩點，將在下面談。
第五：關於發動群眾和鬥爭
民主改革，是在黨的領導下，過去深受痛苦的勞動人民站起來，推翻壓在自己頭上的封建制度和殘酷的統治者農奴主階級，徹底解放自己，做土地和社會的主人。
因此，其性質只能是：必須使廣大群眾具有消除一切封建迷夢、清楚地認識封建農奴制度和農奴主階級的一切罪惡、反對並消滅封建農奴制度和農奴主階級、進行革命、迫切要求實現光輝幸福的民主和社會主義社會等一定的革命熱情和階級覺悟;所以發動群眾是一個必不可少的過程。
但是這個工作不是輕而易舉的，不僅要使我們的工作做到在應發動人數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頭腦中發揮作用，使其中百分之七十到九十的人民不是在形式上而是在實際上變成行動的力量，而且幹部對民改運動要嚴肅認真地按照黨的政策領導和掌握，有計劃地控制不發生右傾和左傾的缺點錯誤，以使民主改革大運動的工作能根據黨的方針政策，並全面考慮西藏特有的特點和關鍵所在，對事情從大處著想，對後果從長遠著眼，做法立求準確，盡可能地從各方面防止產生有害無益、敵快親愁的根源，並努力使發動群眾和鬥爭等一切工作做得更深入、更細致、質量更高，這是非常重要的。
但在實際上，不少地方發生了不利於按照黨的政策完成工作而不應當的五大特點。
這就是：
(1)召開宣傳大會，講了民改和發動等方面的話和進行學習以後，不看大多數人民群眾對民改的必要和發動的重要性是否理解，只要能出現一批各式各樣的積極分子，就以為群眾發動徹底了的特點;
(2)不看積極分子的質量而看數量的特點;
(3)對思想進行強迫命令的特點;
(4)把一部分積極分子的思想和行動看成是全體人民群眾的思想和行動的特點
(5)對意見不審其真假，草率魯莽地進行各種處理的特點。還有六愛即：愛熱鬧，愛草率從事，愛奉承，愛找岔子，愛製造麻煩，愛亂打擊等。
這裡稍談一下關於五個特點：在發動群眾時，雖招集群眾作了民改發動等方面的報告或講話，而群眾對意思懂得很少，其原因是：在基層各地沒有藏文的民改文件，或者不齊全，抑或有而不完善;口譯人員的水平很低;群眾的政治知識和文化知識很差;幹部對於如何使群眾都能理解問題方面不注意、不耐心、不努力或者不夠。對學習也大體上和這一樣，有勉強和強迫行為，這可以在下面談。由於這一類原因，多數人對民改問題難以深刻理解。
在另一方面，幹部認為發動群眾等民改運動只要能搞的迅速，鬥爭尖銳，轟轟烈烈就算完成了任務;在此暴風式的表面形式之下，最初培養積極分子時，對依靠黨的政策的精神：在群眾政治覺悟和階級認識提高的基礎上，培養起一支站在民改運動鬥爭最前列的真正質量好的積極分子的隊伍，注意不夠或沒有註意。加之幹部僅以設法搞出一批不顧利害真假而僅勇於進行尖銳和恐怖鬥爭的積極分子，在數量方面可以向別人炫耀為主，乃對群眾中有這種指望的人民說：“你們在運動中對領主和領主代理人，甚至對有些中、富農奴，也要不分黑白地多找岔子，多提意見，要站在斗爭的最前列，你們只有這樣做了，才能多沒收，才能給你們分到較多的財務等”以經濟利益來發動。有些人說沒有意見時就給戴上“你是領主的走狗”或“是領主的立場”等各種帽子，施加壓力等，由於採取了不要說不服合革命精神，就連世俗公正作風也不符合的各種軟硬辦法，因而在短期內產生了各式各樣的僅在數量上不少的積極分子。
由於幹部對群眾的思想情況沒有考慮，群眾思想上發動問題雖然沒有解決，卻以為群眾已徹底發動了，就展開了運動。因而西藏積極分子的隊伍雖大，但其質量是否純潔等情況是很復雜的：積極分子本人出身於受苦的勞動人民，過去在舊社會農奴主之下也親受過各種痛苦，有階級仇恨，現在英勇正確地站在勞動人民申訴真正甘苦和階級鬥爭的前列，而不以包庇壞人、冤屈好人等偏袒行為擾亂人心、不製造缺點錯誤和麻煩的正確的積極分子，是黨的寶貴財富，也是正直的人民所愛戴的對象。這樣的人雖具有一定的數量，但是在積極分子的總數中他們只佔百分之幾十。
大多數則是出身好懷復雜難分，有為了貪圖大的經濟利益的;有設法按幹部的願望辦事，取得親睞參加基層政權，意圖謀個人利益的;有的是設法掩蓋自己的罪惡，以混過民改關;有的是敵人代理人為了達到目的，有計劃地假裝積極分子，等等。由於各種原因也產生了各種積極分子。幹部對這些人不僅調查研究不夠，並以在短期內得到了數量不少的積極分子，在運動中以大喊大叫熱鬧而感到滿意，認為完成了任務，就驕傲和炫耀起來。例如：到一地方問你們發動群眾的怎樣?幹部除了說發動的好，其理由是積極分子佔總人口的百分之多少和運動如何熱鬧、尖銳以外，至於一般群眾對民改運動的認識、敵我界線、革命要求和階級覺悟如何?以及運動中的積極分子是否忠誠?熱愛黨和人民的程度如何?工作公正與否?是否顛倒是非製造麻煩?尤其是不是一個真正受到廣大人民的歡迎和贊揚的積極分子等，能夠講出對其質量經過深入地調查和符合實際的分析，且指出優缺點等情況的人是少數的。
由此就可以看出許多問題。黨一再教導我們，對於人的思想改造只能教育幫助，不可強迫、勉強、急躁，要作到個人自覺或自動地改造和提高。應該把它當做我們的一項很長期的復雜的重要的任務。這是英明而正確的。
我們西藏民改時大部分地區未能很好地貫徹這個精神，諸如對成年人思想中的宗教信仰等凡是左傾者看不慣和不如意的，幹部和積極分子，就一齊硬性地利用政權採取強制等軟硬兼施的辦法，甚至進行鬥爭，戴黑帽子，以至判了罪等，打算以強製手段在短期內解決思想問題，因而在當時表面上似乎有了一定程度的解決，但實際上使很多人思想上產生了懷疑、顧慮、灰心喪氣、不滿，以致把思想問題進一大步復雜化了。
對於一部分積極分子的思想和行動，沒有在實際中加以考核，而作為是全體人民群眾的思想和行動;其一主要在宗教問題上;其二關於不符合實情的冤屈處罰;其三鬥爭時發生過火。此外諸如此類的問題還多，下邊隨時再談。
概括來說，我們認為：幹部或積極分子以及其他任何人都一樣，無論他的思想和行動怎樣，只有能獲得百分之七十到九十以上的群眾思想上的贊成擁護和支持，才能當做是人民群眾的思想和行動;如果不是這樣而把它當做和算作群眾的思想和行動，那就是不符合實際的，不應當的，從而也是無法承認的。
對於揭發作為運動對象的領主及其代理人等罪惡的意見，是否真實，必須認真加以考查，這是重要的。但是抓住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這種說法，把許多並非真實的問題當做真實的，冒然給不少無罪過的人戴上了有嚴重罪過的帽子，加以打擊，這是令人驚訝的，也是所以發生許多打擊錯了這一問題的主要原因之一。實際上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但是提意見人所提的意見是否能代表群眾或反映群眾的思想，要加以考查，而不可把所說的都當做群眾的意見，認為是正確的。關於這個問題在上面第四個特點說明中已談過了。
關於鬥爭方面，民改鬥爭是階級鬥爭內容的最重要部分，通過農奴和奴隸進行翻身解放的、你死我活的階級鬥爭，使勞動人民懂得勞動人民世世代代深受各種慘重痛苦的主要原因，完全是由於封建制度下農奴主進行殘酷的強制壓迫和剝削的結果。並由他們燃起階級仇恨的怒火，展開鬥爭，以了結自己痛苦的心病，得到鍛煉，提高階級覺悟，激發革命熱情等，把勞動人民提高一步，消滅農奴主階級，不僅要使這一階級內的人們的剝削階級觀點、認識和立場改變成人民的觀點、認識和立場，使之成為新人;而且鬥爭上，對像有別，鬥爭方法也有差異，即不僅對農奴主階級和該階級的人有所區別，而且人中間又有左派、中間派和右派;反革命分子和極右分子等區別。
論罪惡也有是否是政治性的區別，並有新與舊、嚴重程度大小、時間長短、對其提意見的人多少等區別;尤其要看其悔過自新的態度好壞。
方法上結合對其採取保護或爭取或者打擊的某一種方法，而且是否面對面、規模大小、鬥爭次數多寡等方面，也按照各個人的實際情況有所不同。並且在對人進行鬥爭的時候，必須有罪犯的各種真實罪惡的確鑿根據，並有群眾作證，而不許誣害和在斗爭場合毒打等，這些都是黨的正確政策。
雖然如此，但實際鬥爭運動中，完全執行了黨的政策的是少的。像我1959年下半年以來向中央匯報的那樣，沒有合理區分階級和個人，把階級的嚴重罪惡列入個人罪惡之內;對於有些需要按照各個人的政治立場而分別加以保護和爭取的人，也發生過和對待反革命分子、叛亂分子和執迷不悟的領主以及代理人一樣的、難以忍受的、面對面的激烈鬥爭。
對於由封建制度而產生的強制壓迫和剝削，象對待反革命分子等政治性的罪行一樣，並作出詫異的樣子。
同時對罪行也沒有按新舊加以區別;對能承認錯誤，能向群眾道歉，願意悔過自新，力求脫胎換骨的人，給以特殊照顧和鼓勵等，以促進其上進心，這本來是很重要的，但也作得不完善。
例如以生我者貢保才旦來說，其本人的行為雖無嚴重過錯，但由於曾在封建農奴主階級中呆過一個時期，一定會有違背群眾心意之處;他理解到在群眾面前認錯道歉和對自己好好改造的重要性，所以當日喀則民改時，無人動員而自動從拉薩去日喀則，那樣做了(指認錯道歉—-譯注)。可是在日喀則不要說得到照顧和表揚，反而被工作組的干部唆使中上層人士中的一部分偽裝積極分子的壞人、能言會道的、投機分子，對他進行了毒打的面對面鬥爭。
在西藏類似這種情況不只他一個，象這樣不少相信黨，同情人民，擁護民改，願意改造的朋友，在民改鬥爭中遭到了打擊，從而給他們好心沸騰的熱情，潑了灰心喪氣的冷水。還有在民改鬥爭的地方刮起了兩大狂風：如果想進行鬥爭，即如被鬥者雖然沒有特別嚴重的罪行和過錯，也要捏造許多嚴重的罪行，並予誇大，隨心所欲，顛倒是非等，不僅毫無根據，一個比一個更尖銳激烈、更粗暴、更狂妄、更矜誇過火地恣意進行誣陷，以致冤枉了許多好人;而且對於做那些事的人，反予以獎勵表揚，而對真假不加調查等，沒有進行應有的掌握，此其狂風之一。
本該把鬥爭對象本人的證據確鑿的罪行仔細明確而認真加以對質，以打垮其威風，但並沒有這樣做;而是鬥爭一開始，大喊、怒吼幾下，同是拔發揪須，拳打腳踢，擰肉掐肩，推來掀去，有些人還用大鑰匙(是一種專門用於打架的形如鑰匙的鋼板製的工具—-譯注)和棍棒加以毒打，致使被鬥者七竅流血，失去知覺而昏倒，四肢斷折等，嚴重受傷，有的甚至在斗爭時，當場喪命，此其狂風之二。
上述情況不要說有罪過的人，就是中立的中上層人士，和中、富農奴也感到十分懼怕和驚慌，許多無辜的人逃亡國外，有些不能逃跑的，也發生過一些投河或以武器自殺的不幸的壞的情況，從而使正直的人民也產生了懷疑和失望等，所發生的不少成為使仇者滿意，親者灰心，不利於團結，不利於工作而增添麻煩根源的缺點錯誤，在各個地方嚴重程度大小，性質差別，種類多寡等各不相同。上述“六愛”的情況，因在這個報告的其他許多問題中可以了解到，故不專作解釋。
六：關於“七查”
對西藏民改進行復查的七項內容完全是必要的和正確的，工作上獲得一些成績和益處。我們想，復查應該比民改時期更前進一步，對問題應該作到更清楚、更認真、更深入、更細致、質量更高，應徹底發動群眾，按照黨的政策，不左不右的，準確而使人心悅誠服地、穩妥地處理民主改革中所遺留下來的問題.以提高和發揮群眾的階級覺悟和革命幹勁，審查幹部，處理那些製造麻煩有害無益的分子，以便純潔和加強我們的幹部隊伍，鞏固民改成績和勝利，保證各項工作在完善的基礎上，不斷前進，而不是為了別的。
但是作得並不那樣完善，如民改的第一個運動，還未結束時，又掀起了第二個運動，由於把第一個運動期間的右傾缺點錯誤作為主要內容，開展了激烈的檢查運動，對於有右傾問題的干部等，給了較重的打擊，致使嚴重的左傾趨向更加發展。因此剛才已講過的和將要講的缺點錯誤情況，在本文每個問題中雖都說到，但其中左傾性質的缺點錯誤，大部分和絕大部分都是復查中發生的。因此不少人說“復查搞慘了”或者說“沒有搞好”，其原因也在於此。
第三個問題：關於農牧業等生產和人民生活
黨一貫給予重視，特別在生產上，黨領導廣大勞動人民組織互助組，安排生產，克服困難和展開愛國增產進行了動員和教育等;並為了使生產不致衰退，採取了一系列完善的特殊措施，我們基層的各民族幹部大多數都聽黨的話，領導群眾，和群眾同住、同商量、同勞動等，對生產起了大的作用。同時由於群眾獲得翻身解放，成了土地和社會的主人，能以主人翁的思想珍惜自己的利益，在生產上發揮了沖天的干勁，在生產第一線上起了大的作用;另一方面老天也沒有製造麻煩，我們西藏連續三年獲得豐收。
但是其中也發生了不少問題：在想迅速消除西藏的一切落後面貌，並盡快地進入幸福光明的社會主義社會的好心腸支配下，在西藏初步刮了“合作社風”，而西藏的勞動人民當前僅有民主革命的思想，社會主義的思想水平低，要求並不那樣迫切，從而認為在民改時分得的土地等，不久將不歸己有，心情不舒暢，生產情緒下降，生產上不精耕細作，並發生了把先後所得的財產盡情使用的情況;互助組也未完全實行“自願互利”的原則，有些不願意參加互助組的，不得不參加，而有些願意參加的卻未能參加;互助組過大;對勞動報酬的分配法也不合理，還由於公積、公用和其他抽調等多了，損害了個體的利益。
同時一部分幹部在認為舊的都是落後，新的都是先進的思想和行動之下，對生產糊里糊塗地進行了各種不成熟的指揮，任意行事，主觀地搬用經驗，強迫勞動時間過長等，做了不少違反實際情況，並使群眾情緒下降一類的事。
在我們西藏，由於黨給予輕稅的照顧，愛國公糧是不重的，但是，在大生產競賽運動中，因浮誇風而形成了不符合實際的虛報增產，有一些為了掩蓋自己的謊言，把虛報的產量指標作為根據，愛國公糧徵收後，除群眾留了一些種子、口糧、飼料外，其餘糧食大部收購了，並且挖了過去的存糧等。由於糧食抓的過緊，使群眾生活發生了困難等，在工作中存在著一些不應有的和不利於發揮群眾生產情緒、抓緊生產、發展生產的因素，今天不詳談了。
在邊境地區，除了上述外，並在民改和復查時發生的缺點錯誤的壓力和影響下，不要說當地的領主和領主代理人，就連中、富農奴，甚至貧苦農奴和奴隸，同樣還有牧民，所有各界層出身的許多人，也感到驚慌恐懼而逃到國外;無人就無法進行生產，這對農牧業生產危害巨大，加之外逃叛匪回竄搶劫多，這是邊境的特殊情況。
在牧區，由於牧區的叛亂時間較長，致使牲畜損失大;對從許多牲畜所有權的確定拖延了;“兩利”也未能完全執行;加之1995年到1960年農牧交換中斷後，雖然代之由政府供應牧區的口糧，卻不足、又不普遍，致使口糧緊張，只得宰吃了許多牲畜。這些都使牧業生產受到影響。
關於城市，西藏的城市雖然人口少、行業少，卻在由封建主義轉向資本主義;而以商業、手工業和農業三者為主;且有不少居民沒有固定職業，而以獲利大的行業為轉移，變來變去，這也顯出行業的不穩定性等，情況是比較復雜的。因而一切工作應在認真的調查研究，掌握實際情況的基礎上，實行一整套有領導、有掌握、有計劃、有步驟、有主導、有輔助的方針是重要的。
(1)在手工業方面：除石、木、鐵等一批主要手工業外，我們對其它手工業注意不夠，使他們在思想上認為自己的手藝在新社會無用，從而轉業，也有的失業，致使他們的生活困難，群眾的需要也不能滿足。另外有一個階段，由於對城市或農村或牧區的副業生產，注意不夠，缺乏全面的安排等，使生產戰線上又出現了有主導而無輔助，不全面、不平衡的現象。
(2)商業方面：西藏許多大商人，有的參加了叛亂，有的外逃了，而我們商業部門的能力有限，又不進口外貨等，因而市場上出現了商品比較缺乏，貨色不全，必需品供應不足的現象。依照我們憲法精神考慮到為了國家行使主權，公民履行義務，決定在西藏徵收工商業稅，以保護和鼓勵守法的工商業，禁止和限制違法者。
但在執行時，有些地區首先讓商人以自報公議的方式登記個人的資金時，幹部從各店主所報的有真有假的各種情況中，經過調查，發現了一些假報者予揭穿這是好的。但是從此幹部對所有的商人都不相信了，或人雲亦雲，或瞎估計，把本來不應計算在資金內的一部分也算了進去，硬說你有這樣多的資金。沒有這樣多資金的人們申訴情況時，就以你腦子有問題一類的話來威脅和施加壓力，而當時正值民改鬥爭，氣焰難當之際，因此不得不承認下來。
商業稅又係根據資本按百分比徵收，因而資金不符合實情的商人們，由於稅額負擔過大，即使把所有出售商品的利潤全部上交也不夠，只得抽本金貼補，致使商業虧本無利，不少商人只得請求停業;另一方面，由於出現了一些投機倒把擾亂市場的商人，因此，物價上漲不穩定，有的剝削很重，給西藏的生產建設和穩定人民生活造成了不利因素。
關於群眾的生活，平叛民改後，生活逐漸趨於穩定和好轉，不但使所有的人感到非常高興，同時也成為人們熱愛黨、熱愛祖國、激發革命熱情、提高階級覺悟、努力生產的主要因素。但是由於工作中的缺點錯誤和一些幹部的作風，使一些地區人民群眾的生活發生了困難。
由於農業地區發生了“五風”和對糧食抓的過緊，以及對群眾留糧的標準低，因而造成口糧很緊，加之一些群眾用糧不當等原因，使不少家戶斷了口糧。但是以在這方面叫苦者來說，有的是確實斷了糧而叫苦，有些是自己稍有餘糧而為了不讓別人知道，也叫喊自己斷了糧等，各種情況都有。因此在提高群眾覺悟的基礎上，深入認真的進行全面的調查研究，救濟斷糧戶，不使群眾挨餓，對有糧戶不無故付出公糧這是重要的;但是一部分幹部未能作到這樣，以個別戶的情況設想和概括所有戶，致使有的戶佔了政府的便宜，有的家戶是真正斷了糧但得不到救濟，而由於當時糧食缺乏、緊張，缺糧的人民難從別處弄到糧食，致在西藏的一些地方發生了個別人餓死的情況。這是非常不應該的，是拙劣的，嚴重的。過去西藏雖是被黑暗、野蠻的封建統治的社會，但是糧食並沒有那樣缺，特別是由於佛教傳播極廣，不論貴賤任何人，都有濟貧施捨的好習慣;討飯也完全可以維生，不會發生餓死人的情況，我們也從來沒聽說過餓死人的情況。
在西藏1959年和1960年兩年中，農牧業產品的自由交換差不多中斷了，因此牧民非常缺糧，農民也缺乏肉類、酥油、鹽、堿，致使農牧區生活都有困難。為了解決生活問題，只得吃掉許多牲畜，對發展生產造成不利條件。
民改時，由於禁止來往運送物資糧食等，並對人們在各地往來也嚴加限制，因而城市需要從農村運來的物資，差不多都中斷了，而在城市也收購的餘糧多，或者收購過頭，甚至連香袋內的糧食和糌粑也收了，對翻出隱藏幾升糧食和糌粑的人家，也進行鬥爭，顯得非常小氣和拙劣。對大多數家戶，進行了搜查，把居民自己庫存的口糧、肉類、酥油等，差不多都挖光了。
由於政府對城市的口糧、青油、酥油未能及時普遍供應，或供應欠妥，不少居民的口糧很緊，有的斷糧，肉類、酥油、青油等極缺，連燈油也沒有。甚至買不到燒柴，人們恐慌著急，叫苦連天，不安營生，致使城市情況緊張，名實兩損。另外，有一個階段由於全區的家庭紡織停頓，群眾在穿著等方面也受到了影響。
第四個問題：關於統一戰線
如上所述，黨對我們西藏的反帝愛國的中上層人士，始終從團結、關懷和照顧、教育、改造和合作各方面給予很大的保護和愛護，沒有什麼不周到之處可說。
我們這些中上層人士，雖在政治上是反帝愛國進步的，但從出身來說，由於來自萬惡的封建農奴主階級，在民改運動中，應該認識本階級的罪惡，對各自在舊社會裡對勞動人民群眾所做的極不應當並使之憤恨的事，表示賠罪道歉，悔過自新;贊同和擁護民改，這是肯定要做的。
西藏的改革方面，由於採取了和平改革的方針，對愛國進步的中上層人士，諸如不進行面對面的鬥爭等，在黨的保護下賜予了得以渡過民主改革關的無上恩惠和關懷。但是除了沒有要上層中一部分主要或重要人士實際參加面對面的鬥爭等激烈運動，權當稍微平安地渡過民主改革關以外;其餘不少朋友，在民改中遭到了大的困難、恐懼和緊張，因此不符合保護、團結和爭取的原則，使人們驚慌意亂，灰心喪氣，產生了混日子或者不滿心情，從而影響了自己上進之心;在草率從事的做法下，許多好人遭到了打擊的總情況，前面已談過了。
在廣大農村中在喜歡亂打擊的做法下，對領主、領主代理人和一些富裕農奴，沒有合情的區別黑白，而顯然以較嚴厲打擊為英雄，不加區別的給以打擊;平常也採取各種惡意手段，特別是正式指使勞動人民，根本不許和領主、領主代理人接觸;管得極為嚴格，由此就把領主及其代理人排斥在人群之外，以致他們政治上沒出路，生活上困難大，對這個世間無大的嚮往而出現了悲慘景象，因而難以真正爭取和改造好那些人，而可能成為擴大反動派地下基礎的條件(“地下基礎”指隱藏的特務隊伍—-譯者)等，這是沒有益處而增添麻煩;對於把更多的人團結在黨的周圍，擴大而鞏固人民民主統一戰線，以孤立敵人而能使之迅速消滅死亡;保證民主改革;鼓勵多數人心情舒暢，信心百倍，幹勁充沛地在民主和社會主義的光明大道上大踏步前進是不相宜的。諸如此類，由於左傾的缺點錯誤，在統一戰線內起了嚴重的壞影響。
第五個問題：關於民主集中
民主集中，不但是我國政治生活中最重要的，而且是人民內部一切工作必須遵的一個原則。這是在黨的各項政策和國家的各項法規中都一再明確規定了的。
毛主席在談到關於我國的政治形勢時說，要有一個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詳細的說，那就是既是高度民主基礎上的高度集中，又是高度集中指導下的高度民主。因而，我們的所有路線和政策都是根據人民群眾的意志、願望和經驗而製定和將要製定的。因此，黨經常所說的，既然我們過去取得的勝利成就和看到工作中的缺點錯誤也是來自人民群眾，那麼就必須接受群眾的意志、願望和從優缺點的體驗中提出的意見，以及對工作的監督等，以便根據群眾的希望和實際情況以及發展規律，克服我們工作中的缺點錯誤，謀取福利，這就是能夠保證做好我們的所有工作，並使之不斷前進的民主。
為了使這個民主既有始有終又能統一起來也要很好的實行集中等的精神，都是特別重要而且絕對正確的。在我們西藏也必須完整的實行民主集中，自不用說了。在實行時，基本上說是夠美的了，但是細看一下，也有實行的不全面、不普遍、不完善等不少問題，對此從民主和集中這兩方面來談：
第一、關於民主
在各級負責人和幹部中，一部分人，發生了違背民主的行為，對工作的完成和發展，造成了不少不利因素。把黨的政策和西藏的實際情況結合起來進行工作，這是完成我們的一切事業和任務的根本保證。如果把它只說說而已，在工作中就無法發揮黨的政策和實際情況結合的作用，而一旦脫離了實際情況，這就如同對腳病用頭藥，不但不利於真正的病癥，反而有引起其它病的危險。
西藏的情況是特點很多，而且也很復雜。但是無論任何人，也不能輕易了解的，那就是摒棄驕傲主觀和各界層的人民多商量，調查研究，多聽取意見，向了解者詢問等，力求利用這些辦法，以了解西藏的實際情況和西藏人民的意志和願望等，要這樣作，首先就要到各界層人士和群眾中去，對具有左、中、右思想的人們依其各自的觀點、看法和認識而提出的先進、中間和落後的意見，不論其受聽與否，合意與否，都要以“肚內可容刀槍箭戟”般的寬宏大量的精神，耐心地仔細聽取，找到好的和壞的，把正確的精神匯集起來，以使今後黨的政策和西藏實際情況以及人民的意志、願望進一步統一起來，克服和防止工作中的缺點錯誤，從各個方面發揚優點，不言而喻，這是最最重要的。
但是官僚主義深入下層少，對待意見以是否受聽和是否合意而大力偏向，對講不受聽不合意的意見的人，不僅表現出不喜歡的態度，並且說：“你的腦子有毛病，沒有受到教育”等，甚至給扣上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對他們心懷惡意或者加以打擊，這種情形致使他們處於沒有機會提出揭露工作中的缺點錯誤和雖然於事有益卻缺乏躍進和積極的味道的意見的境地。
另一方面，那些“要幹啊”“要搞啊”之類的話，受到歡迎信任，講這類話的人得到了進步分子或積極分子的榮譽關照。因此，雖在各級召開了許多各種不同形式的會議和對集體或個人進行了許多訪問並徵求意見，但除了大多數人都說：好極啦!美極啦!漂亮極啦!等花言巧語的好聽話而外，沒有或者很少有人說，不是這樣而是那樣;有這樣那樣的缺點錯誤;要這樣那樣的糾正。其原因，就在於我前面所說的那些。
那麼採取開會等辦法，商討工作事業，和收集防惡揚善的意見的意義、好處和效用就縮小了或正在逐漸消失。例如：把一個問題提出商討，只要到會的人裡邊，個別人略說一下好的道理之後，就說“再沒有意見了嗎?”“沒有了”，於是大家就舉手或鼓掌通過。這固然會有一些人是出自內心同意而舉手或者鼓掌。但是也有不少人雖有不滿的意見，但由於考慮到不應該因公而犧牲自己的利益，也就在表面上表示同意的態度，也是多的。
我們的工作方針、政策和任務，都只能在大力向群眾解釋說服而得到群眾的同意後，逐漸讓他們去做;上級切不可有強迫和命令的行為。但是主觀主義和命令主義把沒有得到群眾同意歡迎的事情，也強迫他們去作，所以就沒有完整地實行民主制度。
第二、關於集中
各級黨委會在集中的問題上想來一定會是完善的，詳細的就說不上了。而以我們各級政府來說，只是如彼而已。
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是在中共西藏工作委員會直接領導下的西藏的最高行政機關，本應行使我國憲法和各項法律、條例中所規定的職權，對自己的直屬機關和各級政府進行領導，佈置工作並做好掌握工作方法，審查報告，表揚成績，糾正缺點錯誤等，以完成黨和國家交給我們籌委會的任務，這本來很重要;但是各直屬機關和各專區，不僅在思想上把籌委會作為是自己的領導機關的認識不夠，而且在各自的季度或全年工作報告中，盡說些任務完成得好，工作成績大之類的話，除基本上和報紙上登出的大半一樣外，從來不把重大問題做內部明確的報告，似有內深外淺之分，致使上級不能全面了解下級行政的問題，上下級之間不是那樣關系密切和互相信任，加之我們自己也工作經驗不夠，就難以發揮領導作用。
由於存在著諸如此類的好多不同情況，所以我們行政系統的集中也根本上不能使人滿意。
第六個問題：關於專政
只對那些執迷不悟的叛亂分子、反革命分子、最反動的領主及其代理人實行專政，給予管制關押等依照國家法律予以懲處，而不冤屈一個無罪的人，這是黨的一個政策原則。
但在西藏具體執行中，發生的對可捕可不捕的大部分人，甚至不少無罪的好人，恣意安罪名誣害，列入罪犯之中等，使正直的人民感到驚訝的情況，從我上面已談了的就可了解，沒有必要再說明的了。這裡稍微談一下把被捕了的這些人，進行管製或關獄後或勞改時所發生的那些情況：全西藏關押犯的數字達到了總人數的百分之幾，這是歷史上所沒有過的。
第一：關於集訓
在學習黨的政策等時，由於一百個人有一百個思想，因而，各個人一定會有各種不同的認識和看法。對那些不太恰當的看法和認識，耐心地進行幫助和教育，是很重要的;但是不但沒有那樣做，而是尖銳的鬥爭，對有些人還以殘忍的虐待進行打擊。因此，當人們一聽到“來學習”的叫聲，心就要悸動，正直的人大都心灰意冷，憂心忡忡，失去了改造自己，重新做人的信心;有的因憎恨而產生了各種邪念;有的只想隨機應變的混日子，並為了達到各自的目的，學會了一套口和心之間距離很大的手法，這樣就出現了一定數量巧言奉承、舞弄迎合的水平不低的人，以致造成了在實際改造上，表面上似乎取得了成績，而內容卻完全相反的情況。
第二：關於勞動改造等正式關押犯
由於關押犯的人數過多，有難於管理的情況，對這些人的思想改造方面，想來不會比集訓的好;不僅如此，在關押犯中，除去在西藏軍區關押的一部分上層和一般監獄內有少數管理人員能按照黨和國家的法律執行外，其餘大部分監獄中對關押犯的生活和健康等，其主管這類問題的負責人或管理人員不關心，加之看守員和幹部對那些人殘酷無情地惡言恫嚇，恣意毒打;並故意把地勢高低和寒暖差別很大的南北上下的關押犯，遷來遷去，以致水土不服，衣被不能暖體，褥墊不能防潮，帳篷、房屋不遮風雨，食不飽腹等等，生活十分困苦淒慘，還讓起早抹黑的勞動，並由於把最重最苦的勞動活交那些人去幹，因而使那些人不可抵禦地出現體力日衰，疾病很多，加以休息不充足，醫療不完善，使大量關押犯遭到非正常的死亡。對年在五六十歲，體質衰弱，已接近死亡的年老關押犯，也讓進行十分苦而重的體力勞動。當我來回走動之際，看到這種痛苦情景時，雖然心中不由自主的產生了悲愁，和想“難道不這樣不成嗎”的憐憫之心，但是沒有任何辦法。
總而言之，在一九五九年毛主席曾向我們指示的：由於西藏人口少，應採取不殺人或只殺極少數人的政策，比如叛亂頭子拉魯和羅桑扎西不殺也可以。這不僅是十分正確的、使人感動的英明的偉大想法，而且也是完全符合西藏的實際情況的。對真正的首惡分子給予關押勞改等，嚴懲不貸，以儆效尤，而對其餘無罪或僅有小罪的人，若能嚴加控制根本不發生逮捕、關押和判刑的情形，做到鏟除壞的，保護好的，就可收到對癥下藥之效。
但事實與此相反，到處關押著沒有好處反而招惹麻煩的犯人，和出現了許多不應當得死罪的犯人的屍體，這會使千百戶人家的父母妻子兒女親戚朋友十分悲傷，眼淚不斷這是不用說的;加之不管是否有無罪過和罪過大小，把那樣多的人關押起來，並且由於管理不善，致使有很多人非正常死亡。對此，西藏廣大人民不僅不歡迎，並且產生了不喜歡、遺憾、驚慌、懷疑、不滿，並可憐那些關押犯。
所以這些缺點錯誤就成了脫離群眾的條件，也是逃往國外的叛亂分子和分散在西藏境內的殘餘叛亂分子對我們更加疑慮、懼怕，不但不前來投降，而且成為反革命到底的思想更趨堅定的主要因素。
同時，西藏的上層關押犯中，原西藏地方政府的許多官吏雖被列入叛亂罪魁的行列，但是，大多數是1959年在拉薩叛亂時，從3月10日在羅布林卡叛亂首領宣布反動的口號以後到19日之間，在羅布林卡等處招集原西藏地方政府僧俗官吏開了各種關於叛亂的會議的參加者，其中凡在平叛時被俘的，都籠統草率地算作叛亂首領或罪魁而被關押的。但是，若問這些人是否全是叛亂首領或罪魁?很難說“是〞。
當時召開叛亂會議時叛亂罪魁說：“若來就無話可說，若不來，不問任何人包括家屬在內全部殺光”。就如諺語所說“蟲不吐油，就要殺頭”一樣，由於受到所施加的難以忍受的壓力，和以恃權強制的方式進行嚴重的威脅，在保全自己的思想支配下，為了解救自己和家屬的危險，不得已而聽從敵人的擺布，此其一。
在叛亂首領的宗教和民族利益的藉口下，對宗教、民族具有深刻的信仰、熱愛和自尊心而又不了解實情的好人，上了敵人的當，此其二。
由於西藏的封建制度，地方政府官吏們從祖先時起，受“具喜宮”(原西藏地方政府之名──譯注)之恩惠而生存，且自身亦為地方政府之官吏，所以差不多人人都有“在那裡吃食就在那裡當看門狗”的思想，因而在“具喜宮”的政權處於存亡關頭的當時，出於對自己政府的戀念而魯莽從事，此其三。
這三點在中間人士的思想中具有不能很好解決的性質，故而若仔細考慮中間的人們不去參加一下這些會議就難以呆下去的處境，就可以明白了。那麼可以說當時在中共西藏工作委員會的領導下，黨、政、軍有關機關都對中上層人士作了爭取工作，害怕敵人的人們無論搬到黨、政、軍任何一處去的話，不是就沒有絲毫的危險了嗎?固然是那樣，可是當時的實際情況是僅向平時同我們有聯繫的人作了爭取工作，而沒有對地方政府的所有僧俗官吏進行。
阿沛副主任也積極負責地在地方政府官吏中做了許多說服爭取聯繫，雖起了大的作用，但是也難以廣泛等;實際上，我們未能對地方政府的所有僧俗官吏進行說服爭取工作，所以把地方政府僧俗官吏中不傾向革命，也不傾向反革命的中間思想的、盲從地參加叛亂會議和叛亂的人以及被強迫、裹脅而不得不參加叛亂會議和叛亂的人們算作叛亂罪魁是不應該的。
可是，凡是被俘的這一類人，在處理時，也不向熟悉這些人情況的愛國進步朋友們了解一下情況就加之以不符合實情的叛亂首領或叛亂罪魁的罪名，進行了關押等之類嚴厲而重的處罰，對此人們感到我們的法令不公正等等。
關於專政，從我以上陳述的這些當中，可以洞察在西藏實行專政時，產生了把人混淆黑白的許多嚴重情況。而這種情形看來是利敵害己的。
第七個問題：關於宗教
概論
宗教，無論是整個藏族地區，和任何局部，在各階層人民中除小孩外，其餘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人們對其有極高的信仰、熱愛和自尊心，故對於宗教的前途，大家極為關心。由於這是一個十分重要的關鍵性的問題，對其處理的好與壞，對我們能否得到群眾的真誠熱愛和歡迎，有著利害相關的直接影響。
因此，1959年5月，偉大的領袖毛主席和總理您，就有關平叛和民改等西藏的工作方面給我們所作的英明正確的方針、政策、方法和步驟等具有重要意義的指示教導中指出，宗教問題方面，中央不僅繼續給予僧俗群眾以宗教信仰自由，並且保護守法的寺廟和教徒，可以照舊進行“講辯著”等宗教活動，真是扣人心弦。
並指出對西藏寺廟宗教中一個時期曾摻入的玷污宗教和與社會發展不相容的封建農奴制度、壓迫剝削制度以及特權進行改革，以純潔宗教寺廟內部，是重要的;而且以西藏的總人數比例來說，不進行人和物質生產的喇嘛過多，這對藏族人口的增長和生產的發展有大的害處，所以喇嘛數字也應精減，使一些喇嘛還俗回鄉成家立業，參加人和物質生產也是重要的;寺廟中留一定數量的質量好的喇嘛，從事宗教活動，其生活政府可以予以解決;總之，不論僧俗都可自由信教，並要設法增加從事人和物質的生產者等等。
對此阿沛副主任曾談過西藏之所以有那樣多喇嘛的根本原因和情況，並提出過一些有益的重要意見;我自己也在當時和以後從拉薩寫的一項報告中，為了使我們在西藏的革命工作得以符合西藏的實際情況，恰如其分而又很有成效地取得大的成績和勝利，並使人人欽佩而又完全有益於黨的聲譽，曾“給釋伽牟尼教字母”(意思同“孔子門前賣孝經”完全一樣──譯注)，直言不諱地對平叛和民改等提出了防惡揚善的意見，並特別提出;我贊成擁護在黨保證不致損害廣大僧俗群眾信教權力之下，徹底消滅宗教寺廟內一個時期曾摻入的那些最黑暗殘酷的封建農奴制度和壓迫剝削制度等，與佛教教義不相容，與社會發展不相宜的東西，以好好地改善西藏的宗教和寺廟的旨意;同時表示包括我在內的大部分藏人，對於在精減喇嘛時，是否能採取恰當地照顧政教兩方面的方針，以使人們滿意而心情舒暢，改革後專業喇嘛如何生活，是否能夠完善地進行純潔的宗教活動等問題，都是很關心的態度;並且由於藏族人民十分信教愛教，所以明確地劃分真正純潔的宗教和其中混雜的糟粕兩者的界線，能使大家不錯不混地了解清楚保護何者反對何者，在執行時也同樣要嚴格慎重、仔細踏實、緩慢準確地進行宗教工作是重要的等一些愚見。
我們認為，由於在西藏宗教問題是十分重要的，所以應把黨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中，信教和不信教兩者都有自由等內容，無論在下級和基層中都不偏不倚而端正地予以表裡一致的徹底執行;並以法律保障對僧俗群眾的合法或正常的宗教活動，不受任何人干涉、阻撓;同時，使從事宗教和寺廟工作的主要人員必須深刻認識到在西藏宗教問題既十分重要，而且情況復雜，對其處理的好、壞，將在群眾思想上產生好、壞影響，以便預先防止消除其各自頭腦中由於左傾觀點以為沒有宗教為好等會在未來的運動中具體執行時造成麻煩的一切因素，使幹部在思想上既先進又能看到實際，深入全面地進行調查研究、熟悉重要情況後，才讓其進行工作、對工作提出意見、領導運動。同時，向許多了解宗教問題的朋友徵求意見，反復討論工作方法等，也是重要的。這樣雖然會出現左中右的意見，但應都予耐心聽取，集中正確的精華，在工作中加以應用;而且應同忠誠善良的朋友們在工作上合作，發揮他們的積極性，共同完成黨和人民交給的任務，以免事後互相埋怨。
為了工作能抓住關鍵，並積累豐富的經驗，也必須預先進行完善的試驗工作，這也就是首先要從領導那裡看清此一問題的重要性，堅決地大力加強對此工作的領導、注意和掌握，有計劃又有準備，有步驟又穩當，有區別又慎重，既仔細又穩妥，既深入又全面地在西藏各寺廟中，在黨的信教自由政策下，把需要保護真正的宗教和需要反對過去一個時期產生的所有封建糟粕的道理進行宣傳、學習和發動，提高廣大僧尼的政治覺悟和階級認識，並依靠廣大喇嘛群眾，把要革命也是宗教的純潔的積極分子放在運動的前列，反對封建特權，反對壓迫剝削制度，反對參加叛亂了的寺院內的叛亂，以徹底幹淨地消滅披著宗教外衣的反革命分子、叛亂罪魁──教徒的敗類，黨和人民及宗教的敵人;徹底消滅一切不符合佛教的深邃教義、不適合革命精神、有礙於社會發展的封建特權和壓迫剝削制度，變過去的封建寺廟為民主寺廟，變過去少數人的統治為“善僧”僧眾集體當家作主，把那些在政治上擁護黨的領導、走民主和社會主義的大道，又守法，在宗教方面，沒有不符合宗教的行為，“爐小火旺”質量純潔的善僧僧眾留在寺廟，對於所有淵博的宗教學說，通過“講辯著”、“聞思修”、“智德善”的途徑把具有和平利他性質的宗教搞的比過去更好、更深奧，以很好滿足廣大僧俗群眾對宗教生活的需要，做到使之能夠說：“黨對我們宗教進行了好的整頓，應皈依共產黨毛主席”。這是重要的。
對既不能真誠地進行教事又不願回家的喇嘛，應給予土地等一定的生產資料，讓他們一面從事生產勞動，自食其力，以減輕國家和人民的負擔;一面使其參加一定的宗教活動，成為名副其實的喇嘛。
對西藏喇嘛數量過大而要進行精減方面，我們如本著信教自由的原則，提出在寺廟當喇嘛或不當喇嘛的都有自由，留在寺廟內的喇嘛只能依教行事不得有背教之行的條件，那麼，過去因家庭或個人生活當了喇嘛的;或為了擺脫某農奴主的壓迫而當了喇嘛的;或因某些小寺廟有派喇嘛差之權而不得已當了喇嘛的;還有搞經商謀利、飲酒等放蕩行為者──在西藏的喇嘛中許多不是為了追求教義而出家，且有與教義不相符合的行為的人，有的會自願還俗成家，有的勢必要還俗成家，參加人或物質的生產;這樣，就不僅會做到大大減少西藏喇嘛的數字，增加從事人和物質生產的人，而且使內外敵人沒有對黨和國家進行誹謗之因，僧俗群眾不會有意見等，就會出現一個抑止過錯發揚優點的良好局面。
各寺廟的管理組織、紀律、制度，凡是來自過去封建農奴制度的，必須廢除，但若沒有適當完善的新的去代替，寺內就會有秩序紊亂的危險。因此，關於建立新的方面：關於管理機構，應以要革命也要宗教的積極分子中聽黨的話，跟著黨走、不自私、不主觀、重視教事、關心政治、工作上力求不左不右、走群眾路線、又有工作能力、時刻關心僧眾利益的優良積極分子為骨幹，並提出各個方面的能幹的人，作為候選人，在黨的領導下，由全體僧眾滿意完善地選舉出民主管理委員會的正副主人和委員。在貫徹有領導有民主的原則下，組成名符其實的民主管理委員會。
關於紀律和製度，因為寺廟和喇嘛是從事宗教的，所以要以佛主釋迦牟尼所規定的教律為根本，此其一;又因為喇嘛是國家的公民，所以要遵守憲法和接受各項法律，此其二;再由於一切工作要以人民利益為主，所以要不危害西藏人民的徹底解放和繁榮發展，此其三;要把這三項不予分割而製定出西藏各寺廟的完整的紀律和製度加以實行。
對於住寺喇嘛的生活，對專門從事宗教的善僧們和包括小喇嘛在內的學習浩如煙海的宗教經典的一定數量的喇嘛，為了使他們分內的教事不致發生中斷而能得到發展和大的成果起見，由國家負擔其生活，予以鼓勵，同時對寺廟內的老喇嘛和病患者也負擔其生活，對其餘喇嘛的生活按我上面所說的，本參加生產，自食其力的原則加以解決，對於以具有歷史意義的寺廟為主的西藏的各寺廟和所有大小佛像、佛經、佛塔都要心口一致地好好加以保護，對這些均予很好的執行，是極其重要的;所以以前就把上述大部分意見和希望用供參考的形式，一再陳述過，已做到了無失無悔。
雖然我和我一樣的許多人渴望著西藏宗教問題得到盡善盡美的解決，使藏人們感到心情舒暢，敵人找不到造謠誣蔑的藉口;使世界上各種宗教信仰者的頭腦中對我們偉大的黨有好的看法和造成好的印象，從而造成有利於世界無產階級大革命迅速發展的條件，希望所有這些都能像祥瑞的蓮花含笑盛開。但是在實際進行宗教和寺廟的工作時，發生了許多不應當、不妥當、不幸的事情，致使人們感到驚訝失神。
關於這一方面在這裡稍加敘述：
第一：關於反對和保護
西藏寺廟內的封建農奴制度的特權和壓迫剝削，是過去一個時期由多種原因而逐漸接連地摻入的。這些正如上述，是不符合宗教旨意，不適於社會發展，有害於人民的;因此在民改時加以廢除是重要的;對之進行改造時，廣大僧俗群眾不但沒有意見而且會真正歡迎的。因為在西藏近一、二百年，尤其是近幾十年期間，西藏的一些寺廟的統治者在各級封建政府的支持下，以各種特權對廣大僧俗群眾進行殘酷的壓迫和嚴重的剝削，對群眾製造了許多痛苦和仇恨。例如拉薩傳大、小昭期間，哲蚌寺傳昭的鐵棒喇嘛只要稍有岔子可找，就對無辜的人加以逮捕和關押，處於嚴刑，罰以重金，對有些人強奪其財產權，有些人被打死等等。
由於有這樣極端殘暴的壓迫性，因此在傳昭期間，拉薩比較膽小的居民，為了躲避危險就逃到附近的農村去。以剝削來說，毫無根據地徵收各種黑稅，甚至有狗稅、牲畜糞稅、水稅、酒稅、娛樂稅和唱歌稅等，進行不可告人的暴斂，如稍有違抗拖欠就被貪而無厭地恣意問罪，因此群眾把他們稱作“紅土匪”，仇恨他們。
另外，寺廟裡的各“機蘇”(一般指總管寺廟財務的機構及其負責人等──譯注)對自己下面的百姓任意加以不堪忍受的壓迫和剝削，致使人民抬不起頭來，日益陷於貧窮之地;不但搶奪別人的“人根”(指對農奴、奴隸的人身所有權──譯注)，而且對民間的任何問題都無端干涉，循私舞弊或貪贓枉法，強行判決，製造了許多麻煩;以化募轄區為藉口，在一些地方，從群眾那裡不是出自信仰的供養，而是強行收取死人的奠儀和徵募;此外，還以高利貸和強迫買賣對群眾進行極為沉重的壓迫和剝削。
同時在寺廟內的等級方面，也不是完全按宗教教義以資歷深淺、學問大小執行，而是根據各人的出身，在封建農奴制度中地位的貴賤和有無權勢等，在喇嘛中劃分高低，上層對下層進行壓迫等，有不少諸如此類不合理的製度。因此寺廟內的僧人和在家的俗人對寺廟內的不合理的行徑和幹這些事的人憎恨和憤火中燒，腹中有長期以來壓抑著的許多痛苦要訴說。
但是我們必須要清楚地懂得：在西藏的各寺廟裡，有各種不同的情況，不能說百分之百的寺廟都是那樣。就是有那些臭氣百出之事的寺廟裡，幹壞事的也只是負責人或執事人員中的一部分人和他們的走狗，說所有的喇嘛都是那樣，那更是不對的。一般的喇嘛沒有那些罪過而且依教行事的“善僧”們更不會那樣。關於這一切情況，廣大僧俗群眾既然知道的清楚，那麼絕沒有因此而絲毫動搖過廣大僧俗群眾對於佛教和依教行事的寺廟和“善僧”們的虔誠信仰。
西藏寺廟中有不少參加了反黨、反祖國和反革命的、有千百重罪惡的叛亂，這是有大罪惡的，所以必須相應地嚴加處理，這是重要的，群眾也有這樣的要求。但是參加叛亂的不是所有的寺廟，更不是全體喇嘛，尤其更不可能是純潔的宗教本身。這是所有正直的人們確實看的清楚的。
叛亂寺廟，也只是從各自的負責人或喇嘛中一部分披著宗教外衣的反革命罪魁作惡而起。所以為了區別是否參加了叛亂而進行調查時，應該認真細致地弄個水落石出，不混淆和顛倒好壞，做到使所有人民都心悅誠服，這是重要的。
西藏的宗教寺廟問題既很復雜又很重要，因此對反對的部分和保護的都分，就像狼與羊一樣，絕對分清，這是重要中的重要。因此如同上述，對西藏的宗教寺廟問題，必須執行既有計劃又有準備，有步驟又穩當，有區別又慎重，有細致又妥善，有深入又全面的方針，這是所有上下級都不可缺少的。民改中發動廣大僧俗群眾挖苦根、吐苦水，揭發三大領主的罪惡時，僧俗群眾中一定會有對寺廟和活佛僧眾的這種或那種罪行進行控訴，以消自己的疾苦仇恨，這是合理的、必要的、應當的、正確的。
但是另一方面，如果對寺廟和活佛僧眾不管有無根據就危言聳聽地加以指責和批評，如能表現出一副大力反對的姿態，那麼就會顯著地得到干部的表揚、歡迎和照顧。由於幹部中出現過不少公然無忌地以詆毀並反對我們寶貴的宗教和消滅寺廟活佛僧眾有好處等道理而直接間接地進行各種動員的人，所以僧俗積極分子中心口不一、隨機應變、脫離實際的人一反既往地攻擊說：純潔的宗教本身也是要否定的，不對的。因此，在那些幹部的思想上由極端錯誤的看法而產生了睜眼跳崖的嚴重的左傾觀點。他們認為在西藏既然群眾已經放棄了對宗教本身的信仰而進行反對，那麼反對和消滅宗教的條件已經成熟，以致在西藏的各寺廟內發動“三反三算”運動時，在實際工作中增加了反對宗教本身，並將其放在了主要地位;對應予保護的聖潔對象，盲目瘋狂地進行了激烈的反對，因此在西藏的宗教寺廟問題上，發生使人們魂散神迷，傷心至極以至哀號等不好現象，這是必然的。
第二：關於宗教、寺廟實行民改的情況
發動群眾與鬥爭方式和前面第二個問題第五個內容中所講的一樣，在這裡不再重述。現在簡略談一下不屬於前述問題，而只是寺廟本身特殊發生的那些情況。
黨在寺廟內所持的階級路線是依靠貧困喇嘛，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孤立打擊消滅叛亂罪魁、反革命分子、和最反動的農奴主。基本上來說，這是正確的;但是，“貧苦喇嘛”這一概念，是不完整的，必須說應該是“遭受痛苦的貧苦喇嘛”因為在西藏的各寺廟內，有一部分由於封建農奴制度、農奴主的壓迫、剝削和歧視而淪於貧困受苦的喇嘛，對他們我們必須予以同情和幫助，使他們得到徹底的解放，並且在運動中要發揮他們的積極性，在寺廟內我們也可以依靠他們。但是，也有一些是由於從前有貪酒好賭等壞行為而變窮的，他們是自討苦吃，無冤可訴，也不是我們同情的對象。但是這些行為放蕩的人，只善於投機取巧、甜言奉承和偽裝積極，而很難忠心耿耿，所以我們不應該依靠這些人。如予依靠，這些人就會不可一世地給大家造成壞榜樣。他們顛倒真假，擾亂人心等，只能製造滿屋子的麻煩，難以製造滿屋子的好事。這從我前後所已經談到的和將要說的實際發生的情況中，可以看的清楚。
關於寺廟內的正式民改，既定政策是“三反”，和為了使其完善起見，實行了“三算”。但在具體執行時，
在所謂“破除迷信”之下，反對宗教此其一;
消滅佛像、佛經和佛塔此其二;
千方百計地使僧尼還俗此其三。
把這些成為主要任務，而規定中的“三反三算”成為實現此三項的工具或策略，其性質變成了“殺無罪的羊，被殺有罪的狼更威風”。因而，千方百計地使僧尼還俗的時候，首先在各寺廟以所謂“學習”和“發動”的名義，將僧尼集中在大經堂或大房子內，抓的很緊，不分晝夜地緊張地學習和強迫動員其互相進行批評，掀起尖銳的鬥爭浪潮;對公開表示了信仰宗教的人，戴以迷信分子和不喜歡革命等各種帽子，進行無法忍受的沒頭沒腦的鬥爭和打擊。
另一方面，問喇嘛們還不還俗，如果提出繼續當喇嘛的要求，就說“你還沒有受到教育，沒有破除迷信”而給予粗暴的鬥爭，甚至被管製或關押者為數也不少，在這樣的情況下，除非是鐵打的人，就無法提出繼續當喇嘛的要求，從而使六、七十歲的老年人也請求還俗而回到家中，這些人既無法成家，又無力從事生產，加之都不願離開自己渡過前半生歲月的寺廟，這是眾所周知的;但是這些人之所以只得回家，這就足以證明發生了在寺廟無法居住的嚴重問題。
在有些寺廟，由於工作隊在喇嘛中開列名單，使其回家還俗;還有比這更嚴重的是，竟有讓喇嘛站一邊，尼姑和俗女站一邊，強迫他(她)們互相挑選，這就使得在我們法律中所規定的男女雙方自願結合，任何人不得乾涉，受到法律保障的這一公民權利也難以解釋和交代。
在深山禪庵或寺廟中有許多從事終身悟靜修禪，嚴守教行的虔誠教徒，他們視紅塵諸事為毒樹，悲觀厭世;由於革命事業也是紅塵之事，所以他們很少有人對之表示歡迎或積極的態度，這是不足為奇的，是可能有的，正常的;但是幹部則以為他們有頑固不化的反動思想的基礎，把不少這類教徒予以管製或關押等，對依教行事的聖潔教徒給了嚴重的打擊，加之在僧尼還俗方面，強行採取各種毫無根據的辦法，因此西藏的大多數寺廟沒有僧尼居住，就是有人居住者也只是人數很少的，且這些人的宗教修養水平也低。
雖然發生了這些情況，而有些人卻說：“西藏進行了民改，廣大僧尼獲得了解放和信教自由權，自願回家還俗，所以寺廟僅剩下了那麼一點喇嘛”。這種說法，是得不到包括我在內的百分之九十以上西藏人民思想中承認的。
在消滅佛像、佛經、佛塔方面，從基本上說，除去四大寺等被保護的極少數寺廟外，在西藏的其它寺廟和廣大農牧區的村莊或村鎮或城市中，我們的漢藏幹部中，一部分漢族幹部出注意，藏族幹部動員，積極分子中的不明事理的人充當執行者，盜用群眾的名義或戴著群眾的面具，掀起了消滅佛像、佛經、佛塔等的滔天浪潮，把無數佛像、佛經、佛塔燒毀、拋入水中、扔在地上、拆毀和熔化，對寺廟、佛堂、瑪尼牆、佛塔恣意進行了瘋象闖入般的破壞，盜走了許多佛像飾品和佛像神塔體內的寶貴物品，由於政府的各收購機關在收購有色金屬時，沒有考慮仔細區分，收購了用有色金屬製作的佛像、佛塔、供器，從而表現出了鼓勵消滅那些(指佛像等──譯注)的態度等，致使那些寺廟村莊的景象，不僅不像是“有心”之人所為，倒像是“無心”的砲彈摧毀，戰爭剛結束的樣子，目不忍睹。而且公然無忌地污辱宗教，把“大藏經”用於漚肥的原料，專門把許多畫的佛像和經書用於製鞋原料等，毫無任何道理;由於做了許多瘋子也難做出的行為，因而使各階層人民詫異透頂，心緒混亂至極，極度灰心喪氣，眼中流淚，口稱：我們的地方搞成了黑地方(西藏俗話中把沒有宗教的地方稱為黑地方──譯注)等而哀號。
把西藏的佛像、佛經、佛塔損壞的如此難以想像、難以形容，對此有些人卻說是“廣大勞動人民覺悟了而消滅的”，這是絲毫不了解西藏實際情況的胡說八道，因而，也同上述一樣，是根本無法承認的。從上述情況可以證實對宗教本身進行了反對。並且由於幹部利用政權大力地公然無忌地以許多不同形式對僧俗群眾的正當宗教活動，恣意干涉，強行禁止，致使僧俗群眾意冷心傷，極為不服不滿。但是由於對群眾嚴加壓制，暫時在一個短時期內被迫無法而不得不在外表上顯出宗教信仰稍許淡薄的樣子，但這只是硬壓出來的。而由於自己信仰、熱愛很深的佛教遭到很大的削弱，並不許自己信教，致使許多人思想上宗教情感增長，信仰也比過去更深了。那麼壓制人民群眾的心願，違背群眾意志，恰好成了孤立自己，造成失敗之因。這是違背黨所經常指示教誨的要摒棄那些嚴重脫離群眾行為的旨意的。幹這些事的人真是眼光短小，心胸狹窄，徒留笑柄。
第三：關於民改後的寺廟情況
(1)民改前西藏有大、中、小寺廟兩千五百餘座，而民改後由政府留下來的僅只有七十多座，減少了百分之九十七多，由於大部分寺廟沒人居住，所以大經堂等神殿、僧舍無人管，人為的和非人為的損害、破壞巨大，淪於已倒塌和正在倒塌的境地。
(2)全西藏過去僧尼總數約有十一萬多人，其中外逃者可能有一萬，剩餘約十萬人，民改結束後住寺僧尼權且算作有七千人，也減少了百分之九十三。
(3)住寺僧尼的質量方面，除了扎什倫布寺稍好外，其餘各寺僧尼的質量一般很低，各自寺廟僧尼中的宗教知識分子和依教行事的“善僧”，大部分如上所述，在民改時由於打擊等而根本難以安居，因此他們不住在寺廟，或者僅有很少一點。事實上寺廟的性質已失去了作為宗教組織的作用和意義。
(4)民改後寺廟的組織方面，隨著從過去封建農奴制度而來的那些被消滅，本來很需要既是民主的而又照顧到宗教和政治二者的新的完善的組織，但事實上不是這樣。
現在西藏的寺廟中建立了民主管理委員會，由寺廟各自管理和領導。但是，若問其好壞如何，則取決於其大多數人員或骨干成員的質量高低;那些人(指民管會成員──譯注)是從民改時期的積極分子中產生的，從而取決於民改時期的積極分子質量的好壞，而積極分子質量的好壞，則看民改時的領導者或負責人和幹部的教育發動方法的好壞，而這又要看抱什麼樣的目的來培養什麼樣的積極分子。
如前所述，我們認為，寺廟中的積極分子應該是既要革命也要宗教的人。但在具體執行時，與此完全相反，就連是否真正要革命也不細看，只要當時接受干部指使，不看任何利弊而能瞎撞蠻幹者，就作為合格的積極分子，因而使喇嘛中不明事理、而以違反教律和恣意行事為樂者;以對別人財物貪婪之心，企圖通過鬥爭以取得大的經濟利益者;想以完成工作隊或幹部的意圖而取得青睞之徒，站在了民改鬥爭的前列。而其中能對和平利他，聖潔至真的佛教進行瘋狼般反對之徒，被委為主要的積極分子，使其在工作中起骨幹作用，因而我們的宗教和寺廟問題搞的不好的根源之一就在於此。
民改結束時，那些人又被列為各自寺廟民主管理委員會的正副主任和委員的候選人，讓僧尼群眾加以選舉，而僧尼群眾的覺悟不夠高，不敢講真誠的意見，因而這就不完全體現民主選舉的精神。由這樣的民主管理委員會管理寺廟和領導喇嘛、處理一切工作等，就只能是敵快親愁，增添麻煩，而無法做到盡善盡美，化亂求益，人羨己樂，有利於黨的聲譽。這是所有懂得取好舍壞的人們看的清楚的。
因此西藏各寺廟的民主管理委員會好的既或有也是個別的，廣大僧尼的思想上對其百分之九十以上是不滿意而反對的;可以說是些在工作上製造百孔千瘡之徒。拿民主管理委員會的人來看，基本上可以這樣講，而拿每個人來說，則不妥當，需要進一步仔細分析，今天不談了。
(5)民改後寺廟的紀律和製度方面，凡稱作寺廟或僧尼者，其本行是進行宗教活動;僧尼們在政治上又是個公民，因而如我上述，政治上要同一般公民一樣，接受黨的統一領導，擁護憲法，反帝愛國等;同樣，在宗教上要“皈依三寶”(佛教中把佛、法、僧，稱為“三寶”是至高無上的──譯注)，遵守佛主釋迦牟尼命定的教律，盡力完成佛主訓示的棄惡取善之所在，這是不必說的。但是西藏的寺廟在左傾負責人所謂“要破除迷信”的說法下，以極度嚴重的左傾行為，把佛教的教義入門或根基，區分佛教與外教界限的“皈依”也作為要破除之列，一味鼓勵僧尼的違背教律的行為，並強迫而為，逼使其參加拋善作孽的壞事，而且參加了的人可以得到進步分子或積極分子的光榮名位，和特殊照顧等;因此使那些寺廟已經和正在由積善之地變成造孽之所。
(6)民改後寺廟僧尼的作風方面，本來是需要成為不論從宗教政治二者那一方面來看，都是既合法又合理，有規有矩，足以引人入勝的作風，這是絲毫不容置疑爭議的。但是，西藏的寺廟中不僅沒有做到這一點，而且在前述情況之下，除了背道而馳，不可能有其它。那麼就說幾件民改後僧尼作風中具有代表性的情況：民主管理委員會的正副主任和委員們姘嫖酗酒等恣意而行，把失戒不算一回事，並公然無忌地在寺內結戀婦女、宿發改裝等等，極為不軌之行，不僅自己作了，並動員僧眾們也要那樣作，致使其作風顛倒無倫，因此搞得提起現在的喇嘛的作風，人們就搖頭發嘔。
(7)寺廟任務方面，寺廟和喇嘛的本行的特殊任務是要使宗教的主要活動不致削弱，並對其一般活動也要適當安排不使有失;同時，進行政治學習，提高政治覺悟程度和懂得敵我界限而有健全的階級認識。以此二者為根基，除了專行教事和從事勞動有困難者外，其餘能勞動的喇嘛，為了有利於減輕國家和人民的負擔，也進行適當的生產，逐步做到自食其力，這是正確的。但是事實上，連在各寺廟中做為衡量有無顯宗傳授標準的“三根基”也廢棄了等，宗教活動少如白天的星星，至於完整的宗教活動則幾乎沒有了。政治學習也沒有達到擊中要害而於事由益，把生產列為一切事情的首位，老少僧眾和“善僧”都被支配勞動過度，由於那些人過去沒有勞動過，而處於無法忍受的境地，但生產成果也只如彼而已。我們認為，對寺廟生產應該強調或重視，但寺廟本身的性質並非生產部門，因此不應該列為主要任務;而要以其本行任務為主，劃分任務的主次。如不這樣，那麼留下寺廟僧眾就必然變得毫無必要了。舉例來說，機關幹部、部隊和學生們如果要同農民一樣去生產，就無法完成他們自己的本行任務，而行業分工就失去了意義，其道理完全一樣。通過方才說的寺廟情況的七條中，就能夠洞察民改後西藏的寺廟到了何等嚴重的地步。
第四：關於民改後宗教的前途
關於民改後宗教的前途變成了什麼樣子，宇宙間所包羅的一切(事物)都是瞬息萬變，趨於消亡的;不變化不消亡而能存在者連一件也沒有。因此佛教的存在也有時限，這是我們慈悲之主釋迦牟尼已經明確講過的。但是從我們西藏來說，各界層僧俗人民對佛教有很大的信愛，不僅在群眾生活中宗教生活居於不可缺少的地位，而且宗教本身的性質也是和平利他。
在西藏，佛教的傳授醒悟有著牢固基礎的時候，有意消滅宗教是最不應該的、很嚴重的、極其拙劣的。例如人老後就死，是普遍規律。若把一個既可愛又需要、體力旺盛的無罪青年故意處死，將會如何呢?與此相同，對於佛教遭受巨大衰敗而瀕於滅亡的這種情況，我們全體藏人之所以於心不忍，其原因也在於此。從實際情況來說，民改後有喇嘛的寺廟，大部分的例會(指喇嘛照常的集會──譯注)、時會和時祭都基本上中斷了，集會和辯經沒有了，因而顯密理論的講辯、“教經讀經”、“傳釋教誡”、“編著經論”、“灌頂隨持”、“悟靜修禪”、“畫線設壇”、“獻供火祭”、“初十禮佛”、“廿五香會”、“還願供神”、“跳神練音”、“送鬼驅魔”等正常的宗教活動基本上沒有了;從而使“講辯著”和“聞思修”的甘露枯竭。而有宗教學問的人們將逐漸死去，教事陷於停頓，學問失傳，愁著新的沒有培養，因而使西藏土地上昌隆的傳授醒悟的佛教眼看被消滅，這是我和藏族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都無法容忍的。
第五：關於民改後僧俗人民的宗教生活
首先我簡單談一下宗教生活在西藏所佔的位置。我們藏族信仰佛教約有一千三百年，並因宗教文化十分發達，宗教對藏人的觀點、看法和認識影響很深。所以對待一切客觀事物的好壞，都是以宗教的觀點、看法和認識為轉移的。同時不論個人或家庭、或村莊、或部落、或地區、或全區若發生了任何甘苦好壞大小之事，都離不開宗教活動的。
例如：以個人來說對於生老病死、災難貧困、嫁娶結友、學習求知、謀生生產、開端行事等所有活動，以及身、口、意發生任何苦樂好壞，都祀奉“三寶”，祈禱其化兇為吉，成就諸願等，無法和宗教活動分開。從一家到全區也都這樣做，因而可以肯定地說：“在西藏宗教生活對所有大小問題都是不可缺少的重要的生活。”
但是民改後僧俗人民宗教生活中實際發生的情況是趨於消滅、中斷，而嚴重至極的情況：要把房頂的經旗拔掉;身上不便佩戴護身符和“金剛結”;家裡供奉的佛像、佛經、佛塔也要藏起來;不敢公開念經積善;不敢燒柏香敬菩薩;對聖地和有名的佛像、佛塔等的朝拜供養，轉經和供養”善僧”，布施窮人等積德行善之事都不便於或無法進行，形成病不念經，亡不超渡等。比如按我們藏人的習慣，人死後若不進行超渡，就被看成是對亡人不孝敬、殘酷無情而極為惡劣的。因而一段時期人們說：“我們死的太遲了，如果死的早一點，還能得到祈禱超渡，現在死就像死了狗一樣，氣一斷就會被扔到門外去。”僅僅從這悲慘之嘆息中，就可知道僧俗人民的宗教生活情況已經到了何種地步。因此今天如一一詳述，時間是不夠的，談一下總的情況就行了。
第六：關於信教權力的情況
關於信教權力的情況，在西藏民改期間及其以後所發生的寺廟的情況和宗教前途的情況以及僧俗人民的宗教生活情況等，以卑職方才在上面已經比較全面的談了的具有原則性的情況為例，從西藏實際發生的許多事情中可以看出，我在去年一九六一年向總理您曾經報告過的：“西藏過去只有信教的自由，沒有不信教的自由，從民改以來有充分的不信教的自由，沒有信教的自由或者僅有一點影子。”這種陳述肯定是和西藏實際發生的情況符合無錯的。因此，黨允許信教自由的正確政策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三章“公民的基本權力和義務”第八十八條“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這一明文規定在我們藏族地區只執行了一半，這是違背黨的正確政策和國家的憲法的嚴重行為。
我們認為：黨的政策和國家的憲法只能是全體公民的太陽，不可是偏照一方的太陽。因此所謂信教自由只能是對不信教者給以法律保護，對信教者也給以同樣的保護;不信教的人士若以有信教自由法律為藉口而來阻礙、危害宗教信仰，就是違法的嚴重行為。這是世界上一切懂得法律的人士都會理解的。對於信教來說，信教所需要的寺廟、”善僧”、佛像、佛經、佛塔以及一切大、中、小的宗教活動都是不可缺少的。
如果消滅這些，就無法搞宗教和信教，這是大家都清楚的。這正如告訴一個人“你好好地吃飯”，但是卻拿走他面前的食物，那個人去吃什麼呢，其道理完全一樣。由於這些原因，所以說以西藏為主的所有藏族地區，從民主改革以來，宗教、信教和寺廟問題根本沒有搞好的說法、看法和認識是有根據的，而不是恣意找岔子、誣賴誣蔑。因此所有藏人中除了不會思考的小孩子外，其餘各階層人民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們都非常詫異，以至失神，現在只要向藏人一提到佛教，就不由自主的傷心至極而落淚，口中道出痛苦之言等情況非常嚴重。
因此，今天卑職摒出私念，從黨的聲譽事業和人民的願望出發，中肯坦率地陳述了，可是一定會想到照此人所說的來看，是非常嚴重的，可是其他許多藏族朋友，都沒有這樣說過，究竟真假如何，而有所懷疑。這是由於大多數人有明哲保身的思想，以及過去所見聞過的許多經驗而難以敢於赤裸裸地談缺點錯誤，所以不會有許多赤裸裸地談缺點錯誤的朋友這是完全符合實際情況的，很正常的，毫不稀奇的。可惜的是，現在世界上沒有一個能夠看的見人的思想在想些什麼的機器，如果有這樣的機器，看一看藏族的內心，將會是非常有趣和有意義的。
第八個問題：關于民族
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僅是一個許多大小民族集聚在一起的大國，而且從我們新中國成立起，就廢棄了力量大的民族壓迫力量小的民族和先進民族歧視落後民族等，而通過平等幸福地的途徑，使互相兄弟般團結的、血肉相連的祖國大家庭成為各民族的階界層人民熱愛的聖潔對象，從而消除了和正在消除過去歷史上各民族之間由于互相壓迫、掠奪和歧視而形成的互相懷疑、猜忌、仇恨等許多不幸的問題;建立了和正在建立社會主義的新的民族關系，使民族問題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劃分了從舊到新、從壓迫到平等、從仇恨到友好的界線，出現了新的關系和新的團結，從而在祖國中華的廣闊土地上為各民族人民高興、愉快、舒暢、己樂人羨、絢麗多采、百看不厭的百花齊放。
在中國共產黨和毛主席的領導的紅旗下，中華各民族的全體人民團結成一座鋼山，同心同德、信心百倍地很好地進行著社會主義建設，為了使自己的祖國得以從工業、農業、科學、文化、國防等各方面迅速現代化，高舉起黨提出的三面偉大紅旗，完成了和正在完成歷史上未曾有過的各項偉大事業，並且取得了和正在取得大的勝利和成就。同時以毛澤東思想武裝的、已經站起來的六億五千萬中國人民團結一致的鐵拳，對準了以全世界人民的公敵美帝為首的地球上的反動派們的腦袋，致使他們不敢恣意輕舉妄動。
在黨和毛主席的領導下，新中國各族人民牢不可破的大團結，不僅在我國內部的各項事業中起了根本性的巨大作用，而且對世界進步和革命事業也起了不可戰勝的作用和立下了不朽的功績。團結就是力量，也是一切勝利的保證，這一偉大真理，又一次得到事實證明。而這種新的偉大團結是黨和毛主席的政策特別是民族政策產生的偉大勝利。由于我們的祖國是一個多民族的大國，民族大團結是最最重要的，因而上下各級都要懂得其重要，並要進行相應的工作，這一點非常重要。在中國共產黨的黨章、國家的憲法、領袖毛主席的著作以及其他許多重要文件中都對民族問題和民族團結方面談得很多。我們認為那些不但都完全正確英明，詞義深刻，而且也是我們內外一切事業從勝利走向勝利的偉大保證。
同時，黨經常教導說，為了搞好民族團結，首先要對過去歷史上各民族統治階級造成的大或強的民族壓迫掠奪小或弱的民族，而使小或弱的民族增長了民族自尊心和自衛思想，對自己的壓迫者和掠奪者產生了大的仇恨，因而互相之間進行過許多戰爭等;同樣由于先進民族對落後民族的歧視、侮辱而積下了心病等各種事情，使各族人民的頭腦里有對其它民族懷疑、猜忌和仇恨等對民族關系和民族團結不應當、不相宜、程度不同的壞影響等，我們必須下定決心艱苦努力，通過實際行動逐漸加以消除;並在無產階級的領導下，工農聯盟的基礎上，建立起民族的新關系和新團結。這就不僅是民族工作者，也是全體干部不可松懈和忽視的巨大的政治任務;並且需要長期同復雜的困難情況進行斗爭，以最後徹底干淨地消除歷史上遺留下來的民族之間思想上存在的一切壞印象，逐漸做到各民族成為真正的兄弟。
我們認為這些指示都是完全正確的，也都是關鍵性的。要搞好民族關系，使各民族達到水乳交融、不分彼此、合作共享、同甘共苦、同處共權的新的民族團結，這不僅是我們全體民族的任務，而且也是需要大家去熱情地完成的一件大喜事。因而各民族以及各個民族的每一個人都應當而且必須貢獻出自己所有的力量。
但是以對這件事的功績或能力或成就大小來說，需要主要由大的、強的和先進的民族去作。因為，過去歷史上遺留下來的不好的問題，大部分都是由于大的或強的先進民族的統治階級的惡果所產生的各種不合理的行徑，而給小的或弱的或落後民族的人們造成了不滿，致使各民族之間逐漸形成了互相懷疑、猜忌和仇恨等不好的因素。因此現在要消除這些的時候，只要首先消除其因，那麼果就自然不會產生，這是普遍規律。所以關于這個問題，大民族要認真和努力去作。
基本上來說，大民族主義具有進攻的性質，而地方民族主義具有防御的性質。如沒有進攻了，防御也就會逐漸消失。這兩者之間，有因果性質(指關系—-譯者注)。在我們西藏流行著一個堪為團結榜樣的故事，即“和睦四弟兄”。它描寫四個大小動物不是按各自的能力大小，而是按照長幼之分，由小鳥而至兔子、猴子、大象等依次倒排，大動物尊敬和背負著小動物。這也是富有深刻的團結的準則性意義的。這四個動物不以各自的能力自負，而完全是敬老慈幼、或有能力大者愛護小者，所以他們團聚一處，誰也無法使其分離開，過著和平、友愛、溫暖的生活，樹立了一個人羨己樂的聖潔的歷史榜樣。黨的民族團結政策也顯然完全和這一樣。如果干部在具體工作中，違背這一點，其相應的惡果，將使團結和幸福的生活趨于毀滅，而不會有其它。
我們西藏是一個藏族聚居地區，因而民族問題、民族關系和民族團結等在我們工作中佔著非常重要的地位。這里就這方面稍談一下：
西藏轄屬于祖國中華雖然已有好幾百年了，但因統治方法和內政治理方法同祖國內地其他少數民族不同，所以各界層大多數人民對藏族的觀念強，而對祖國的觀念差;想中央會給西藏以大的特別照顧的願望迫切，情況復雜;同外國接壤的邊境線長;帝國主義和印度反動派處心積慮地要將西藏從祖國分裂出去，並且他們和逃到國外的西藏反動分子合伙，千方百計地、日以繼夜地干了和正在干各種壞事等等，西藏有和祖國內地的其它各民族不同的重大特點。
但是如上所述，西藏和平解放以來，在黨、毛主席和國務院的領導下，在黨的民族政策的光輝照耀和中共西藏工作委員會的直接領導掌握下，進藏人民解放軍和以漢族為主的各民族的大多數干部，都根本上拋棄了對藏族和人民的壓迫、掠奪和歧視等，全心全意地為西藏人民做了無數好事，充分顯示了是人民的好勤務員，從而逐漸消除了西藏人民的懷疑、猜忌等，群眾說：這些新漢人和以前的漢人不同，他們對我們藏族真好啊!諸如此類，初步表明西藏人民對漢藏民族關系的看法和認識起著根本的變化。
特別是1959年進行平叛、民改以後，民族工作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進入了一個新的時代，從民族問題的基本點或總的方面來說是很好的。這就是：戰勝了勞動人民的和民族的敵人──叛亂分子;徹底消滅了嚴重阻礙人類發展的最黑暗、殘酷、落後的封建農奴制度和農奴主階級;使西藏民族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從三大領主的統治下解放了出來，他們站了起來並且成為社會的主人，得到了當家作主的權力;西藏的政治、經濟、文化等也定能得到發展，從而使西藏地區和西藏民族的全部歷史有了一個新的開端。難道會有比這更吉祥、更重大、更好的嗎?但是，如果較為詳細地談一談民族工作中的具體情況的話，民族工作中也有缺點錯誤：
(1)平叛方面，西藏上層反動集團背叛黨、祖國、革命和人民的武裝叛亂，是以所謂保護宗教和民族利益而在大部分藏族地區發動起來的，帶有普遍性。所以為了維護祖國的統一，革命的利益和人民的幸福，進行平叛是非常正確的。在實行平叛時，如上所述，對情況要進行深刻的調查，以求做到劃分得既細致又認真，這是重要的。但有些干部或有些軍官對于黨的政策沒有很好的了解或者雖有所了解沒有很好的執行，發生了以對于藏族中一部分反動分子和叛亂頭子的嚴重罪行的強烈仇恨，來對付藏族，說什麼“藏族是一個被宗教信仰和民族自尊心陶醉了的頑固民族”，不喜歡藏族，惡意地歧視藏族，侵犯民族特點。這些人的想法和看法是沒有任何道理的。凡是一個勤勞勇敢的民族，不僅一定會對自己的宗教和民族有大的信仰、熱愛和自尊心，而且會以犧牲生命來保衛此二者的利益。
(2)在民改、復查時，由于干部當中的左傾分子和積極分子當中不明事理的人們的所作所為，使民族的權力和特點受到了一些損害。把必須受到尊重的藏族的語文、服飾、好的風俗習慣等主要的民族特點，也在所謂革命工作中大破壞、大暴露、大建設的三大之下，認為一切舊的都是落後的、骯髒的和無用的，不區別其實際上需要與否，全部混淆在一起，而刮起要予破壞的風，忽視藏文，嘲笑藏裝，並且說什麼“浪費了材料，穿起來不方便”;對婦女的首飾、男人的辮子表現出不喜歡的態度，致使無法繼續穿戴和留下去;對屋牆外的粉刷、屋頂的旗桿、婚喪送禮、廟會敬神、節日娛樂和民間體育等也看做無益多余的，致使大部分停頓了等，諸如此類，難以一一敘述，也沒有全講的必要，不再講了。對民族文字、服飾、好的風俗習慣等主要民族特點的重要性我可以在下面來談。
(3)民主生活不健全，對于應受法律保護的各項民族權力，未能依法嚴格執行，因而干部中有大民族主義思想的人，自以為了不起，驕傲自滿，剛愎自用，偏愛(自己的)民族，忽視藏族特點，侵犯藏族的權利，甚至給提到藏族權利和利益的人強行扣上地方民族主義者的帽子等。在藏族中也有一些滑頭巧語，隨機應變，私利燻心之輩，在大民族主義者面前，逢迎裝相。上述這兩流不同的人物，結伙在一起，制造了許多脫離實際的麻煩事，對我們漢藏兩族之間血肉般不可分割的良好團結進行著摧殘。
以自治權為例，首先必須作到能享用本民族的語文、服飾，這是重要的;但是，西藏自治區籌委的一切公文，只用漢文起草而不用藏文，而我們正副主任和委員中的藏族成員，大都不懂漢文，因而只是把我們需要看的文件譯成藏文。具有法令性的決議和布告等，只求在漢文上搞好了，藏文只要能理解意思就行了，至于其好壞極少有人注意。籌委要發給下級專區等的命令、指示、通知，因西藏交通不便，大都先拍電報使其執行，然後漸次送發正式文件，但這些文件很少是漢藏對照的，且西藏連一本藏文電碼本也不使用，電報上就更無法使用藏文。呈送到籌委會的報告大部分除了漢文外，很少有藏文，從這里你就會清楚地看到在基層也很少使用藏文。由于在各級政府中藏文的需要性和作用已降低和正在降低，因而藏文逐漸成了民間的文字。
在各級政府中工作的藏族干部，如果不穿漢裝，就難入人之列，看不順眼，都予嘲弄歧視，因而多數老少藏族干部現在都穿著漢裝，他們是否都是甘心接受而穿了漢裝的呢?應該說有根據去懷疑。因為：不可能有人不愛本民族的服飾;自己不論多少都有藏裝;自古至今都穿藏裝工作和生活。例如老年人說：“穿了漢裝腰冷，但是現在又不得不穿”。群眾把穿著漢裝的藏族叫作“假漢人”。由于對自治權的第一項語文和服飾處理的不好，也就是對自治權力做下了不妥之事。
(4)藏族人口方面，解放後，在黨和政府的關懷下，人口也在開始發展了，但由于上層反動集團之叛亂，耗損了不少人，其責任應全部由那些反動派及其支持者帝國主義和外國反動派來負。但是，如我上述，在專政中許多關押犯悲慘地遭到無故死亡，其責任則在于我們。總之，幾年來，藏族有大的損失，各地人口均有不同程度的一定的減少，比較嚴重的地區一看居民就能很清楚理解到只剩下許多婦女和老幼，青壯年和知事通理之人減少了，這對我們藏族自己來說，是個危險的問題。
(5)文化教育和發展文化方面，西藏是個民族自治地方，因而必須主要學藏語文;同時學習漢語文，以便于藏人們能直接從漢文閱讀、學習革命理論等許多文件，克服漢藏雙方在語文上互不通達的困難，這是重要的。現在西藏各中小學也算那樣做著，但是，在中央一直到地方各學校、機關和編譯機構中，對我們的藏文自以為是地任意作好壞之分析，以藏文新詞匯不夠為借口，歪曲地說藏文低級，傳意表達能力差，對藏文的榮譽進行侮辱。
藏文中新詞匯不夠雖是事實，但從來未聽到過今後也難看到世界上任何一種語文一開始就有豐富足夠的詞匯。因此大家都應該拋棄對各自語文的驕傲自滿，而觀察其他語文，吸收其優點，以發展自己的語文，使其健全有力，而能為需要服務，這實屬必要。如果抓住詞匯不夠這一點，對語文本身進行誹謗，是極不應該的，並且這種行為就是對民族本身的侮辱歧視。還有不少人，把自己藏文水平低，而做不到詞能達意和通俗精湛，都說成是藏文的缺點，這些人好不知羞恥啊!
西藏解放後，尤其是在1959年以來，在黨的關注之下，文化教育有巨大發展，摘掉了文盲帽子，以能讀寫簡單書信等類的人比過去成倍地增多了，不僅懂藏文的人大大增加了，而且在群眾的文化生活中起著有意義的作用，這當然是值得大家歡欣的吉祥事情。但是，由于藏文教學方法不夠完善，使藏文原有的傳意表達能力、統一性、通俗精湛的優點衰退而進一大步地繁瑣了，因而藏文的優越性在逐漸消失。因為，在藏族各地區面積很大而人口很少的特點下，雖然沒有一種通用的口語，方言差異大，彼此難懂，但大家卻被一種通用的文字統一了起來，這是因為文字既有統一的正字學，又有通用的書面語之故。如西藏的所有文章，不僅康區、安多、阿里、不丹、錫金、夏孔布(指尼泊爾境內的藏族—譯注)、拉達克，甚至蒙古等其他民族中懂得藏文的人都能一致地理解其意義;同樣，康區、安多、阿里、不丹、夏孔布、拉達克、蒙古等地區所寫的藏文，其他地區懂得藏文的人也能一致地理解其意義，所以藏文是一種具有傳意表達能力和統一性的好文字。
但是近年來在對其要進行”文化革命”和”文字要通用口語化”之下，那些藏文水平低而驕傲如高山或阿諛奉承之徒，對我們藏文祖師吞米所創的作為藏文的根基的”三十頌”和”字性添置”(文法)以及歷史上學者所撰正字學、通用的書面語狂言亂語地說：“不對”、“不完善”，而隨心所欲，自以為是地改革文字，致使通俗精湛的傳意表達能力喪失了。而且，中央和西藏還把拉薩市的方言作為藏語通用標準語，把不合乎正字學的口音隨意拼寫成文字，因此，這些文件，除懂得拉薩市方言的人以外，其他人不能完全地理解。同樣，青海、甘肅、四川、雲南等地的藏文教師和秘書們，由于把各自的方言當做通用的口語而寫進文字，致使講那種方言的地區以外的人們，不能完全地理解其文意，這樣藏文的統一性也就喪失了。
把過去一千多年來成萬的學者經過刻苦創造而遺留下來的傳意表達能力、統一性和通俗精湛的優點均不低的藏文，竟無故被一些妄自稱獅的狐狸之輩任意玩弄，這是極不應該的。由于上述種種使過去藏文的較強的傳意表達能力、統一性、通俗精湛的優越性日趨衰退，而認識文字的人在了解詞義方面也正在成為文盲。這不僅是藏族的損失，而且也是祖國文化的一個損失。由于現在藏文之情況是：沒有應得的政治地位，發展藏文所采取的方法不合理，而這兩個原因，使得大多數藏族青年只求粗通藏文，不願好好進行學習，領導對此也不加注意等，形成了藏文前途上的危險和發展藏族文化中不幸的一個大問題。
(6)所謂民族，人都是一樣的，其所以有不同民族，是由各民族的地區，種族、民族文化、語文、服飾、習慣等特點而形成的。另一方面它也有同社會發展相適應的經濟、政治和文化的關系。前面那些是基礎，後面的那些是發展的實質，因此具有特性的民族語言文字、服飾和良好習慣等很重要;一旦民族的語文、服飾、和習慣等主要特點消失了，那麼那個民族也就消失了—-即轉化為其他民族了。
例如：一個在祖先時代，雖是藏族，但自己不懂藏語藏文，連一點兒藏族的特點也沒有，同別民族的人毫無二致的人，雖說是藏族也只徒有其名而已。因此為了民族的存在、發展，第一步不但必須使本民族的語文、服飾和良好習慣等特點存在，而且要使語文等民族的主要特點得到發展，這個民族才能存在和得到發展。反之沒有民族語文等特點，就不可能有民族的存在和發展，那麼更不會有民族自治之理。
因此在民族工作中，保護民族語文、服飾和良好習慣，發展語文等佔有非常重要的地位。這不但我們西藏負責人中的藏族共同這樣認識;而黨和國家也把民族工作中民族的文字看的很重要，故專門指定很多專家為以前沒有文字的不少少數民族創造文字，並予發展和正在發展，這是非常英明正確的。
上面已談的各項問題，就是黨怎樣對于西藏的平叛民改等我們的一切工作各自的目的、必要、好處以及每項工作的方針、政策、方法和步驟方面給了完全符合西藏實際情況的、一系列正確的教導;當時西藏各階層和各界的大多數人民對我們各項工作有那些願望要求、看法認識、意見和想法;在正式進行平叛和民改等時，完全執行了把黨的正確思想與西藏實際情況相結合的是那些;干部的行為中發生的違背黨的正確思想和西藏實際情況的缺點錯誤又有那些;這些問題的主要內因是什麼，具體的又是什麼，共同的外因有哪些，各自又怎樣;干系大小何在;其性質如何;這些勝利和成就大小如何;這些缺點錯誤的嚴重程度如何。
對這一切西藏大部分人民有那些看法、認識和想法;大多數中上層朋友又有那些看法、認識和想法。所有這些情況由于我們是藏族內部，不但可以傳言相聞，而且在人民群眾和中上層朋友中的不少代表人士同我互談家常以及通過中共西藏工作委員會也經常在內部向我談西藏工作而均有所了解。以這兩方面的情況，作為基礎或材料，根據我的智力比較全面的加以總結，把其中重要的部分隨時記在札記本上然後經過長期認真的調查研究，再根據事實加以校正後，這次在書面上把在西藏實際發生的情況和各階層人民大多數的真實想法實事求是地匯報了。
現在我談一下在西藏一個時期內取得的勝利成就和工作中發生的缺點錯誤二者所佔的位置，西藏發生的變化和取得的勝利成就，是無尚偉大、優異光榮和具有卓越意義的，缺點錯誤無論如何也不能和它相比，更無法壓倒它。
西藏取得的勝利和成績是主要的，缺點錯誤是第二位的，或者還要更低一些。但是缺點錯誤畢竟是缺點錯誤，不應當，沒好處，招致麻煩等，總是不好的。正如我在上面所述，缺點錯誤中的一部分是不可避免的。因為我們的工作，是平叛結合著具有歷史意義的民主改革運動，是規模大而迅速，天翻地覆，你死我活的階級斗爭，緊張尖銳，轟轟烈烈，所以發生一些缺點錯誤是不可避免的，可能的，也是必然要發生的。
對于不可避免而發生的缺點錯誤並沒有什麼可奇怪和吃驚的，因此如果說要在這樣大的運動中不發生一點缺點錯誤，那是未加思考而說出的話，如果就要這樣，除非停止不搞運動，否則別無任何辦法。但是做領導的也好，干部也好，在進行工作的時候思想上應該有不讓任何缺點錯誤發生的決心，並要采取預防和防止一切缺點錯誤的各種有效措施，做到無失無悔。
若認為運動中一部分缺點錯誤的發生是不可避免的，從而就放任自流，那是極不應該的，是沒有道理的。因為不論是否可以避免，凡是缺點錯誤，總是沒有什麼值得向別人夸耀的，而且在工作中，總是無益而有害，招引一些不好的東西，只能是被所有人們責罵的對象，絕不會是表揚的對象，這是舉世皆知的。這正如任何人都免不了患病，但是對于病，有無辦法避免，兩種情況都存在，但是在思想上必須先考慮不讓任何病傳染自己，並且也要采取各種辦法，而不應該放任不管。萬一得了病，不問其是否可以避免，總無值得夸耀之處，而且由于它對自己的幸福生活和寶貴生命有危險，必然要積極治療的道理是完全一樣的。
那麼在西藏工作中發生的所有缺點錯誤是否全都是不可避免的呢?不是。我們西藏工作中雖然發生了一部分不可避免的缺點錯誤，但是這在西藏實際發生的缺點錯誤中並不佔主要地位。發生的缺點錯誤中，大部分是由于對缺點錯誤正視不夠，預防和防止的辦法不妥善或不完整或是徒有其名而形成的。還有一部分干部在各種思想因素支配下，主觀、或逞能，隨心所欲地干各種違背黨的正確政策，和西藏實際情況的事情、增添麻煩、敵快親愁、有害無益的行為，制造了不少缺點錯誤。因此西藏發生的缺點錯誤可以歸納成不可避免而發生的、由于防止不夠而發生的、由于制造和增添麻煩而發生的三種。
六一年後的情況
通過上面我結合著對西藏發生的主要缺點錯誤的認識，比較全面地詳細談過的這些缺點錯誤發生的情況和原因，來考慮這些缺點錯誤屬於這三類中的那一類，是容易區分出來的，西藏一個時期發生的缺點錯誤，其中大部分是在1959年下半年和1960年發生的。
中共西藏工作委員會忠實大膽的很好地執行了由革命的導師、智慧的源泉、正確的領袖毛澤東主席所領導的、在長期革命鬥爭中鍛煉和艱辛的道路上考驗過的偉大、光榮、正確的中國共產黨的卓越無比的優良傳統，和崇高的風格，對各級工作中的缺點錯誤進行了口心一致的檢查;對別人揭發我們工作中的缺點錯誤和對工作提出的有益的意見是真誠歡迎的。
那時在拉薩卑職也得到了無悔無失地向中共西藏工作委員會陳述我們各項工作中的缺點錯誤，以及提供揚善防惡的意見的機會。在西藏的諸位書記對我所講的事實都很重視，不但表示歡迎的態度，而且對有些意見立即付諸實行。例如1960年，我向周仁山副書記談過“目前拉薩群眾中許多人沒有得到口糧證，口糧供應不合理，政府的百貨門市部少，商店門口人堆擁擠，等的時間長，群眾有困難，不方便，很需要糾正”的情況，此後不久，就糾正了。以此為例，象這樣做了的還有不少。
西藏工作中的缺點錯誤，只要是中共西藏工作委員會知道的，不論嚴重的或輕微的，都能夠大膽地進行自我批評的共產黨的特點和英明的優良作風，不隱瞞、不遮掩、不折不扣地及時明確地匯報給了中央。從而使得中央一方面既看到了西藏工作上的勝利和成績，一方面又能了解了缺點錯誤。
在黨中央和毛主席了解了我們西藏工作中的好壞兩方面以後，立即特派中央駐西藏代表張經武和中央民族事務委員會副主任楊靜仁去西藏糾正在我們西藏工作中發生的缺點錯誤。他們二位到達西藏後，立即堅決按照中央的指示，對糾正和處理西藏工作中的缺點錯誤的工作，進行了日以繼夜的巨大努力。因而在短時期內把在西藏上下南北農牧業地區的村莊或城鎮或城市等工作中所發生的缺點錯誤的強烈狂風所造成的和正在造成的擾亂萬物的安寧、製造和增添麻煩、利敵害己、毀譽招損、損害黨和國家的聲譽事業的不幸的正在曼延的情況基本上得到製止。缺點錯誤也得到了初步糾正。從而使西藏各階層人民的思想上對於我們一個時期工作中的缺點錯誤是下級幹部幹的，並非黨中央和中共西藏工作委員會所為這一點，逐漸認識和相信了。這種認識和信任也開始發展了。
1960年九月卑職在首都北京參加了慶祝偉大的新中國建國十一周年典禮以後，由於當時中央各位首長都為繁重的國事而異常忙。於是乘這個空閑時間，我和中共中央統一戰線工作部的部長李維漢、副部長汪鋒、劉春、中共西藏工作委員會副書記郭錫蘭等，一道去我國南方一些省的一些革命聖地和風景美麗的地方進行參觀、訪問和學習、休養。利用那個時間，我曾把自己所知道的西藏各項工作中的缺點錯誤的情況，口頭上向李維漢部長等人明確地談過，並互相進行了內部交談，對工作毫無保留地提了意見，這種有必要而有意義的談話有好多次。
此後回到北京，在返藏以前，以偉大領袖毛主席為首的黨和國家首長們接見我一次，其後總理您又接見一次。在兩次接見中指示：對西藏一個時期工作中發生的一切缺點錯誤不應該忽視，要堅決徹底明顯地加以糾正。並對今後西藏需要執行的工作方針、政策、任務、方法和步驟等作了許多指示，對中共西藏工作委員會也有相同的指示。這些都是完全符合西藏實際情況和正確的。由於這些指示，在今後我們西藏的工作中肯定要發揮卓越無比的作用，以克服工作中的缺點錯誤，相繼地取得巨大的勝利和成績。這不但使卑職對黨和毛主席的信任和熱愛比過去大大增長，而且也加強了今後對西藏革命工作貢獻出自己所有力量的信心。因此，立即表示贊成擁護中央的一切指示，並要在返藏後，在中共西藏工作委員會的直接領導下，堅決貫徹執行，要以成績來作匯報，同時也提出了一些工作上的意見和困難。
此後在離開北京回到西藏以後，把中央的指示向中共西藏工作委員會作了原則的匯報。並依照西藏工作委員會的指示，把中央所有指示的問題，專門向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的負責幹部等重要人員做了傳達。因此，一個時期來曾被工作中的缺點錯誤的狂風所掀起的與人們的腦海不相容的浪濤平靜了，心情舒暢、幹勁增長、情緒愉快的千朵蓮花開放了;從而認識到黨和毛主席對西藏工作的指示完全符合西藏的實際情況，是唯一正確的，不僅把我們西藏的革命工作引導到一個光芒萬丈的新時期，並且是很好地完成工作的根本保證等，我們漢藏負責幹部的認識統一了，從而對西藏一個時期在平叛和民改等運動中，以及在各項工作中發生的缺點錯誤進行認真、深刻的檢查，心口一致的堅決糾正和作必要的處理，以及對工作進行的改進、整頓等，在執行中央的指示方面，我們漢藏負責人都是“同舟共濟”的思想。從那以後，對中央的指示，由中共西藏工作委員會主要負責，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配合，對前一時期的缺點錯誤糾正、解決、改進和整頓積極地作了和正在作著。
因此，現在把去年一九六一年，實際作了些什麼，有那些結果，有那些問題等方面的情況，原則性的簡要說一下：
第一：關於平叛
黨對於平叛的原則，提出的要把軍事打擊、政治爭取、發動群眾互不分割、三者相結合的這個政策，過去在具體執行中，以軍事打擊為主，這一點去年已改變了，使其互相平衡，並由於比較完善地發動了群眾，因而挖掉了叛亂分子在群眾中的基礎，孤立了叛亂分子。
同時為了對叛亂分子進行政治爭取，對投誠的叛亂分子不分頭目和叛眾，一類嚴格執行了“四不”政策，對於過去在平叛戰爭中俘虜叛伍內受宗教和民族旗子的蒙騙，而參加的和被強迫裹脅而捲入叛伍的這兩類人中的不少一部分，不適當地扣上叛亂罪犯的黑帽子，而嚴厲處置了的人，進行了比較好的復查;根據每個人的實際情況，對一部分被冤枉了的人進行了糾正。
這種做法不論其是否完整或是否普遍，總是正確的;因而在工作中起了顯著的作用。如：殘留在西藏境內的叛伍人數雖少，但由於他們對我們仇恨大，叛亂堅決，固執反抗到底，人少目標小而難於發現，住地不定突然出現，尤其由於同解放軍進行過長期戰鬥，在一定程度上也熟悉軍事，因而要想單靠軍事打擊，在短期內求得解決，是不太容易的。但是他們一方面看到反革命沒有前途，而現在自己在群眾中已孤立了;另一方面我們在進行爭取和寬大處理。懂得這兩點以後，去年才有些叛伍骨幹前來投誠。由此，不僅表明要把戰略和戰術結合起來，同時也證明準確的做法更勝於雄師。
第二：關於民主改革
(1)在民主改革的運動中反對叛亂時，如上所述，工作的細致慎重等不夠完善，脫離實際和實際發生的情況，混淆不清地恣意扣叛亂分子的黑帽子，把人逮捕關押，沒收財產等，使人們感到驚訝和奇怪。這種行為使許多人產生了仇恨、不滿、灰心等。由於對那些各種不良的嚴重情況進行了調查，釋放了一部分錯捕的人，人們很高興。可是應該釋放的沒有全部得到釋放。
(2)農業、牧業和邊境方面，中共西藏工作委員會根據中央指示，不僅先後制定了邊境地區工作具體政策十條，農業區二十六條，牧業區三十條，而且在各該範圍內雖有執行徹底與否之分，總都是執行了的。由於這三項具體政策內容的每一個意圖，都有一個發揮作用的專門對象，因而不看其大小，總都起了一定的有益的作用。這就是：逃亡國外的人民群眾有不少的回歸了，外逃者減少了;西藏上下南北農牧地區的鄉村或村鎮或城市各階層的大部分人民，不僅心情舒暢，皆大歡樂，積極參加了以農牧業為主的生產勞動，而且人民說：“毛主席雖住在北京，卻知道我們藏人的甘苦，和心裡想的是什麼。一個期間的那些缺點錯誤似乎全是下面幹部搞的，因為今年對這些進行了糾正、處理和改進。黨和毛主席是把我們人民從苦難中拯救出來並為我們謀幸福的人，真是慈祥的父母。”這些顯示著把黨和毛主席的恩惠銘記於心，和熱愛之情在不斷增長。尤其對我們幹部和積極分子中違背黨的政策和國家法律精神而胡作妄為，脫離群眾而為群眾痛恨的一部分人，進行了適當的處理，改進整頓了基層政權組織，充分錶明了黨和政府不僅是為人民謀福利的，而且是對人民負責的。因而黨和政府在群眾中有了深刻的好影響和威望。這對群眾信任和熱愛黨和政府起了顯著的巨大的作用。
由於對邊界、農業區和牧業區的工作制定和執行了具體政策，因而對缺點錯誤的糾正、處理、改進、整頓，從基本上來講，已開始趨於完善。同時在黨內各級幹部中也進行了整風，檢查工作，審查幹部，使幹部能進一步了解和認識我們的各項工作各自的目的、必要和好處，以及每項工作的方針、政策、方法和步驟方面黨的指示和毛澤東思想，從而為集體謀福利的能力、行為以真理為準則和心口一致，以及艱苦奮斗等革命幹部的優良作風，在我們幹部中有了增長;各級黨和政府的幹部隊伍的質量有了提高;幹部中由於對一個時期的缺點錯誤認識不夠，而認為某些缺點錯誤搞對了、完成了任務、對革命的事業有所貢獻等驕傲自滿思想比較小了，開始產生了糾正和杜絕缺點錯誤的願望，出現了能夠為今後工作中不發生或少發生類似缺點錯誤或者發生後能迅速發現，便於糾正改進而創造主要條件的局面。
(3)劃分階級方面，對一個時期劃的不合理之列的一部分人進行了糾正。並接著對於在執行依靠貧苦農奴和奴隸，不僅要團結包括富裕農奴在內的中等農奴，而且要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孤立敵人的階級路線時不全面的現象，也進行了一定的糾正和改進，對中、富農奴等團結對象的團結工作，不管做的夠與否，開始進行了團結;出現了團結的局面。而且對一度在民改時中富農奴的生產資料以及其它財產，被分被拿等所有不應乾而乾了的，按照要退賠的決定，也實行了一些。這對於爭取較多的人到自己方面，以孤立敵人，得到了一定的好處。
(4)發動群眾方面，比過去做的名符其實了，所以廣大人民群眾的政治覺悟，敵我界線，階級認識，革命熱情等提高了。鬥爭方面，恣意進行鬥爭的狂風基本說來是平息了;神仙會、和風細雨地使人民能夠比較舒暢地進行著學習;對過去鬥爭錯的一部分重要人士，說清楚是錯鬥了，進行了安慰，他們的情緒恢復了，並消除了不滿等，這對思想工作起了有利的巨大作用。
第三：關於農牧業等生產和人民的生活
(1)在中央根據西藏人民的思想水平等許多實際情況，確定從1961年起五年內不進行社會主義改造;不成立農業生產合作社，更不成立人民公社;集中力量把民主革命進行到底;穩定勞動人民的個體所有製;發展農牧民的個體經濟，讓翻了身的勞動人民嘗到民主改革給他們帶來的好處，以推動他們所有的積極性，要使其在西藏以農牧為主的生產戰線上發揮作用的指示下，中共西藏工作委員會不僅制定了上述的邊境、農業地區和牧業地區的三相具體政策，並且在中共西藏工作委員會的直接領導下，各級黨委和政府注重並抓緊了生產工作等，加強了各種有效措施，並盡力糾正和防止了一切對發展生產不相宜而有害無益的東西。由於1961年的農牧業生產工作比1959年和1960年兩年為好;互助組經過整頓後自願兩利的原則等較為完善了，所以互助組在生產戰線上起了一定的作用。
(2)由於對城市中的手工業和商業中發生的缺點錯誤適當地進行了糾正，採取了較為準確的做法，因而克服了手工業者和商人的困難，發揮了他們的積極性，對西藏生產建設和穩定人民生活方面貢獻了一定的有益的力量，從而使城市的面貌也活躍了。雖然投機倒把等社會上不應有的某些部分也有所增多，但適當地進行了限制。
(3)群眾的生活方面，在農業區，徵收愛國糧標準，按規定的常年產量計算徵收，不超過全區總產量的百分之七;交納公糧者也不超過總農戶的百分之八十五的輕稅;凡遭受自然災害者，均按規定酌情減免;鼓勵開荒，實行誰開屬誰，五年不交公糧;收購餘糧，也不超過除去愛國公糧、種子、一年的標準口糧和飼料後所剩餘糧的百分之五十。收購後剩餘的糧食都可由自己自願存放、出賣、換取其他物資。中共西藏工作委員會在農業區二十六條具體政策中對這些都作了明確的規定，而且在大多數地區執行的也不錯。現在大多數群眾手中都有少數餘糧。加之1961年西藏又獲得豐收。這兩方面的原因，所以農業區的基本情況是好的。
雖然以我去年在祖國內地時，從西藏得到的情況來看，個別地方由於幹部的一些行為可能未按政策執行，不過我想不會有太緊張的情況。對牧民，中共西藏工作委員會制定了牧區三十條具體政策，肯定了所有製，比較名符其實地執行了“兩利”的政策，牧主和牧工雙方均管理、發展牲畜，牧業生產得到了初步的穩定，出現了逐步發展的局面。對牧民，去年也未正式徵收牧業稅，加之農牧自由交換，使經濟趨於活躍的工作搞的好，去年，恢復了農牧產品自願交換的傳統貿易習慣，農、牧、城市三者的需要互相得到滿足。由於稍微進行了一些平衡和調整，因而對改善農、牧、城市廣大群眾的生活起了一定的有益作用。
對城市居民的口糧和油料政府按定量標準做了穩定的供應，且農牧鄉村也有一定數量的人來城市出售食品用品，這兩方面使得城市中生活方面恐慌叫苦，不安營生的那種情景從基本上說來是消除了。總之，現在西藏上下南北不論農牧鄉村或村鎮或城市廣大群眾大多數人的生活得到了適當的解決，生活穩定了，並且開始逐漸趨於好轉，人們都開始心情舒暢，興高采烈，安於營生，努力生產，提高了革命熱情和階級覺悟等等，這些都正在有利於黨和國家的聲譽和事業。
第四、關於統一戰線
如我已談了的，黨以極大的關注;要對西藏反帝愛國的中上層人士，心口一致地堅持進行團結、關懷和照顧，教育、改造和合作，團結和爭取較多的人在黨的周圍，以擴大而鞏固我們的人民民主統一戰線，孤立敵人，使之走上死路;使大多數人能夠心情舒暢、信心百倍、幹淨充沛地在民主、社會主義的大道上堅定不移地繼續前進。
但在民改中，由於一些幹部造成的後果，對中上層朋友等不少爭取對象，進行了面對面的鬥爭，尤其嚴格管制領主和代理人及其家屬，根本不許同勞動人民接觸，把他們排黜於人群之外，使之十分困難、恐怖、緊張，而沒有搞好保護、團結和爭取等，致使人們詫異惶惑，灰心喪氣，苟且度日，產生不滿情緒，實際上難以爭取和改造好那些人，造成了我們統戰工作中不應當、不好、不相宜的那些東西，去年在中共西藏工作委員會的深切關懷下，對過去一個時期遭到打擊的一部分重要的上層朋友，不論其程度如何，都進行了安慰，而且對過去在政治、生活上沒有得到安排的上層朋友，大都根據各自前後的實際情況，適當安排，在政治上也給了出路，並放寬了同勞動人民接觸的禁令，因而，目前大多數上層朋友才被列入人群，逐漸消除了一度失望等情緒，安心地信任黨，努力改造自己等基本情況是向好的方面變化，這種變化在逐漸發展著。同時，也允許在廣大農牧區和農村的中層人士—-領主及其代理人與人民接近，總之，各方面都稍有好轉。但是，從根本上講，仍然因為基層幹部繼續進行著不同形式或不同程度的打擊和虐待，所以他們在政治上沒有應有的前途，生活和生產上仍有困難而悲慘淒楚的那種情景還沒有明顯的大變化。
第五、關於民主集中
對那種過去一個時期在實行民主集中製中不夠全面、不夠普遍、不夠完善等情況，從去年開始，中共西藏工作委員會以很大的努力進行了糾正，現在仍在繼續糾正中。但是人們就像俗語說的：“曾見被花蛇傷命者，今見花繩不相信”一樣，要民主生活迅速做到舒暢、活躍是比較困難的，不過，現在比過去好了一些;政府的集中也稍有好轉。
第六、關於專政
由於一個時期捕人關押時，未很好執行黨的正確政策，逮捕了很多不應該逮捕的無罪或罪過輕微的人，而對犯人的管理根本不周到，致許多不應得死罪的人遭到非正常死亡，從而對鏟除壞的、保護好的兩者的界限劃分不清，致使廣大人民群眾產生不喜歡、遺憾、驚慌、懷疑、不滿的情況，這對黨和國家的聲譽事業二者都有害。所以關於這方面，去年卑職曾向西藏工作委員會提出過意見，其他朋友似乎也提過同樣意見。
中共西藏工作委員會本身，也從大處著想，要盡快地甄別關押犯人，進行準確處理，釋放不少關押犯，使其參加生產;對剩下的關押犯，也改善管理，迅速扭轉過去那樣非正常死亡的現象。所以對捕人過多的某些地方發出停止捕人的通知，並撤銷了原來基層可以直接捕人的權力，決定今後捕人必須經過上級批準，並要向上級提出有關經過情形的詳細報告;同時給西藏工委社會部等有關單位發出了要對已捕關押犯進行審查的指示。但是，由於這些機關一般來說工作多尤其是起初捕人時，未很好地區別黑白，冒冒失失，對不少關押犯有那些有根據的罪行都說不上，關押犯人數又特別多，所以短期內很難進行徹底審查，因此對關押犯的甄別、釋放、改善管理未能迅速而準確的執行。但是，由於在各位書記對此工作的關懷下，下級也積極地做了，所以從1961年的下半年起，對於一個時期無故而遭到非正常死亡剩下來的關押犯的釋放工作已開始了。
去年9月，西藏工作委員會社會部副部長智澤民曾給我們籌委正副主任專門作了關押犯工作的簡要匯報，在今後的工作意見中說：釋放結束後，全區監獄還將繼續留有一萬名左右的關押犯。我們認為對罪大惡極者進行關押等嚴懲不貸，以儆效尤，這是重要的;而在只有一百二十萬人的西藏，關押約一萬名犯人那就太多了。但是，前些時候中央駐西藏代表張經武說，近來釋放了一大批關押犯。如果能在關押犯問題上寬大為懷，給以妥善的寬大處理，這不僅有利於西藏內部，而且對外逃的叛伍也會發生有效的意義，不言而喻，這是件大吉大利的好事情。
總之，去年雖然僅釋放了一定的人，但也有利於使群眾認識到過去逮捕那樣多的人，是由於幹部的糊塗，從而逐漸消除過去產生的驚慌、失望等。從獲釋的那些人來看，因為見到了各自的家屬，全家團圓了，所以心情十分愉快，他們大部分人表示今後願意遵守國法，好好生產。但仍仇恨我們，心毒手辣的人估計是會有的，但畢竟是為數極少的。
第七、關於宗教
過去民改期間宗教工作中，在區別反對對象和保護對象方面，曾一度發生令人驚異的恣意混淆界線、狼羊倒置的現象;寺廟中民改的做法發生了違反政策的行為;民改後所形成的不堪告人的寺廟情況;民改後宗教前途陷入嚴重境地;民改後僧俗人民的宗教生活基本上沒有了;黨的政策和國家憲法中公民的宗教信仰權力，或成偏面，或者徒具虛名等，實際存在的缺點錯誤，在去年中央聽到後提出：這些是左傾錯誤，要堅決糾正的指示下，中共西藏工作委員會負責作了一部分糾正、處理和改進的工作：
(1)反對聖潔的宗教本身，毀滅佛像、佛經、佛塔和千方百計地逼令僧尼還俗等三方面是普遍性的，並且差不多公然無忌地進行的那種情況，稍有好轉，已經不是普遍和公開的了。
(2)民改後整個西藏地區只有七十多個寺廟，為了適應群眾的迫切要求和大體滿足群眾的需要，把民改期間被搞得衰敗破落了的寺廟中的一部分，恢復了寺廟的形狀。
(3)宗教前途方面，拉薩舉行了“傳召”，在那裡搞了講經辯經、和幾個格西取得了“拉然把”學位，扎什倫布寺的宗教活動比較完善。因而，說宗教前途比西藏民改期間稍有好轉，可以說沒有矛盾。
(4)僧俗人民的宗教生活方面，由於拉薩和日喀則地區的干部停止了對群眾進行正常宗教活動的公開干涉和阻撓，所以群眾便於比較自由地進行宗教活動，但是其他地區仍然不便自由進行。例如：阿沛副主任和我去年9月去山南專區視察工作時，我們看到和聽到僧俗群眾雖然渴望宗教信仰和進行宗教活動，但是由於幹部的暗中乾涉和阻撓根本沒有方便可言。其他地區除程度有所不同外，估計情況大體上是與此相類似的。
(5)黨的政策和國家憲法中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都有宗教信仰自由這一宗旨，在整個藏族地區都是被片面的執行了的那種情況，因西藏初步作了一點糾正，廣大僧俗群眾極其熱烈的歡迎和擁護，但是現在當不當喇嘛仍然沒有自由：西藏寺廟中有兩千多喇嘛正在要求回家，卻不讓回去;又如民改時被迫回了家的喇嘛當中，未破戒的一萬多人，正在要求回寺當喇嘛，又不讓回寺;故而過去沒有當過喇嘛的人，現在新當喇嘛，不言而喻是無法辦到的。故我要聲明，需要解決的宗教問題中，現在已經糾正的僅是一部分。
總之，對1959、1960兩年中，西藏在宗教工作上發生的嚴重缺點錯誤，按照中央的指示，1961年西藏工作委員會雖已負責做瞭如上所述等一部分的糾正，但是只作那樣一點糾正是否就夠了呢?根本不夠。而且我們看來，由於我們幹部中那些有左傾思想的人，他們頭腦中那種認為厭惡宗教是搞對了，能幹、有成績的驕傲自滿思想，至今未糾正好，所以對宗教工作中的缺點錯誤的糾正、處理和改進根本無法做好，更談不上取得成績。因此舉一個具體問題來說：在西藏建立專門研究宗教經典的工作沒有任何顯著的成績。
由於西藏的宗教前途處於嚴重關頭，因而未能滿足人民群眾對宗教生活的需要，所以群眾對我們不高興，不滿意。尤其是這種情況已傳揚到外國，正在成為帝國主義和反動派誣蔑、中傷我們偉大的黨和偉大的無產階級大革命的好武器，這在國內外，對黨和國家的聲譽事業，各方面都沒有好處，招惹麻煩，不應該，不相宜的。所以卑職從不無小補的願望出發，曾向中央建議：為了不使西藏各教派的深奧宗教文化衰敗，請求國家賜撥一定的經費，組織專門研習宗教學問的數千個專業”善僧”則感恩不淺。
偉大的領袖毛主席指示，在西藏搞那麼一批專門研究經典的人是必要的，可以搞。總理您也指示說，毛主席批準的要在西藏搞專門研究經典的那件事，要當做你們的任務把它搞好，以後要作出成績等。對此卑職以極其興奮愉快的心情表示感激。並向總理提出，要搞專門研究經典之事，西藏自治區籌委宗教事務委員會等處有的好像積極的人們要反對，那我就無法完成，請總理指示中共西藏工作委員會自己負責，由統戰部負責具體工作。總理您又指示說，中共西藏工作委員會和籌委會均有此責任。
關於組織學經專業人員之事，去年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第三十八次常務擴大會議上專門作出了決議，交籌委宗教事務委員會和中共西藏工委統戰部負責辦理，後來曾數次去通知催促籌委宗教事務委員會，但工委統戰部和籌委宗教事務委員會只是日復一日地拖延，未積極進行。因而去年九月我等來京前夕，籌委宗教事務委員會向籌委正副主任匯報宗教事務委員會總的工作，特別是為在西藏組織學經專業人員做了那些準備，做了敷衍充數的報告，對此當時逼使我無可奈何地向他們說，”在宗教問題上特別是在建立學經專業班方面，你們不僅工作責任心不夠，而且也拿不出任何明顯的成績，這就顯示了你們對自己擔負的工作的失職”等，不得已而進行了一些嚴厲的批評。
雖然當時他們面紅耳赤，而我這樣說是為了搞好工作，所以沒有別的辦法。當時周仁山副書記說：一九六一年下半年內一定要把學經專業班的架子搭起來。他的話真使人興奮，因為他是書記，說了的事是可以執行兌現的。拿我來說，本來也是籌委的代理主任，但對籌委會作出決議的這類事情提出意見，要下面的機構和人聽從和辦理卻是難的。但是在扎什倫布寺試辦了一個不足二百人的學經專業班，這是我利用自己是該寺的民主管理委員會的主任，特別是西藏自治區籌委會的代理主任的名位所得的一點職權，閉著眼睛硬建立起來的。對此沒有遇到製造大障礙的人，但也不是絕對沒有過。這樣看來西藏的宗教工作中仍然存在著不當不良的干系。
第八、關於民族
西藏的民族工作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從民族問題的基本點或總的方面來說，雖然很好，但要詳細談一下民族工作具體的各個方面時，卻有缺點錯誤的。對這一情況，一九六一年在中共西藏工作委員會的重視、關懷和積極努力下，民族工作中的缺點錯誤得到不少糾正：
(1)在我們的各級幹部和軍官中有些人在仇視藏族中的反動分子和叛亂分子的同時，說我們藏族是個被宗教和民族的信仰、熱愛和自尊心陶醉了的頑固不化的一個民族，不喜歡藏族，對藏族持有惡意和歧視等，對這類情況似乎有一定糾正。
(2)由於要革命就要進行“三大”(指大破壞、大暴露、大建設──譯注)，而刮起了對凡是舊東西不管它實際上有無需要，都予混淆而一概加以破壞的狂風，在政權的支持下，刮的更公開猛烈的情況，現已稍有了逐漸停息的跡象;因此幹部對藏裝等具有民族特點的東西歧視、嘲弄比過去有所減少，各界層人民極其高興，廣大的農牧村莊中，婦女們一度摘掉的首飾又重新戴上了，剃了辮子的男子又逐漸地蓄起發來，穿漢裝的人中間一些人又換上了藏裝，粉飾屋牆，屋頂掛幡等部分地敢於逐漸按民族風習做了。因此看來民族服飾，風俗習慣已有了一點前途。
(3)文化教育方面：進藏的漢族幹部遵照中央指示已掀起藏語文學習的高潮。公立學校和民辦學校，也算以教藏文為主，但勁頭不夠，教學方法也不好，大致和以前一樣。總而言之，因為西藏的民族工作1961年比前一個時期有了好轉，所以各階層的人民都很高興。而且由於西藏是個民族自治地方，已趨於名符其實的民族自治，工作中發揮了作用，致使敵人逐漸找不到造謠中傷的地方等，這樣在國內外已經和正在有利於黨和國家的聲譽事業。
以上卑職用了數萬言寫的這個報告，是匯報了我們西藏工作中的偉大勝利和成績的主要情況。同時，黨一再地教導我們：要把工作中的缺點錯誤如實地報告，這樣對已發生的缺點錯誤，進行糾正、處理、改進、整頓，以及使今後的工作不產生這樣或那樣的缺點錯誤，或者使之盡量減少，產生了也能夠迅速發現而便於糾正、改進;這樣可以保證我們的一切工作能夠完成的好，繼續前進。我自己也時時刻刻地關心著黨和國家的聲譽事業。
我們的黨和祖國的聲望已經傳遍全世界，在國際無產階級革命運動中，我們黨和國家原有的骨幹作用，能夠做的比過去更加良好有力、鞏固和廣泛，我認為這一點無論對於國內國外，現在和將來，都是重要的。要這樣，就必須健全我們的內政，取得一個接一個的又大、又好、又多、又偉大、又光輝的勝利和成就，是重要的。為此，必須對我們工作中的所有的缺點錯誤逐漸一一克服和防止，並且逐漸加以根除是最最重要的了。要克服缺點錯誤，首先必須了解它們，認識它們。由於卑職對西藏工作情況比較了解，所以將我們西藏工作中和各階層人民直接有關的八大問題中發生了那些缺點錯誤，以及1961年對此已經做了那些糾正、處理、改進、整頓，作了比較全面的匯報。
自治區以外的西藏地區
在祖國大家庭中，藏族地區除了西藏外，在青海、甘肅、四川、雲南等省境內尚有一部分藏族地區和不少藏族。由於我們大家都是一個民族、一個宗教，所以相互情感十分融洽，十分關心彼此之間的甘苦。哪一個的幸福美滿增長了，就像自己的幸福美滿增長一樣，感到十分高興和自豪。同樣，哪個遭到不幸、有了困難，就像自己遭到不幸、有了困難一樣，感到十分憂悶和焦慮。我們藏族各個地區工作的好壞，會在相互間直接引起深刻而有震蕩作用的好壞影響。所以其他兄弟藏族地區工作中取得的任何大小勝利和成績，就等於是我們西藏本身取得的勝利和成績。
其他兄弟藏族地區由於工作中的缺點錯誤而造成的災難和損失，同樣也等於我們西藏本身由於缺點錯誤而造成的災難和損失。既然如此，我之所以一貫非常注意和關心兄弟四省的兄弟藏族地區的甘苦，不僅是出於對我們是一個民族、一個宗教的兄弟人民的熱愛，而且特別由於像我方才談的那樣，其他兄弟藏族地區的情況，在我們西藏的工作中有重大干系，所以在這次報告西藏情況時，連同兄弟四省的兄弟藏族地區工作中的主要的或原則性的一部分缺點錯誤和為了今後工作中揚善防惡、補缺糾正而提的一些意見一並報告中央。
這樣作絕不是我干涉兄弟省的內政。但是，在黨中央、毛主席、國務院的統一領導下，對全國的大中小工作，每個公民都可以關心，都必須關心，並且有按照各自的知識能力對黨和政府的工作為了揚善防惡和補缺糾正而提出意見的義務和權力。據此，今天在這裡把我所知道的其他藏族地區的甘苦情況和所想到的一些工作意見做直言不諱的報告。
全國各個兄弟省、市、自治區解放後十二年特別是最近的四年中，在黨中央、毛主席、國務院的正確領導和集中統一的指揮下，全國各民族全體人民獲得解放而站了起來，打垮了內外敵人。在勝利地進行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同時，不但迅速地恢復了國民經濟，而且圓滿地完成了第一個五年計劃。關於第二個五年計劃，由於我們偉大的領袖毛澤東把馬列主義基本原理和我國實際情況兩者的精華正確地結合起來，創造了社會主義建設的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三面光輝的紅旗，黨把它們交給全國人民，人民對黨更加百倍信賴，人民一心一意地擁護這三面紅旗，在短時期內三面紅旗形成了全國性、人民群眾性的力量，人民以沖天的干勁，為把我國從各個方面建設成現代化的、偉大的、人羨己樂的、富強的社會主義社會的信心百倍增長;在社會主義建設的各條戰線上一日千里迅速發展的大躍進運動搞的轟轟烈烈，日以繼夜。
因而就使第二個五年計劃中的主要部分提前兩年圓滿完成。這樣，在過去幾年中全國人民高舉著黨的三面紅旗，在我國的經濟建設、文化建設、國防建設等大部分建設戰線上取得了世界上空前偉大的勝利和成績，這些勝利和成績不但自己方面大家都清楚，就是帝國主義者們也是不得不承認的。這一點別說愛國公民，而且對全世界上愛好和平的人民也是一件值得歡欣鼓舞的大事，在歷史上富有光輝意義。當然，四川、青海、甘肅、雲南等四省也和全國其他地區一樣取得了勝利和成績，與此同時由於各項工作的發展速度很高，所以也曾發生過一些可以避免和不可避免的缺點錯誤。對於那些好壞兩方面的情況，中央曾經先後通過長期的直接間接的認真調查研究而了解到的各類問題，是全面而完整、深刻而扼要等，猶如汪洋大海，而卑職所知道的卻象井中之水，因而對各兄弟省的總的工作提出意見是沒有勇氣的，所以什麼也不談了。
對那些省份的藏族地區工作情況我過去以直接間接的各種辦法多少知道一些，特別是這次逗留祖國內地半年多期間，中共甘肅省委第一書記汪鋒、中央統戰部副部長劉春二人，對我原則性的談過西北各藏族地區的工作情況和發生過哪些缺點錯誤，此其一;
此後當我未去青海參觀前，在北京的青海餐廳裡，中共青海省委員會的各位書記特邀我等吃家常飯時，王昭書記專門對我簡要而原則地介紹了青海從1958年發生叛亂以來，藏族地區的民族工作和宗教工作兩方面所發生過的嚴重的缺點錯誤，此其二;
到青海後，青海省人民委員會省長袁仁遠把從1958年至今青海省工作中取得的總的勝利和成就、工作中發生的缺點錯誤、尤其是民族和宗教工作中發生的左傾缺點錯誤的情況向我們作了比較全面地內部介紹，此其三;
之後，親自到青海的幾個地區調查參觀，聽取了各地黨政負責人簡單的工作匯報，同時為了進一步深入調查，通過群眾路線，召集了基層幹部和各界層人民群眾的代表人物，舉行座談會，想聽取群眾有那些甘苦呼聲和要求願望以及對工作的意見等，但是，由於一個時期這些地區大體上根本沒有民主生活，對稍講不如幹部心意的意見之人，立即扣上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嚴厲打擊，因而人們學精靈了，在公開的會議上講話的人非常少。我們向群眾介紹了黨的不抓辮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的政策，不但對他們講清：“你們應該相信黨的政策”的道理，而且由當地負責人也代表地方的黨和政府向群眾很好地講了保證要堅決地表裡一致地執行黨的“三不”政策，叫群眾不要顧慮等。之後，我又向群眾說明：你們提意見不必有什麼顧慮和恐懼，現在黨制定了“三不”政策，不會有人打擊你們，我還可以好好囑託中共青海省委員會，大家不必擔心。這樣才使座談會活躍了起來，當時以基層幹部為主的群眾代表，對一個時期所產生的廣大群眾不堪忍受的痛苦、工作中存在的缺點錯誤以及今後的要求和願望等，坦率地、不加粉飾地講了不少，此其四;
在四川經請求中共中央西南局應允，在成都由中央西南局書記之一廖志高主持，中共四川省委員會書記之一桑吉悅希特向我們簡單地介紹了四川省藏族地區的情況和工作情況。之後，在雲南，我向桑吉悅希等提出了幾個疑問，對此，雖作了很多答復，但未能接觸懷疑，可是卻了解了不少問題，此其五;
另外，不論西藏人、西康人、安多人，由於我們都是一個民族、一個宗教，所以彼此的真實甘苦情況猶如一句民間諺語說的那樣：“藏水有器，藏言無器”，故可傳言相聞。由於我在藏族中是一個有名望的人，藏族大多對我寄於一定的希望，只要有講述甘苦情況的良好機會或方便，就必然能講出思想深處的話，因此通過這些特殊條件，聽到了許多重要的話，此其六;
把這些相互作了一番認真思考，這次打算就三個重要問題，進一步作言簡意賅的匯報：兄弟省的藏族地區工作中發生的缺點錯誤，雖然各地嚴重程度有所不同，但從根本上來講，除去在我們西藏發生的缺點錯誤中西藏本身的特殊的幾點外，其餘不僅全部都有，而且比西藏的時間更長、更嚴重、更左傾。因而，現在在這些多數地區、男女老幼人民群眾，一踫到像我這樣藏族中的頭兒們，就情不自禁地講述內心的疾苦，出現眼中流淚的悲慘景象。從這裡，凡是明智之人都可看出情況是如何嚴重。
第一個問題、關於民族
如我在上面的西藏的第八個問題所述，自新中國成立後，藏族地區，在黨和毛主席、國務院的正確英明領導下，在黨的偉大的民族政策和偉大的信教自由政策的光輝照耀下，在各地各級黨委的直接領導和掌握下，各級大多數黨政幹部，拋棄對藏族人民的壓迫、掠奪、歧視等，全心全意地為藏族人民辦了無數好事，充分錶現了他們是人民的好勤務員。
在發展藏族人民的政治、經濟、文化、衛生等時，各省、市、自治區和以漢族為主的各兄弟民族給了全面的很大的支援和幫助，尤其是對藏族地區的改革，黨採取了穩進、妥善、特殊的方針，對我們藏族人民愛如生命的自己的宗教和信教權利和自己民族的權力，從基本上給了完善的保護;因而，藏族各階層人民頭腦中的對其他民族的懷疑、猜忌、仇恨等不利於民族團結的東西，不僅開始逐漸消除，而且對於在黨和毛主席統一領導下，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內，各民族摒棄力量大的壓迫力量小的、先進的歧視落後的，而通過平等幸福的途徑形成新的民族關系和新的民族團結，所有大小民族都非常歡樂等，藏族各階層人民都有了程度不同的了解，所以愛國思想產生並發展了。同時，勞動人民逐漸覺醒了起來，有了革命熱情和階級覺悟，迫切要求從封建制度下解放自己，成為土地和社會的主人。當時藏族地區的大部分重要的封建活佛和頭人，在黨的統一戰線的關照下，他們中不少人思想有了不同程度的進步，贊成擁護改革等，總的情況是好的。
但是，另一方面，過去在未解放以前，由於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在藏族地區向各階層人民進行“共產黨要消滅宗教和民族”等反動教育，製造了許多謠言;因此，各階層人民的腦子裡在懷疑：共產黨會侵害自己的宗教和自己的民族吧!在個別地區，我們的干部對宗教和民族不僅態度不好，而且一個時期，在青海和甘孜的藏文報上公然無忌地刊載了很多關於我們藏族愛如生命的佛教和佛主釋迦牟尼不對不好的粗暴荒謬的邪說，此其一;
在有些地區，在召開關於改革的會議和準備期間，就出現了改革後將會危害宗教和民族利益的跡象，此其二;
在改革方法上，上級講時，是和平的方法，逐步進行、界限嚴密、保護對像等都十分明確，令人滿意。但是一往下，就一級一級地轉化為暴力的方法，貪快草率，界限模糊，保護不夠等變化很大，使人民感到驚異，此其三;
在大部分藏族地區民改前說要收繳武器，因此，各階層人民就認為：肯定要在民改中整我們，不然就根本沒有預先收繳武器的必要，此其四;
其次，在我們的工作中還發生了不少諸如此類的問題，給藏族各階層人民製造了極大的驚慌和懷疑，致使各階層人民的思想情況在向著不良的方向轉化和發展。乘此機會，在帝國主義和外國反動派的扶持勾結下，西藏上層反動集團藉口宗教和民族利益，喊出了“我們雪域上所有吃糌粑、念瑪尼的人，要團結一致，拿起武器，保衛自己的宗教和民族，爭取獨立”的反動口號，並為發動以此相適應的叛亂而積極進行反動活動，以至在宗教和民族的旗號下，各階層的許多人民受了騙，此其一;
反動的國民黨蔣介石集團也在藏族地區大力進行著發動叛亂的活動，此其二;
各地的封建活佛和頭人內，一部分具有反動思想的人決心發動反革命武裝叛亂，並進行這樣的努力，此其三;
諸如方才談的四個和三個問題，由於敵我兩方面造成的各種後果，在藏族地區燃起了無論是否具備反革命武裝叛亂性質和條件的各式各樣叛亂的火焰。因此，叛亂給藏族造成了訴說不盡的沒有邊際的災難、損失和痛苦。藏族之所以遭到前所未聞的嚴重衰敗，這同在藏區進行平叛工作作的是否英明正確，有極大的關系。
第一、關於平叛
叛亂是具有罪大惡極的反黨、反祖國、反人民的反革命性質，因此必須要平息，這是不言而喻的一大真理。平叛方式上，把黨的軍事打擊、政治爭取、發動群眾三項政策，在執行中也要不予分割。關於政治爭取和發動群眾，前面已在西藏問題中講過了，不再重復。
在軍事打擊方面，除了必須鏟除壞的，保護好的外;混淆好壞、亂打一氣是極不應該的。因此在打擊時要詳細了解打擊對象的情況，要了解這一點，首先要通過對各地發生叛亂的各自的主要的和局部的內因是什麼;共同和個別的外因是什麼;普遍和特殊的情況是什麼;統一和獨特的特點是什麼。進行深入認真無誤地調查，以明確區分發生叛亂的內外因、特點和情況，以求嚴格製止那種只聽信誣蔑誹謗或荒謬的謠傳，就算作發生叛亂的惡劣行為，這是不言而喻的。
對由於懷疑或受驚或被騙而叛亂的人們，要以進行消除懷疑、安定人心、曉以實情的爭取工作為主，對他們的少許壞行為要忍耐等待，對他們不到最後不進行軍事打擊。
對那些為了進行反革命而叛亂了的，由於其隊伍中上了當和被強迫裹脅而加入叛伍的是多數，因此對這些人，也要在一定的條件下，積極地揭發叛亂頭子的詭計，宣布叛亂的罪惡，消除其懷疑，曉以實情，而盡量爭取，把瓦解叛伍內部的工作做到於心無悔，最後對那些仍然執迷不悟的股匪以軍事嚴厲解決，以儆效尤。這樣才是有根有據，不文不火，持之有理，人財少損，化難為易，感動他人，悅服人心，敵敗我勝等，這樣美好天成、恰當正確、聖潔的歷史榜樣的做法，就會成為千年萬載稱贊的對象。
但是在實際進行平叛時，在總的方面反革命叛亂是敵我矛盾，這是用不著說的，可是從藏族地區發生叛亂的實際情況來看，叛亂分子中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二者都有，而我們的不少下級黨政軍負責人不懂得或不考慮這一點，並且認為那些敵人向我們進攻，這是戰爭，沒工夫進行調查研究，而要立刻以戰還戰，加之軍事就是要有被動爭取主動，從而出現了不少先發制人的人。這一般說來，是有道理的，但是具體從藏族地區實際存在的情況和發生叛亂的實際情況兩個方面詳細慎重地考慮一下的話，是不符合事實的，不完整的，不英明的。
因為
(1)藏族地區的叛亂，大部分其初只不過是在各自的部落或家鄉搞起騷亂，並沒有向我們大的基地進攻。
(2)尤其那些叛亂分子沒有軍事前途，即他們沒有統一的指揮者，組織和裝備極差，彼此沒有援助和配合，內部矛盾多而分散，更重要的由於是反革命戰爭等，大都沒有取得勝利的基礎，在戰略上是空的。所以那些叛亂分子要和以偉大毛澤東的偉大戰略戰術武裝起來的、在國內外多次大戰中接連得到鍛煉而且取得了許多偉大勝利的、裝備現代化了的、聲譽和光榮遍布全世界的、強大的中國人民解放軍為敵作對，這只能是睜眼跳崖;對我們來說只不過象“蜜蜂想以翅膀扇擊須彌山”一樣，我們根本沒有採取緊急行動的一點必要;有把握有工夫去很好地調查研究叛亂的情況，而且必須要這樣做。在戰略和戰術上對敵人的情況進行周密的調查研究，要在戰爭之前進行，這連不懂軍事的我也看的出來。
(3)反革命武裝叛亂和我們之間的矛盾是敵我矛盾，這是毫無懷疑的鐵一般的真理。但是一個時期在藏族地區凡是算作發生叛亂了的，很難說件件都完全具備了反革命叛亂的性質或條件。在這裡邊，就如我上面說的，由於我們的許多無意義的行為，使人受驚或懷疑或者由於上了反動派的當而起來叛亂的，是很多的，而由於那些人是受驚或懷疑或上當的人民群眾，我們第一步必須以消除懷疑，安定人心，曉以實情而進行爭取工作，做到無失無悔，而第一步就按敵我矛盾給以武力解決，我想這是根本不應該的。
(4)雖然實際上沒有發生叛亂，而想鎮壓時，就誣賴詆毀地進行打擊，此其一;把為佛教和人類的幸福而聚眾念經的人們也算作反革命，進行鎮壓和打擊，此其二;對“要叛亂了”或者“已經叛亂了”的沒有根據的謠言不進行研究就相信了，而給以流血的鎮壓和打擊，此其三;這三者更是荒謬絕倫極其拙劣的事情。
諸如此類，在藏族地區的平叛中，雖然發生不少，但是關於這方面中央也知道的很詳細，今天卑職打算只是作上述的扼要匯報。如蒙垂詢，容後詳陳。總而言之，在藏族地區實際進行平叛時，由於沒有完全執行把黨的各項正確政策和各地的實際情況相結合的英明正確的做法，因而造成了叛亂規模大、人數多、時間長、立場頑固、叛亂到底等現象，不但傷害了很多人，而且農牧業生產也遭到嚴重破壞，使藏族陷於危險的境地，民族團結遭到很大的損害，給國家造成了很大開支，製造了許多對黨和國家的聲譽在國內、國外、現在和將來都是不良不當等造成了許多無益而增添麻煩。
第二、關於專政
由於我們是一個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所以要在人民內部實行民主，對敵人進行專政，正確地分清敵我，不放過一個壞人，不冤枉一個好人，這是黨的主張和政策，是國家憲法的精神;因此對少數執迷不悟的叛亂分子、反革命分子和最反動的地主、牧主等危害革命有民憤的人，給以管制和關押等嚴懲不貸，以儆效尤，這是必要的。但是在大部分藏族地區由於負責人的關系，人民民主專政沒有完全執行。
廣大的農牧鄉村中，對積極分子自不用說，基本上說來，除去老幼婦女等不能打仗的外，其余青壯年男子以及當地通情達理的人，在有些村莊的大部分、有些村莊的不少一批被草率地逮捕關押了，這是敵快親愁的很不應該很不好的大事。叛亂後在藏族中被捕的詳細人數，我們無法知道，但是從現像上來推測關押犯人的數字，每個地區都達到萬把人或萬人以上，因此如果說這些都是敵人，那麼可以斷言，藏族中我們的親人除了婦女、老頭、小孩和極少數的青壯年外，就所剩無幾了。那麼要說被捕的人裡邊有敵人也有親人，那就更是荒謬的了。不分好人壞人一律進行逮捕和關押，這就違反了世界上所有的公正法律，尤其由於我們是個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所以這就嚴重地違背了這一原則。
因此不論從那一方面來考慮，在藏族地區掌管專政的負責人中，那些以貪圖和勇於抓人的不明事理的干部，恣意玩弄各階層無辜者的和平和自由生活，這對國內、國外、現在、將來都是根本不好的。對於那些沒有好處而招惹麻煩的被關押了的千萬個犯人的看管等，比我們西藏還差。特別是有意把那些犯人弄到水土不服的地方，千萬人遭到了非正常死亡，造成犯人的屍體埋葬不完的現象。因此遭到非正常死亡者的幾十萬個父母、妻子、兒女和親友，悲痛至極，淚如泉湧，嚎啕痛哭，遍及各地，這一情況，難以告人。
第三、關於民族權力
由於大部分藏族地區都發生過叛亂，因此我們的干部和軍官中有一部分人產生了不喜歡藏族，惡意地歧視藏族，侵犯民族的特點，禁止風俗習慣等嚴重行為。例如基層幹部說：“藏裝浪費材料，不方便，是落後的服飾”。而公開加以禁止，不讓群眾穿戴自己民族的服飾。並為了消滅民族服裝和裝飾品，利用政權，採取各種辦法從群眾手中收集裝飾品等，尤其到後來，諸如對不少家戶不分黑白沒有根據地沒收了他們的財產等，做了很多違背黨的政策和國家的各項法令的事。
在這些藏族地區雖蒙恩賜實行民族區域自治而適當地建立了自治州或自治縣，但是由於幹部的行徑，藏族人民不但沒有完全的得到黨的政策和國家各項法令中規定的自治權力，並且由於大部分藏族地區發生了叛亂，在戰爭中損耗了許多人，此其一;
在平叛時期及其以後逮捕關押了許多人，使大批的人遭到了非正常的死亡，此其二;一個時期，由於那裡的群眾生活非常貧困悲慘，以老幼為主的不少人被餓死或者由於體力非常衰弱，連小病也不能抵抗以至死亡，此其三;
由此致使現在藏族人口顯著地嚴重減少了，不言而喻，這不但有害於我們藏族的繁榮，而且對藏族的存在有極大的危險，而陷入氣息奄奄的境地。因此凡是這個民族的成員當看到聽到這種情況時，就會產生難以忍受的痛苦和傷感，這是很自然的。
藏族地區的民族工作，平叛以來沒有搞好。但是以後當黨中央和慈愛的毛主席逐漸了解到藏族地區的這種情況時，就立即以很大的關懷給下級發出了迅速糾正這些缺點錯誤的指示;在下級對那些缺點錯誤進行補缺糾正和必要的處理，對工作進行改進和整頓等，由於這省委員會熱忱負責和很好地努力工作，現在藏族地區的各方面的工作情況已開始好轉。但是州和縣級黨政幹部頭腦中的左傾盲動之風還沒有平息，因而我想在那些地方的民族工作方面仍然沒有表裡一致、心口如一地執行黨的政策吧。
第二個問題、關於宗教
在兄弟藏族地區宗教工作的情況，卑職在上面所述西藏的第七個問題裡除去我們西藏特有的約百分之一的少許情況外，其餘部分都和他們的情況完全一樣，因而在這裡不再匯報了。但是嚴重程度、時間長短以及規模大小則比西藏更壞了一大步。這一點從實際發生的情況和實際存在的情況中是可以肯定的講的。
所以把實際發生的情況和實際存在的情況加以綜合時，可歸納成三點：
(1)無合乎標準的寺廟;在那些兄弟省藏族地區寺廟和喇嘛數目比平叛前減少了百分之九十八到九十九;對於宗教知識分子和依教行事的“善僧”予以鏟除排斥，瘋象般的打擊，致使留有喇嘛的寺廟也形存實亡。由於把寺廟的主權授予了一些瘋狼般地向和平、利他、聖潔的宗教進攻的脫離實際的人，因而使進行宗教活動的寺廟變成了反對宗教的基地。在寺廟的任務方面：由於廢棄了分內的宗教活動，而變成了“蹶腿”的生產大隊等.所以雖有寺廟，但失去了寺廟存在的意義.實際上是沒有寺廟。
(2)無宗教的前途，在那些兄弟省的藏族地區，平叛後，在下級當政幹部的直接間接的各種阻撓下，浩如煙海的佛教經典的“講辯著”工作，連名字也聽不到了;不要說宗教文化的存在，就連名字也眼看著消滅掉了等。在這些實際情況下，宗教的前途已實際被毀滅，因而事實上已沒有宗教的前途。
(3)在那些兄弟省的藏族地區從基本上來說，僧俗人民群眾無宗教生活，平叛後大部分地區，在基層幹部的阻撓下，甚至連日常的經課也只能秘密地去唸，如果乾部看到嘴唇一動一動的時候，就會追問;對宗教信仰和宗教活動給以像對待反革命活動一樣的壓制，因而僧俗群眾無法自由地過宗教生活，從基本上來說，事實上群眾沒有宗教生活。
從我在這裡所談的“三無”情況等有關宗教方面的一些總的情況中可以看出，兄弟藏族地區平叛後，宗教工作方面由於極其嚴重的左傾行為，使藏族中除去小孩外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驚訝透頂而失神，從而現在對藏人談及佛教時，就不由自主地傷心落淚，並說：“我們地方被搞成黑地方了，我們死了就像死了狗一樣”等等痛苦之言，造成了利敵損己，沒有好處而招惹了很大的麻煩。這些都是大大違背黨的正確政策和我國憲法中規定的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的精神的行為，而且也是下級片面地執行黨的政策和國家法律的表現。但是當黨中央和偉大領袖毛主席逐漸了解了這種情況以後，賜予了要對下級幹部的這些缺點錯誤行為進行糾正和對工作要改進整頓的恩惠，因而使藏族地區的宗教工作有了少許改善。但這僅僅是開始改善的表現，還根本不夠。
第三個問題、關於群眾生活
無論大人小孩都不願痛苦而願幸福，因而不但為了謀求生活而奔波終生，而且沒有衣食人也就無法生活，於是產生了社會的發展性、變化性、矛盾性等使歷史的車輪不斷前進，是任何力量也阻擋不住的，這是一個客觀規律。
在這個世界上，人類是主宰，一切發展、變化、矛盾，都是隨著各個時期人們的思想而產生的，始終是先進力量戰勝反動力量。其原因在於，先進的行為符合廣大人民群眾的願望的，反動的行為則與此相反。所以現在這個世界的廣大人民大部分對偉大的民主社會、偉大的社會主義社會、偉大的共產主義社會嚮往的紅花，隨著人民的思想水平已經和正在開放在人們的腦海中，這是因為共產主義社會將是人間充滿至高無上幸福的美滿社會。要想實現象這樣一個偉大的共產主義社會的願望，就要以一切受苦階級內的崇高的或主要的工人階級為主力，掀起偉大的無產階級的大革命，對此也不能沒有一個骨幹組織，這就是工人階級自己的最高組織或先進隊伍，偉大、光榮、正確的共產黨來領導勞動人民，已經掀起和正在掀起偉大無產階級大革命的滔天浪潮，已經取得和正在取得巨大的成就，並且已經戰勝或正在戰勝敵人，已經取得和正在取得大的勝利。這是世界上的勞動人民，從各種統治階級下解放出來，進入和將要進入民主和社會主義的社會，日益接近偉大共產主義社會的光輝燦爛的方向。應視此為無上偉大、伏異光榮和具有卓越意義的吉祥的宏偉事件。
拿我國來說，也是在過去短短幾十年中，革命的偉大導師、智慧的源泉、英明的聖哲、正確的領袖毛澤東主席領導偉大、光榮、正確的中國共產黨，在這個遼闊的中華大地上，轟轟烈烈地掀起了無產階級大革命的運動，在短期內，由於廣大勞動人民覺醒了，站起來參加了革命的鬥爭，因而迅速地取得了勝利，解放了全國，此後在兩個大革命和國民經濟建設中，也取得了和過去一樣名揚於全世界的高速度的巨大勝利和成就，這是全國各族人民在黨和毛主席、國務院的統一領導下，高舉黨的三面紅旗，一心一意地為了迅速解除貧窮的痛苦，能夠過幸福的豐衣足食的新生活，而發展生產;又為了發展生產，而乾勁十足地參加了革命和建設工作的結果而得來的。
但是，在一個時期，全國範圍內不少地區，在三面紅旗取得巨大勝利的同時，由於一部分乾部對三面紅旗的精神沒有完整地照樣執行，因而各族人民群眾的生產情緒降低，從而使我們一切生產戰線都受到了一定的不應有的影響，加之我國三年來連續遭受自然災害，年景不好，這兩者結合一起，造成了目前在我們面前的困難。人民群眾以遠大的眼光，具有為了自己的子孫後代的幸福而犧牲自己的幸福，自己節衣縮食、艱苦奮鬥的本性，但這都具有不普遍、不深刻、不持久和容易倒退的性質。因此只談未來的幸福，單純依靠政治教育，很難普遍調動群眾對生產的艱苦奮鬥和積極性，因為人民群眾大多數主要是相信現實的真理。
正如我們西藏的俗語所說：“說以後要打你，你不要怕;說以後要給你，你不要樂。”這可以代表大多數群眾的想法。所以要發動人民群眾使他們在生產戰線上發揮能力，取得新的生產果實時，按照所得果實的大小，對群眾享受生產果實的水平，也要相應的提高。只有這樣做才不需為群眾在生產中發揮第二次更大的熱情而努力，他們是會自動去做的。因為一切事業的成就者是人，而人當中又以多數為主，所以一切事業都要適應人民群眾的思想情況，逐步去做。任何事情，如果這樣去做了，就會搞好;任何事情，如果以此相反，就會失敗。這可以從以往和未來的歷史及客觀情況中看清楚。總之，我從來就認為生活是所有好壞事請的根本中的根本。
現在言歸本題稍微談一下各兄弟省份藏族地區人民的生活。
四川和雲南兩省藏族地區在過去的幾年來，群眾的生活沒有得到與各地生產力相應的滿足，生活水平低，但由於詳情了解的沒有把握，故不陳述。
青海和甘肅兩省藏族地區的群眾生活卑職略有所知，稍作陳述：這些藏族地區從解放到未叛亂前，由於黨在各方面的特殊關懷和照顧，廣大群眾的農牧業生產得到了顯著的很大的提高和發展，醫治了過去國民黨反動統治期間由於對藏族地區所進行了嚴重的壓迫和剝削而造成的貧窮，並出現了人畜兩旺的新局面，從而使藏族農牧人民群眾的生活得到了保證，越來越好，人們都感到非常愉快滿意，心情舒暢，並且熱愛黨和祖國，信任毛主席，樂意革命，努力生產，幹淨十足等，廣大群眾的思想情況很好;加之經濟方面，藏族地區的農牧產品對我國社會主義的建設有一定的貢獻，因而出現了一個現在值得懷戀的人羨己樂、聲譽增長、有名有實、國泰民安和有益無損的美滿時期。
此後藏族地區由於多種原因掀起了叛亂，在對其進行平息時，農牧業生產遭受了很大的的損失，不言而喻，這給群眾的生活造成了困難。正如我在上面陳述的那樣，有些地方把大多數有勞動力的男人，有些地方把不少有勞動力的男人逮捕、關押，因而使勞動力嚴重減少。所剩下的婦女和老人小孩等，也由於自己的父親或兒子或親戚或朋友或親愛之人被逮捕、關押極其焦心，對農牧業生產無法心情舒暢地細致勤勞地不浮誇地搞好和提高生產。
特別是藏族地區平叛後，在改革方法上，不根據所剩廣大群眾大多數人的願望、要求、覺悟水平，多以盲目冒進和粗暴強迫二者為主，所以改革中發生的問題比西藏多的多。但是這方面沒有必要作詳細的陳述。
總的說來，人民公社是按照全國人民的願望由偉大毛主席的英明智慧而誕生的，是歷史上光輝的崇高的大喜事，具有對人力、物力、財力等力量共同進行組織的前所未聞的性質，是合作社等時期不能完成的許多工作都能順利完成，對改變我國一切貧困面貌發揮了和正在發揮著各方面實現現代化的、根本性質的作用，但是要建立人民公社必須要外部的經濟條件和內部的思想條件等不少條件成熟，若任何條件均不具備，只憑願望去建立，不僅沒有利而會從客觀上造成各種損失。在藏族地區來說也只能這樣，不能有別的。
然而
(1)在青海、甘肅兩省的藏族各農牧區，不仔細考慮條件是否成熟，短期內猶如陡山滾石毫無阻攔地建立了全是大型的人民公社，因此給那些還未具備成立人民公社條件者，製造了許多麻煩。
(2)這兩省其他地區產生的缺點錯誤，在其各個藏族地區也全部存在。把社會主義階段必須存在的全民所有製和集體所有製混淆起來，不僅對全民和集體不加以應有的區別，而且把應屬於人民個人所有的大部分東西也歸入集體所有之列，使個人所有的東西，除了非常簡單的幾件必需品外什麼都沒有了。人們說：“在人民公社中每人只有一身衣服、一床被褥、一碗一筷三樣私有物”。這種說法在這些省份裡已成為事實。
(3)所有製方面，由於沒有應有的區別，不僅集體所有製經濟單位相互和上下之間一平二調多，而且從集體所有製中任意給全民所有製進行抽調等，刮起了猛烈的共產風。
(4)生產指標方面，上級只從願望和需要著想，而對基層各個生產第一線的實際生產能力和大多數群眾的生產情緒，卻不管和不加仔細考慮，提出了無法完成的高指標。下級若反映作不到那樣的真實情況時，就說你是保守分子、守舊分子、思想沒有得到解放、不承認客觀規律、違背科學、不想大躍進等而進行鬥爭，有的甚至被扣上右傾或右派分子和反革命分子的黑帽子加以打擊。因而以下級幹部為主的和會見機行事的一部分人，雷鳴般的誇口保證叫嚷著：能行!可以!在書面上或者言論中雖有大躍進，但實際是否那樣就不一定了。且由於農牧業生產這幾年來遭到人為和非人為的許多災害的侵襲，所以難以達到像幹部誇口的那種程度。可是多數幹部怕自己所吹牛的底被揭穿後受處分，便報告說：“已經超過上級指標，妥善完成了。”上級也不對實際情況進行調查研究，便自作聰明，不懂裝懂地給那些說了漂亮假話的人們以光榮的紅旗等獎賞和表揚，這樣就使浮誇風大張而吹的更猛烈。
(5)幹部只能是黨的各種偉大意志的執行者，廣大人民群眾的一個好勤務員，而不能是離開黨的意志騎在廣大人民群眾脖子上的一個老爺。如果是那樣，就只能像舊社會的干部，絲毫沒有革命幹部的氣味和優秀品質。但是在那些地區，不少干部以為自己十全十美，毫無缺點，認為樣樣事情都精通，於是任意干涉，自恃所作所為完全正確。雖然自己在一切的工作中，起不了主導作用和骨幹作用，卻壟斷了主導作用和骨幹作用，使民主空有其名，使工作陷於停滯狀態，嚴重損害了工作的完成和工作的發展等。這類幹部實際上已經變成了對黨的偉大意志的武斷逞能的修正者和騎在廣大人民群眾脖子上的大老爺了。因而刮起了猛烈地干部特殊之風。
(6)在不少干部認為舊的都落後，新的都先進的觀點、看法、認識和作風的支配下，不懂得農牧業生產，不了解地方的實際情況，就主觀逞能和利用政權對農牧業生產進行各種不成熟的指揮，隨心所欲，迷信地搬用經驗，開辦許多無益或益處不大的工程，不仔細考慮實際能力，貪大貪多，強迫支使廣大人民起早睡晚地勞動，而勞動之空隙塞滿會議等，由於諸如此類極多的挫傷群眾情緒和破壞生產的違反實際情況的行徑，搞的轟轟烈烈，所以刮起了猛烈的瞎指揮之風。
(7)由於這些地區的一部分負責人造成的後果，使民主生活只剩虛名。若對他們向下面講的話如提出揚善防惡的意見時，就以各種藉口給以嚴厲打擊，把對方接連不斷地壓服下去，這就像水往低處流不往高處淌一樣，下級只能按幹部所想所說，唯命是從，而陷入別無出路的境地。由此可見，各方面強迫命令之風刮的很猛烈。
另外，由於諸如此類的許多缺點錯誤，不僅使農牧業生產受到嚴重的損害和破壞;而且在基層為了完成上級交給的指標任務，絲毫不仔細考慮群眾的口糧就徵購糧食;雖然完成了指標任務，而廣大勞動人民群眾，每人每月就說有十斤左右口糧，但有的地方連這一點也沒有如數得到。
公共食堂建立後，由於不管群眾願意與否就強迫加入食堂，因而就是標準很低的那點口糧是否夠數，群眾也不知道。由於口糧極少使最低限度的生活也不得勉強一飽，人們的饑餓痛苦之火燃燒起來，所以使我們藏區以前作為馬驢、牛、黃牛飼料的油渣、麥糠等，也成為人的難得的有養分的香的食物了。還有食堂負責人為了使民食看起來分量多和消除一天的饑餓痛苦起見，別說稍微能吃的一切草類，就連不能吃的樹皮、樹葉、草根草籽也採集了許多，加工後和那點糧食摻合起來作成豬食一樣的稀糊糊給人們吃，就是這也還有限，不能果腹。
由於這種藏族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的、人們做夢也想不到會有如此嚴重的饑餓之痛苦，人民群眾抵抗不住這種殘酷地折磨，群眾的體質日益衰弱。所以一些地方感冒等一些小小的傳染病就會使達到百分之數的人輕易地成批死亡，有些地方也有不少人因為斷了糧而被直接餓死，因此有些地方，也有些全家人死光的現象。死亡率很嚴重。這些都是由於食物不足而招致的非正常死亡，實際上全部算作是餓死的。例如這次在青海省循化縣的文都寺，我特地招集了藏族、漢族、撒拉族的基層幹部和群眾代表三百多人開座談會，會上以基層幹部為主的他們說：“從1959年到1961年上半年，循化地區的廣大勞動人民群眾的生活困難情況是難於想像，難於形容的。每個村子都有達到百分之數的人悲慘地餓死，”不僅痛哭訴說，他們還強調說：“以前我們雖然得到好年成，但生活並沒有得到改善，現在只是苟且度日的思想，因此在這樣困苦的生活情況下，無法提起生產情緒和努力生產，所以也難以得到好收成;今後國家只要叫我們勞動者吃飽肚子，我們也能爭取有個好收成，”等等，勞動人民群眾雖然談了很多真實的話，今天因怕話太冗長，就只談這些。
總之，青海、甘肅兩省包括藏族在內的各民族地區的農牧人民群眾的生活，是難以告人的，對黨和國家的聲譽事業，不論在內、在外或目前和將來都是十分不應該和不好的。這次我在青海省幾個地方視察時，有不少越過基層幹部的各種阻撓之難而來朝拜的藏族群眾，不論男女老幼，一見我就想起了一個時期來的痛苦，情不自禁地流出眼淚，他們中的一些大膽的人，流淚哀呼：“勿使眾生饑餓!勿使佛教滅亡!勿使我雪域之人滅絕!為祝為禱!”這是從現在藏族地區實際發生的痛苦和實際存在的情況中產生的廣大僧俗人民群眾的言簡意賅而又深刻的比渴而思水還要迫切的希望。事實又一次證明，人民群眾的語言富有豐富的內容。
青海、甘肅兩省工作中所發生的許多嚴重缺點錯誤，當偉大的中共中央和苦難人民的救星、慈悲之主、偉大領袖毛主席知曉後，立即撤換了這兩省的負責人，並特從老幹部中委派了富有政治思想水平、工作能力、工作經驗和熱誠積極的穩健持重的人去代替他們。並嚴肅指示要堅決地進行認真的調查研究，對工作中的缺點錯誤進行糾正和必要的處理，改進和整頓工作，以便迅速地改變原來的情況。派中共中央統戰部副部長汪鋒擔任中共甘肅省委第一書記後，由他主持的中共甘肅省委員會，根據黨中央和毛主席的教導指示，不分晝夜地努力進行一切工作，因而短時期內，在甘肅省境內，才制止了被那種嚴重的缺點錯誤的狂風造成的萬物不寧惹事生非的現象之曼延，逐漸地糾正了缺點錯誤，現在甘肅省的情況已經好轉和正在好轉。青海省雖沒有像甘肅一樣的好轉，但在中共青海省委員會的努力下，情況也在好轉著。
總之，在黨對國民經濟提出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下，隨著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十二條和六十條之先後制定並下達到各級執行後，由於基層中不論執行徹底與否都執行了，所以農牧鄉村中乾部的工作方法和作風已稍有改善，群眾逐漸從苦難的深淵中解脫了出來，並出現了重新得到新的幸福的局面。各族人民說：“毛主席是我們苦難人民的爹娘，他知道了我們的痛苦後就來解除痛苦，給予關懷。過去的缺點錯誤，可能全是下面乾部搞的”等，廣大人民群眾的所有懷疑、猜忌、不滿逐漸消除著，表現了正在對黨和毛主席產生無限的熱愛和信任。
四川、青海、甘肅、雲南四省藏族地區的有關藏族人民的甘苦的主要或原則性的三個問題就匯報到此。最好對兄弟四省藏族地區實際存在的情況和實際發生的情況的好壞本應詳細匯報一下，是重要的。但是如果那樣匯報，因為那些藏族地區實際存在的情況錯綜復雜，實際發生的情況難以想像，難以形容，所以很難全面匯報，及時比較全面地匯報一下，也得用十幾萬字，因此這次就匯報這三個主要問題。
我在上面比較詳細地談到，一個時期不論西藏也好，兄弟省份的藏族地區也好，除了程度有所不同外，事實上，在實際發生的情況中都發生了不少缺點錯誤，和實際存在的情況中都出現了不少無益有害的現象的同時並談了各自的內外因。
現在稍談一下產生那些缺點錯誤的共同的根本的內因和外因：大部分藏族地區由於上層反動集團、帝國主義和外國反動集團的妄圖策劃所發動的背叛黨、背叛祖國、背叛人民和背叛革命的萬惡的武裝叛亂，是藏族地區遭到那些嚴重的災難和損失的根本或主要的內因，此其一。
同時兄弟省的大部分藏族地區各級黨、政、軍的有些負責人或有些幹部，由於發生了同黨的正確的方針、政策、方法、任務、界線和步驟相違背的各種行為，因而使藏族各階層人民產生了許多懷疑或驚慌而發起了叛亂，以及由於受了敵人的以宗教和民族利益為藉口的欺騙而發起了叛亂。這兩種叛亂在藏族地區發生的叛亂的總數之中佔大多數。
(所得原中文譯稿中以下缺一頁──編者註)
„„工作能力、工作經驗、眼光大小、能否看到實際、方法是否得當、知識水平、主觀程度、對公事的看法、對私事的想法、品質好壞、是否公正、是否忠誠等之好壞。但是所有乾部的水平是不可能一致的，因為每個人有每個人不同的實際情況，所以黨的邃廣博的意志和指示，在下邊執行時就難以作到一致和全面，此其三。
偉大的黨和偉大的毛主席的正確淵博的意志，只有通過正確的好乾部，才能順利的取得正確圓滿的勝利或成就。黨和毛主席偉大淵博的意志和實現偉大淵博的意志兩者之間，如果沒有橋梁般的正確英明的革命幹部，這就如雖有有效之良藥，但若沒有良醫就不能治好患者的病完全一樣。因此幹部是重要的。
在我國各級工作中發揮骨乾或主導作用的先鋒隊伍──千千萬萬共產黨員中，雖有不少經過革命鬥爭的鍛煉、受過很多艱險困苦難關考驗的最穩健、政治水平高、富有優秀無比的學識淵博的好革命幹部，但是，我們藏族地區，從祖國內地來算，由於地處邊疆，在黨和毛主席偉大淵博的意志和實現偉大淵博意誌之間能起橋梁作用的那種正確英明的好革命幹部未能普遍多去，此其四。
尤其是以藏族地區的漢族幹部來說，多數漢族幹部，對藏族地區的不同特點、特殊情況、各階層人民群眾的思想狀況等了解得不深刻或了解得不夠全面，所以有難於把黨的正確英明的意志同藏族地區的實際情況結合起來而加以正確執行的情況，而且不少漢族幹部自以為了不起，所以對藏族地區實際存在的情況和實際發生的情況不充分地進行思考和學習。
以藏族幹部來說有兩類：一部分是由於黨進行統戰才加入了乾部的行列，他們不同程度的對黨的政策精神和政治有一定的了解，並熟悉各自地方的情況，但是由於這些幹部大都出身於剝削階級，他們之中除極少數人得到干部的青睞和信賴之外，其餘隻有進行自我改造，得不到下級幹部的信任，以外人待之，在革命事業中無法熱忱積極地貢獻各自的全部力量;另一部分是把在運動或工作或學習中產生的各式各樣的積極分子中有希望的人，經過短期的訓練培養而加入乾部行列的，他們大都是在轟轟烈烈之中轟轟烈烈地成長起來的，所以對工作只有猛乾性，而不細致;雖有對革命的熱愛性，但政治覺悟和對黨的指示的理解水平差;雖有躍進性但看不清利害善惡;雖有積極性但經驗不足。所以我們藏族地區一般漢藏幹部中具備正確英明的革命幹部的品德和條件者較少;特別是由於一個時期上級也對於下級幹部所談的話大部分都信以為真，而對嚴格審查、掌握幹部這一極其重要的工作放鬆了;此其五。我想這些就是我們藏族地區發生的麻煩和工作中發生的缺點錯誤的共同的主要或根本的內因和外因。
我從有利於發揚光大我們的恩惠之主中國共產黨、偉大的毛主席和祖國的聲譽事業、尊嚴、光榮和威信而使我國能迅速實現一個各方面現代化的、富強的、各民族人民都得到平等團結幸福的權利的、人人吉祥歡樂、人羨己樂的偉大社會主義社會等的思想出發，本著俗話說的“愛護者口中無受聽之言”的精神，把卑職自己見到聽到的以西藏為主的整個西藏地區實際發生的好壞情況和實際存在的好壞情況中具有原則性和代表性的部分情況，中肯坦率地作了匯報。並且在匯報上述各個問題時，把在事業中需要進行那些補缺糾正的意見，和根據以西藏為主的藏族地區實際存在和實際發生的甘苦情況而提的願望和請求，以及今後工作上揚善防惡的祈求等都比較全面地直接間接地談了，所以今後中央對藏族地區需要給予那些庇護恩惠，如蒙詳閱各個問題是易於洞察的，因此在詳細地談要求願望也好，不談也好，沒有區別，所以就不詳細談了。
總之請對上述各問題認真考慮，不棄仁慈地賜予應有的庇護。其中有三個問題因很重大，故再鄭重地談一下：
第一，偉大的中國共產黨的信教自由的英明的政策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三章“公民的基本權力和義務”第八十八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這一法律明文規定了的宗旨，今後請予不偏廢地全面徹底地在祖國大家庭內不分民族，不分階層，不分宗教，表裡如一，心口一致地予以貫徹;以便能夠通過事實徹底粉碎國內外人們思想上認為共產黨要消滅宗教、不讓信教的看法和認識。
同時應保證所有藏族地區廣大各階層人民一律可以信教;並保證廣大各階層人民一律能夠信教。保證僧俗人民可以過宗教生活;並保證僧俗人民能夠過宗教生活。
保證廣大僧俗人民可以照舊公開地進行正常的宗教活動;並保證廣大僧俗人民都能夠照舊公開地進行正常的宗教活動。保證宗教可以不衰地存在;並保證宗教能夠不衰而很好存在。保證活佛“善僧”可以依教行事;並保證活佛“善僧”能夠依教行事。
保證可以做到寺院的主權歸多數“善僧”僧眾所有且進行名實相符的民主管理;並保證能夠做到寺廟的主權歸多數僧眾所有且進行名實相符的民主管理。
保證寺廟可以是名實俱全的宗教機構;並保證寺廟能夠是名實俱全的宗教機構。保證一部分寺廟可以執行依據教義和佛旨所規定的組織、紀律、規例等;並保證一部分主要寺廟能夠執行依據教義和佛旨所規定的組織、紀律、規例等。
保證可以培養宗教的繼承人;並保證能夠培養宗教的繼承人。並對從事於浩如煙海的宗教理論的“講辯著”和“聞思修”的“善僧”的生活由國家賜於等，請中央予以承諾並能指示下級予以執行，這是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藏族人民的希望。因此請中央寬懷考慮而予以不小的蔭賜。
第二，大部分藏族地區具有民族性的叛亂，是由於各種原因而引起的;所以在平叛戰爭中，同一大家庭的兄弟民族的人之間，不得已而相互殘殺，流了不幸之血;因此不僅使兄弟民族互相產生了壞的看法和認識，而且，平叛期間，一些地區的負責人搞的結果，使平叛的做法不合實際，不夠正確英明;其後又未合情地區分黑白，都給予打擊，許多藏人無故耗損，此其一;
幹部搞的結果，把藏族人民愛如生命的自己的宗教和信教搞的僅有其名，此其二;
幹部搞的結果，使藏族人民愛如生命的自己的民族利益受到嚴重的損害，此其三;
這三者使得人們的看法上，認為是對藏族進行惡意打擊的態度，從而在藏族各階層人民不少人的思想上產生了懷疑驚慌，疑慮恐懼和大的仇恨，這些成了嚴重危害民族的新關系、新團結和新情感的根源。所以我們必須要以巨大的注意，對這些加以消除。
但這個工作根本不是說幾句好聽的話就能夠解決和短時間的努力所能解決得了的。因此我們必須堅決地不怕思想上難堪害羞，不怕工作上困難麻煩，並在經濟上也付出一定的開支，採取有效措施，對藏族遭遇到的災難和損失，予以消除和恢復，對藏族人民信奉皈依之所的宗教予以保護;保證藏族不變為別的民族，而能很好地存在和繁榮，藏族各階層一切人民生活得幸福等，充分補償藏族人民的願望，滿足一切要求，做到祖國大家庭內各民族一律平等，不分你我，合作共享，同甘共苦，同住共權，以便逐步把藏族各階層不少人思想上的一切不好的影響消除乾淨;使藏族人民徹頭徹尾地看清楚一個時期的缺點錯誤是下級幹部所干的，而非黨中央、毛主席和國務院所為這一鐵塊般顛撲不破的真理，以使藏族各階層人民能夠心向著黨，並在黨和毛主席的正確英明領導下愉快地走向民主和社會主義社會，我想為此而已極大的努力進行有效的思想工作是極其重要的。
總之，藏族地區是一個發生了麻煩的地區和民族;因此，請中央今後在認真對待藏族地區的工作的同時不要放鬆對藏族利益賜予足夠感動人心的特殊照顧。
第三，要能把祖國建設成為一個具有無敵的力量和不竭之財富的偉大的社會主義大國，就必須要上下全體意志一致，在戰勝面前的一切困難，謀取一個接一個的更大勝利的鬥爭中，每個人都要行動起來，貢獻自己所有的能力。因此各族全體人民心向著黨和國家這一點是不可或缺的;而要達到這一點，由於無論任何人都不願痛苦，而願過幸福生活，所以應對全國各兄弟省、市、自治區所有民族廣大勞動人民的生活予以關注，在已經開始好轉的基礎上幫助繼續改善。
以我們西藏來說，上下南北的農牧村莊、村鎮、城市人民群眾的生活，現在較為穩定，這是值得所有人高興的一件大喜事。我們希望今後各項工作要慎重進行，向群眾進行各種徵購時盡量給以減輕負擔的照顧。
總而言之，保證各階層人民群眾的生活不低於現有水平，並且要在這一基礎上，根據西藏本身生產的產量，逐漸使生活向越來越好的方向前進;同時請對兄弟四省陷入悲慘境地的各階層藏族人民的生活給以不小的照顧和關懷，使其今後不再過那種一度曾在不少藏族地區有過的難以告人的困苦生活，特別是保證不餓死人。在這二者的基礎上，在生產得到豐收時，逐步提高生活水平，以創造藏族人民群眾朝革命的方向前進的思想基礎，這一點請勿放鬆而予關注。
結尾
上述一切不僅全是我的肺腑之言，並且是三百萬藏族人民的衷心願望，所以本報告所陳述各項也是以卑職個人名義把藏族人民的心願寫在了書面上。
這份報告呈送給總理您並通過您轉呈偉大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和偉大正確英明的領袖毛主席。請在宏大深邃的胸懷中稍加關注。因為我的知識水平低，這份報告裡一定有許多不全面、不成熟、不對、不妥、不當的地方，請毫不避諱的以父母誡子之心，嚴賜批評教導。為了把以西藏為首的藏族地區的宗教民族等工作納入完美的道路，如還有垂詢之處，我可以根據我的了解以忠誠和愉快的心情提出坦率的意見。
總之，過去十二年中我靠黨的恩惠而生存，由於以偉大領袖毛主席為首的中央各位首長和以中央駐西藏代表張經武為首的中共西藏工作委員會的各位書記對我的思想經常給以許多幫助，因而使我有了一定的革命觀點、看法、認識和理想等。所以，以往我毫無猶豫地為了黨和人民，對革命作了一點工作，沒有作過任何壞事，這一情況已經載進了我的歷史;這次又為了黨和人民拋棄個人利益，大膽地呈上這一赤忱的報告，這在我的歷史上又是一件有意義的好事。
我已立下誓言，今後為了黨和人民除了肯定辦好事外，絕不讓有辱一個作為勤勞勇敢的藏族子孫名譽的任何痕跡遺留在我的歷史上。今後我要在黨中央、毛主席、國務院、中共中央西南局、中共西藏工作委員會等各級領導下，在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各位副主任的幫助和工作上共同協作下，可以完善的負起自己的責任，對此請在宏大深邃聖潔的胸懷中加以鑒察。
班禪額爾德尼.卻吉堅贊敬呈藏歷第十六甲子水虎年三月十四日公元1962年5月18日(本報告原文系用藏文寫成，漢文是從藏文譯出的。漢文中如有與藏文原意不符之處，以藏文為根據。──原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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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世班禪額爾德尼（1938年2月3日～1989年1月28日（50歲））
確吉堅贊，法名羅桑赤列倫珠確吉堅贊（藏文：བློ་བཟང་འཕྲིན་ལས་ལྷུན་གྲུབ་ཆོས་ཀྱི་རྒྱལ་མཚན་，威利：blo bzang ‘phrin las lhun grub chos kyi rgyal mtshan，藏語拼音：Losang Chinlä Lhünchub Qögyi Gyäcän，1938年2月3日－1989年1月28日），原俗名貢布慈丹（又譯宮保慈丹、貢布才旦，藏文：མགོན་པོ་ཚེ་བརྟན་，威利：mgon po tshe brtan，藏語拼音：Gönbo Cêdän），男，藏族，青海循化人，藏傳佛教格魯派第十世班禪額爾德尼。是位於西藏日喀則市格魯派六大寺之一的扎什倫布寺的寺主。此七萬言書成後引來殺機，引發中國不滿毒殺了十世班禪。
十世班禪的突然去世引發了許多傳言和猜測。西藏司政洛桑森格表示：「51歲的十世班禪仁波切在西藏日喀則扎西倫布寺的德慶格桑頗彰新宮不明不白地突然圓寂。」第八世阿嘉呼圖克圖阿嘉·洛桑圖旦·久美嘉措（阿嘉仁波切）於其自傳《順水逆風》（Surviving the Dragon）中表示當時人們對班禪大師於1989年「突然離去」疑惑重重。中國持不同政見者袁紅冰在2011年宣稱十世班禪死於政治暗殺；2013年，他與藏漢雙語詩人、藏學研究者安樂業將這一觀點寫入《殺佛——十世班禪大師蒙難真相》中。在藏人間有許多傳言和陰謀論，如在十世班禪去世前，他曾在和他妻子最後一次見面的時候預見到自己的死亡。在他死前，天空出現了彩虹。包括第十四世達賴喇嘛在內的許多人認為十世班禪是被其醫護人員毒死的。對此，十世班禪的女兒不發表評論，依然認為十世班禪的死是由於身體差、極度超重和慢性失眠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