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錄整理／何明修、林宗弘
作者按：蕭新煌教授出生於1948年，在1967-71年就讀台大社會系，1974-79年攻讀紐約州立大學水牛城分校博士。之後，他受聘於台大社會系與中研院民族學所/社會學所，曾在1992-93年期間擔任台灣社會學會理事長，到2018年12月31日退休為止，投入研究與教學長達四十年，對台灣社會學的發展卓有貢獻。關於蕭教授的個人成長背景，見「我與台灣社會學的想像」，收錄於《台灣的社會學想像》，王宏仁、龔宜君編(2010)，頁3-12。台北：巨流出版社。至於蕭新煌教授的研究出版，可以參考「追求社會學想像四十年：轉向、開拓與突破」，收錄於《進步與正義的時代：蕭新煌教授與亞洲的新台灣》，張翰璧、楊昊編(2020)，頁9-38。
除了前述傑出的學術貢獻，蕭新煌教授對公共事務積極參與，也對臺灣民主轉型與社會運動助益良多。特別是知識份子如何面對政治、參與政治，蕭新煌教授留下了無可替代的寶貴經驗。在1996-2000年間，他曾擔任李登輝總統的國策顧問，在2000-2006年間，他也擔任陳水扁總統的國策顧問。在2016年之後，他出任蔡英文總統的資政。當然，這只是其中為外界所知的一小部分職務。
在2020年8月，台灣社會學會理監會提案通過，邀請蕭新煌教授參與口述史訪談，未來或可持續累積臺灣社會學者的生命史，成為理解社會學史的寶貴資料。在9月1日與8日，何明修與林宗弘受託進行了前後五個小時的訪談。我們摘錄的只是其中部分內容，在出版之前，也獲得蕭教授對本文初稿的修訂和同意出版。當社會學家遇上總統，是如何發生的，又對台灣政治造成了什麼影響？
與李登輝結緣
我在1979年完成的博士論文涉及台灣與南韓土地改革後的農業政策，就曾引用李登輝博士論文的論點，他處理農工部門的不平衡資本流動。之前他在康乃爾有一個留學生的小圈子，不過我沒去過，那時還不認識他。
我回國以後，第二年在台大社會系教書，李登輝的女兒李安妮在唸社會學碩士班，她來修我的研究所的課，因此也認識了李登輝。那時李登輝在當台北市長，常有什麼外賓來訪，找我去作陪聊天。李登輝很有趣，遇到他知道的話題，他會很想要講，例如我小時候住過苗埔[台北植物園附近]與崁頂[台北市中正區永昌里]一帶，李登輝就說，我知道那些地方，把他所知都講了一遍。
解嚴前夕李登輝在當副總統時，有一次找自由派學者去他家吃飯，聽取我們對時事的意見，他特別強調事先有向蔣經國總統報告過了。李鴻禧、楊國樞[1]、胡佛[2]也都有去，李登輝聽我們的意見，他自己講的不多，可能是因為他不便講。
解嚴之前這些都是敏感話題，我們講修憲、改革、民主化。那時候剛好有很多社會運動抗爭，我也提出一些看法。李登輝提到錫安山事件，他銜命負責溝通，所以新約教會後來才獲得在高雄重新安置，那時瞿海源對這件事有不少參與。
蔣經國在1988年去世，李登輝接任總統。我當時已受邀進入聯合報擔任社論的主筆，寫些自力救濟、公民社會、消費者運動和兩岸的議題，每週固定一篇，條件是不能改我的稿的主張。這段期間，國民黨出現主流派與非主流派的鬥爭。我那時與親李登輝的學者官員有所聚會，立場恐怕也跟聯合報傾向非主流的其他主筆不同。
當時台塑王永慶家族也偶爾會請一些政界與學者聚會吃飯，經營跨界人脈、獲取消息，我常跟他和王永在兩兄弟講些不同的意見，可能有時也讓主人不太愉快。1987年台大學運，學生邀請我到台大演講，當時我剛從觀察韓國的學生運動回台，在韓國的學運有催淚彈跟暴力衝突，所以看到台大學運卻很平和，還跟他們說你們這只是學生活動，不算是學生運動。
1990年我曾到現場靜坐支持三月學運。到1992年，我們反對郝柏村擔任行政院長，還在台北新公園靜坐抗議，跟聯合報立場不同，就主動退出主筆群，也在這段時間擔任台灣的社會學會的理事長。前一陣子瞿海源對自由派學者的公共參與做了統計，後來跟我說，1980年代-1990年代，我是在報紙媒體曝光最多的社會學者，我還為之一笑。
擔任國策顧問
李登輝在1996年當選首位民選總統之後，他請我做國策顧問。在總統府見面，我告訴他，總統我沒投你一票，他講沒關係啦，來幫忙不要講這個。我那時候就公開講說，我是總統府的國策顧問，我不是國民黨的國策顧問。
在那段期間，我跟他溝通最多都是直接寫信到總統府。李登輝看完後如果有重要的意見，會透過秘書長回覆我。我的態度就是我想寫就寫，想講就講，你聽不聽，那是你的決定。在蕭萬長組閣時，他應該是銜命要我出來擔任政務委員，李遠哲還參與遊說，但我沒接受。
事後，我在一個場合遇到蕭萬長，他卻竟然說：「你是一個有智慧的人」，我當時不甚了解他的意思。另有一次，我訪問了美國華府的首都規劃局(Capital Planning Board)，帶回來了很多首都規劃的資料。
我就寄給總統，請他宣佈台北為首都。他接受了，但是開始做，就停了。李登輝找經建會來處理，本來要開一個正式會議來研議，請我說明，前一天臨時取消。後來了解是因為他被告知此事太敏感，提醒他中華民國首都仍在南京。
我當國策顧問以後，有機會與李登輝有更多接觸，1996年他找我當國家統一委員會的委員。[3]總統府祕書長黃昆輝約我到府見面，我說為什麼要我找去國統會，我並不支持統一。我告訴他，如果國統會是要促統，我不會參加，若是把統一當成問題去處理，我同意參加。黃昆輝告訴我總統的意思也是希望國統會裡有不同的聲音，所以我就接受加入國統會。
有一次在國統會開會，我提到台灣人從來沒有當家作主，清朝時有「棄台論」，日本人佔領台灣後，還有「賣台論」，現在民主化了，其實就是正式結束內戰，兩岸應該對等。可以讓台灣人當家做主，因此不可輕言與中國統一。要不要與中國統一，那應是以後由未來台灣人決定的事。李登輝主持這個會，那時他也沒對此講話。1999年兩國論之前，我們曾有討論到類似特殊關係的說法，後來李登輝就在德國之音的訪問中正式提出來。
李登輝在總統任期後期(1997年後)內心相當重視台灣人民和社會的心靈改革，他那時候似乎想變成哲君(philosopher king)。有次在總統府裡討論如何推動，我就講這恐怕太抽象了，萬一作法變成當年國民黨的新生活運動。如果只是形式上去推動心靈改革而不能處理真正困難的議題，例如所得不公、社會階級矛盾或是全民健康的問題，那將沒有什麼意義。後來，李登輝的心靈改革就不了了之。
李登輝作為政治家
我覺得李登輝是本省籍政治人物當中，最懂得國民黨的人，敢跟國民黨玩權力遊戲，他有他的堅持，會在每一個關鍵時刻都做一些很重要的決定，甚至因此利用了別人，他都敢做。他很懂得用人，你如果被他重用了，你會有感覺。他非常懂得權術。曾聽過他講，他會提到某某人不時在批評政府，「啊，就是來向政府要東西」。
言下之意，值得令論政人士反省。他的說法讓我覺得，如果要常發表批評的言論，就不要想跟政府要東西，名與位都不可以；要不然，李登輝就看不起你。李登輝在做總統的時候，有一個弔詭(paradox)；在國民黨內，他其實不是那麼民主，也因為他採取強勢作法，才能夠處理那些非主流派的奪權行動，也因為穩住他的政權，因而才促成了台灣整體的民主化。
到兩千年大選前，我的觀察是李登輝沒有特意要指定接班人，他早在1996年就想要找李遠哲組閣，但是李遠哲和他的家人不贊成而作罷。李登輝也大力培養過宋楚瑜，但是因為「精省」政策他們就翻臉了，他最後選連戰或許可能是因為比較好掌握政局。但我認為是李登輝當年的選擇非常有限。但連戰就是扶不起。
環顧當年在李登輝旁邊的國民黨「主流派」政治人物，人數不算少，但他似乎都無意指定為接班人。李登輝為何沒有刻意培養接班人？我猜想，他或許可能認為台灣政權終應交給本土的反對黨，政黨輪替也可以接受；另一考量的是，如果他在國民黨內部培養繼承人一定會引發鬥爭。事後回憶，我不曉得他有沒有想那麼細緻和長遠。
世紀大選
李登輝當總統後期，為了推動黨產處理問題，我被聘為外部委員，我才第一次進了國民黨黨部。到了2000年前夕，我本來想以後再也不必選邊站了，就讓選民大家來做決定。但是那年選舉，宋楚瑜氣勢很高，他學會了李登輝的政治手腕，更有心有力地收編地方派系，把黨政的權力從外省集團轉移到地方勢力。
在1999年底，李遠哲看到宋楚瑜可能會當選，很焦慮，因為他看到宋楚瑜跟顏清標竟然會站在一起，跟不怎麼有好名聲的地方派系站在一起，他覺得此風不可長，對臺灣不好。因此他下決心要站起來，阻止這種政治動向。我一開始曾覺得，民眾就算選了宋楚瑜，那也是民主制度選舉的結果，所以，我本來是不想要為任何陣營背書。
反而是李遠哲回答我的疑問，而說這次一定要「撩落去」，我想他就是真的看不下去宋楚瑜的一些作為。我觀察，他是有這種政治潔癖的人。為此，我真的寫一封長信傳真給李遠哲，請他想清楚，是不是要那麼明確站出來做King maker(造王者)。我也曾坦白請他要將阿扁競選團隊那邊向他的遊說和建議，最好也讓我們(我、高尚志、高志明)知道。
後來，我們選定3月5日發表「向上提升、抑向下沉淪」的演講。在那之前，我和楊憲宏在李遠哲辦公室作口述，有了初稿之後，我們幫忙做文字修飾。「向上提升抑向下沉淪」的題目是我想出來的，當然原始的「向上」或「向下」比喻是李遠哲的。我當時覺得，加上「提升」或「沉淪」，這樣子比較有力。副標題的「超越政治的斷層」則是愛琳達(Linda Arrigo)提出來的，英文稿也是由她操刀。
在發表會那天，我是評論者之一，我笑說在場的人今天都很焦慮，到底李遠哲今天會不會宣佈支持誰？那天到最後他都沒有講，大家也都鬆口氣。我解讀，李遠哲認為總統候選人要投給誰，是大家自己要決定，李遠哲是要大家認真想這件事。李遠哲與陳水扁後來公開握了手，算是正式表態支持。在發表「向上提升抑向下沉淪」的時候，李遠哲只是要求臺灣社會要注意這次的選舉的重大意義，至於他認為該支持誰，李的講演訊息只能意會不能言傳。
由於發表這個宣言牴觸了執政黨的立場，李遠哲乃決定他要辭中央研究院院長，辭職信是我代為草擬的，要向李登輝辭職。辭職信寄出去了，當時的秘書長丁懋時還銜命特別來挽留他。在那個時期，大家都在傳說，到底李登輝事先知不知道李遠哲的動向。我在2000年選前曾特地寫了一封信傳給李登輝，在信中我說明我這次不會支持他支持選總統的人，希望他了解。
李遠哲在2000年站出來，雖得到民間和自由派的掌聲，但在國民黨內卻備受指責。幾年前，在教改爭議中，我就見識到一些非常複雜的政治。當初是李登輝要李遠哲進行教改，可是提出「教改報告書」之後，就沒有什麼下文了。李登輝告訴他，教改一事交給連戰做，因為他是行政院，就叫李遠哲不要再管了。
看來，李登輝旁邊的人一點都不積極，連戰不贊成，宋楚瑜也不贊成，連李遠哲提拔從國外回台「效勞」的吳京都不贊成，根本沒有照他的意見做，後來很多不了解過程的人還把責任完全推給李遠哲。坦白說，我覺得，教改這個風波應該讓李遠哲很挫折。
投票前成立的國政顧問團是李遠哲聽施振榮提議而出面組成的，後來不少人說因為有國政顧問團，阿扁才可能當選。我覺得國政團應該是影響選情的一個關鍵，因為「清流執政」的口號獲得支持。其實在選前陳水扁有一大段時間是非常不被看好。或許你可能也會聽民進黨一些策士說，那時候他們「早就」知道阿扁會當選，我想這不正確，我仍認為選前那最後一波的助力，是很重要的。[4]當然，興票案的爆發讓宋聲勢下降也是重大因素。
首度政黨輪替
選前大家就傳說阿扁可能就要找李遠哲組閣，那個時候李遠哲也沒有對外表達意向，可是他私下跟我講，他確實不願意當。後來投票前一天他就出國，還預錄一段影片在阿扁選前造勢大會上播放。那時，外面就風聲傳言，說什麼李遠哲如果組閣，我可能是行政院秘書長，這些聽聽就好。我的印象就是，李遠哲並不想當行政院長，1996年不想當，2000年也是如此，我希望我當時沒有誤解他的內心想法。
選後第二天，陳水扁就約了我見面，他在謝票行程之前來到中研院民族所，因為那天放假，所以我們只能開側門迎接他，他希望我遊說李遠哲來接行政院長。我當時也跟陳水扁講說，李遠哲可能意願不強，你可能要有備胎，陳水扁還跟我講說一些口袋人選的名單。但說那些人只能擔任副院長，而非院長人才。
我後來回報在美國的李遠哲這件事，我提議幫他安排一個飯局，找一些大家熟的朋友來，看看他們支不支持出任行政院長？我宴請了黃榮村、金恆煒，賴英照等10個人，也不全都是親綠的人士，來給他提供意見，結果是五五分，一半贊成，一半反對，我將宴會論結果告訴了李遠哲。我想陳水扁一定又再親自遊說李遠哲。在國政顧問團跟阿扁見面，他又再公開說，如果李組閣，他就可以跟許文龍一起去悠閒釣魚。但李遠哲在國政顧問團前又明白推辭阿扁的邀請。
阿扁的備胎另有一個人選就是唐飛，國政顧問團後來也支持這項決定。根據阿扁的邏輯，找唐飛是為了穩定，找李遠哲是為了進步；如果求進步不行，那只好求穩定。國政顧問團在選後不到一個月後就解散，這有個比較重要的秘辛。
原因就是那個時段流言很多，很多人都去想爭取當這個部長、那個部長，也有國政顧問團成員堅持推薦某個部長，而且還施壓阿扁。雖然我也曾為李遠哲列了一個建議閣員名單，大小都有；但李並未用這名單去施壓阿扁。所以，為避免在外界一再傳言國政團影響高層人事，國政團宣布解散，好讓阿扁全力主導他的人事權。
當時的國政顧問團有人從頭到尾沒有來開會，譬如說張忠謀那時就一直在國外。我們當初有找一些人，他們不敢站出來。後來卻有人在講，為何我們的國政顧問團內外省人和女性比較少？坦白說，後來是陳水扁當選了，所以一些人都很敢表態，也有人甚至抱怨當初沒有找他們。
但是在選前，敢表態的人不多，萬一阿扁沒有當選，你怎麼知道下場會是什麼？等到「扁案」(家庭貪污案)爆發後，有些前國政顧問團成員就開始切割，有人說當初不知為何被找去，也有人宣稱自己沒有來開會過。我當時還為此不禁噓唏。
國政顧問團運作的那幾週以及選後那一大段時間，很多人都想要見李遠哲，他們想透過我來牽線。我始終不想要以李遠哲的代理人自居，有人要見他，我就給李遠哲秘書的聯絡方式，請他們直接打電話。我那時候第一次用手機，因為擔心有線電話會被竊聽。國政顧問團結束後，就風平浪靜了，李遠哲中研院院長也沒有辭職，他接受慰留，這也很好。
關於李遠哲，根據我的觀察，他是一個同情弱者的人，他通常會支持弱勢的那一邊。如果有強勢者出現，他往往就會比較警惕。其次，他是典型的「性善論者」，願意相信每一個人的善性，因此對壞人就不太會假以顏色，劃清界線。很遺憾的是，這就往往讓一些對他不夠了解的人產生他對好人、壞人的處理態度和作法，不是那麼清楚的錯誤印象。
跨黨派小組與兩岸政策
李登輝在1999年提出兩國論之前，海協會長汪道涵[5]本來是要訪台，但是因為李登輝拋出了特殊的國與國關係，所以汪道涵就不能成行。當時在國統會開會規劃汪的來訪時，我還自動請纓，說我願意陪汪道涵去看看臺灣社會、NGO與學術界，這些才是真正的國力所在。
否則，他來就是整天只與政治人物在一起，沒有看見真正的民間台灣。我之前在1970年代在美國唸書時，也覺得台灣與中國的關係，不管是將來永遠的分離，或者將來可能會統一，兩邊的對話一定要建立起來，雙方要互信。我那時候就很有理想主義地想到，也許我做為一個台灣本土的社會學家可以扮演這個角色。我那時候年紀輕，也有理想主義，是一個學者，在台灣出生，又是客家人，無權無勢，如果有這種學者介入，也許是一個機會。現在回想，或許是太天真了。
國政顧問團在選舉前沒有談兩岸關係，但是阿扁就任總統之後，宣佈「四不一沒有」的政策之後[6]，我參與了由李遠哲建言成立的總統府跨黨派小組，他還很慎重地告訴我，我們不要去做官，我們來處理「戰爭與和平」的大事。我擔任小組發言人，面對媒體。那時候副發言人是林子儀和范光群兩人。
在兩岸小組會期的幾個月內，跨黨派內部爭議不斷，顯然黨派意識型態不容易「跨越」，最後在11月提出「三個認知、四個建議」，重點在於以用憲法上來處理兩岸關係，而且目前雙方互不隸屬、互不代表。那是最重要的關鍵認知，所以當時我覺得，這是最好的「妥協」，四平八穩。中國後來還是反對，中共對台辦的發言人說這是「不三不四」，就因為我們沒有說要統一。我對中國當時的反應，甚為不齒。
當時，外界並不看好跨黨派小組，因為國民黨拒絕參加，統派只有郝龍斌代表新黨參加。「三個認知、四個建議」聲明，我覺得立場是對的，因為我們不能更動憲法，也沒有說一定要獨立，只是講現狀是互不隸屬、互不代表。未來是如何，以後再說。
然後以後再做決定，我個人覺得蠻好的。中國反對，美國當時立場是默認，因為沒有反對。現在回想，兩岸關係的三個認知的內涵，說白了，就是兩岸已存在了特殊的國與國關係，與李登輝當年主張接近。這個認知或許也變成之後阿扁公開主張「一邊一國」的基礎。
與阿扁的互動
阿扁當選後，聘我做國策顧問，才開始有比較多的接觸。有時候他會找我見面，有時候是我去找他。阿扁很有律師性格，他只要聽到有不同意見，會馬上澄清，甚至反駁你。例如有一陣子，他因為家人涉案，都不露臉。
後來我公開講說，總統應該出面來解釋。阿扁馬上就打電話來說要在總統府約見，說是要聽我的想法。阿扁似乎也會在面談時坦言他的難言之隱，譬如說，他與前總統李登輝的先後輩關係，他與副總統呂秀蓮的相處狀況。我觀察到阿扁有個有趣的習慣，他約見時，旁邊都沒有人，旁邊沒有人就表示，這是私人會談，不會留下紀錄，就表示接下來不會立即變成政策的追蹤考核。
阿扁剛當選時，陳哲男是總統府副秘書長，他拿著國策顧問聘書到我辦公室來給我。那時媒體都在罵「童子軍治國」，我請問陳哲男你們為什麼不能夠好好反駁一下？童子軍沒關係，童子軍代表青年，就是青年治國。我接著追問，到底是誰能夠影響阿扁？是你們嗎？我一個人一個人點名問，陳哲男都說不盡然是，後來我問是不是第一夫人吳淑珍，陳哲男就說這不好說。
總統高處不勝寒，但誰有心去影響他，就可能影響到他，較直接想建立利益(害)關係的人就會想要去爭東西，於是開闢了一條「夫人捷徑」。陳哲男當時就拜託我，要求我要常找學界朋友去見阿扁，我後來不願也沒有這樣做。
如果我常去找總統，就算我也沒要什麼，政治圈內人就會說，我常常去找阿扁是為了要什麼。當時我相信一定會有很多人想要親近高層，而我個人一向是不習慣主動去親近高層，但不拒絕被動去接觸高層。其實我想要的互動不是私人關係，而是政策建言，所以我有我的方法，就是很常寄傳真，直接傳到官邸給阿扁。
後來真的是因為一封傳真，我救了當時的客家委員會。阿扁時期推動政府改造，當時研考會主委葉俊榮有理想主義，他提的方案就是廢掉蒙藏委員會、客委會，保留原住民委員會，將前兩會集結成一個「族群委員會」。理念上，如果將三會合而為一，以「族群事務委員會」為名，我是會支持，但條件是至少要再過十年以後再議，在那個當下我是非常反對，認為這真的是很不智的提議。
更不公平的是，葉俊榮不敢廢原民會，卻想動客委會和蒙藏委員會，這一下子，深藍的勢力為了蒙藏委員會取消反對，客家人也當然會反對，一下子讓兩股勢力反對民進黨和阿扁，豈不失策？尤其是一旦廢掉客委會，就等於將這個道德的高峰讓給國民黨，民進黨在2000年才執政，2003年就要廢掉客委會，那不就落入利用客家人的口實嗎？我用毛筆寫了整整三張傳真給官邸。我第二天就有收到回應，阿扁直接要行政院副院長葉菊蘭告訴葉俊榮停止此議，千萬不能廢客委會。這種影響力就是我想到的，是公共議題，而非私人利益。
監察院副院長提名風波
阿扁的第二任一開始，就曾強力說服我去接任蔡英文卸任後的陸委會主委。我基於種種考量，婉拒了他，當時副總統呂秀蓮也參與遊說。後來阿扁又提名我為監察院副院長，院長被提名人是國民黨籍的張建邦[7]。那是我第一次答應要進入政府工作。
現在回想，在李登輝早期，宋楚瑜當省長時有託民族所李亦園[8]來問我要不要去擔任省政府文化處，蕭萬長當行政院長時，也曾問我當政務委員。在李登輝總統時期，也有報紙傳說我要去接總統府副祕書長、國科會主委、駐英代表等。不過，那都是沒有證實的傳聞。我倒是曾受徵詢去擔任台北大學創校籌備處主任，但那也不了了之。
推辭了半天不成，我決定答應阿扁去當監察院副院長，因為那時來算，我已經五十六歲了，再六年就可以退休了，到監察院做些有貢獻的事再退休或許也是好事。本來我都想好在監察院可以做的事情，最主要就是探訪民瘼。我打算每三個月分別輪流找NGO界和學界的人聚會問問他們所知道各種狗屁倒灶事情；這樣我就可以請監委主動調查，這應該是很有效率的調查。當時阿扁力勸我出任監察院副院長也是用了調查社會問題這個說辭來遊說我。
監察院人事後來被國民黨杯葛，他們還曾放話要調整提名人，才願意開放表決。有些民進黨政治人物就心虛，呂秀蓮還跟我遊說，是否為了「大局」，我可不可以不當副院長只當監察委員就好，副院長一職就由國民黨或親民黨的人來做，我說我寧可什麼都不要，不必幫我考慮，直接幫我換掉就好了。
我馬上就寫一封信給阿扁，問他說你到底要不要換人？如果要換人，一定要讓我先知道，不可以換掉了才讓我在媒體看到，這樣是羞辱我，也間接羞辱整個學界。阿扁回話說沒有這回事。
國民黨不審查監院提名人是事實，但是民進黨也沒有積極去推動，因為沒有監察院，整個行政院長沒有事、天下太平。前行政院長謝長廷還開玩笑說，在他任內，沒有官員被彈劾或糾正，我認真回應他說，那是因為沒有監察院。有長達三年期間，都沒有制度的監督和調查行政院官員的彈劾與糾舉等問題，這無疑是違憲。然而，整個藍綠政治圈沒有人再過問這件「違憲」的事。
民進黨的政治文化
我對學者從政的感想是，民進黨敢鬥、敢講、敢要，比較不會騙人；鬥就直接鬥，他們講多元性。國民黨也是敢鬥、敢講、敢要、但對外都騙人，說是團結和諧。無論是國民黨或民進黨，學者從政，往往沒有派系支持，大多靠專業；但是一旦只靠專業，你不要期待你真的可以放手一搏做大事，背後一定有要人支持。若是抱定沒有做大事的雄心，那還有可能在政治圈內生存發展，屆時，學者從政往往就變成扮演擋掉黨內派系爭權的角色。
小英在2016年當選後，總統府聘我資政的頭銜。為何如此？因為我以前被提名過監察院副院長，資政是院長級的，國策顧問是部長級的。台灣政界真的很在意這個等級差別。最近文化部長李永得請我去出任公視董事人選的選任小組成員，我同意。立法院柯建銘總召就告訴李永得說，不行阿，蕭新煌是院長級的，你怎麼找他做這種事情。李部長告訴我這件事，我說沒關係，「院長級」還是可以做「有意義的事」。所以，政界裏的等級差別是很清楚的。
小英再邀我進入政界
小英在2016年當選，陸陸續續找我出任幾個公職。最初，曾想說服我出任第一任教育部長，後來也希望我接黨產會主委，和後來的促轉會主委；以及小英第二任後的考試院長職位，我都沒有答應。這麼多年來，每次政府來問我要不去從政時，我都會先問我自己，我先前為什麼沒答應？那為什麼現在要答應？我想有兩個考量影響我的決定：一是我對學術工作依然有所寄情，二是對改變學者生活方式，有某種莫名的抗拒。不過，我倒是樂意同意出任無給職的資政。
三任總統的作風
李登輝時代，我們見面都是一群人。在他宣佈特殊的國與國關係之前，國安會邀去，算是為接下來的正式宣告熱身。李登輝時代國安會的兩岸小組開會常會邀我參與。我從1996年到2000年出任國統會也算是以學者—國策顧問身分受邀。基本上，李登輝找我們的時候，是談大方向的議題。
陳水扁時代，我被邀去總統府開會，通常是遇到危機，例如上述講到的跨黨派兩岸小組、APEC領袖的顧問等。另外就是2003年農民上街頭反對農會金融改革，我也被請到府內徵詢。再來就是2004大選後的藍軍不服佔領凱道危機。其實阿扁也不是聽了我們的意見才做決定。通常是他已經有了決定的方向，有了一個腹案，問我們大家有沒有反對意見？除非很堅持不同意，每次開特別會議，他就會念原先的結論。所以陳水扁諮詢方式，大概是比較針對特定任務、議題(ad hoc)和危機。
與蔡英文，我們反而很少這種集體坐下來談的場合。我與蔡英文比較少面對面對談，小英的作法就是有人事案時，會希望我來幫忙，我若不答應，她也沒有辦法。我們資政有固定的兩個月一次聚餐，總統府祕書長或副祕書長也會來作陪。有一次是在總統府吃午飯，就有老綠男的資政，當著蔡英文總統面前發表長篇大論。
小英倒是都很有風度地聽下去。所以，在過去小英幾年的主政下，我出任台灣亞洲交流基金會是我唯一首肯除了資政之外的「公共職位」。因為我認同她的「新南向政策」，也願意協力推動台灣與東南亞的民間交流。
我與蔡英文總統的直接溝通聯絡方式也跟前面兩位總統不一樣，現在多是用E-mail。我寄電郵到她的辦公室主任信箱，由他轉呈後回覆。我對這種建言方式感到很有效率。
回想這三位總統，我有一些側面觀察，李登輝是一個知識份子總統(intellectual president)，陳水扁是一個律師總統(lawyer president)，蔡英文則是一個最高管理人總統(CEO president)，比較像企業界管理者，她不會找大家一起來清談。李登輝時代，相當重視國安會，國安會真發揮很多作用，他有什麼構想就會拋出來，大家來腦力激盪(brainstorming)。陳水扁是不喜歡腦力激盪，他碰到危機問題的時候，會希望你支持他一齊解決問題。到了蔡英文時期，她更務實和實際，直接想找她認為適合的人出來扛政府的職務，把任務交給適合的人。
※本文收錄於《台灣社會學會通訊》9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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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楊國樞（1932年12月22日－2018年7月17日），臺灣自由主義學者，出生於山東，1947年隨父母來台，1958年臺大心理學系畢業赴美國留學，於1969年獲伊利諾大學博士，1970年代任大學雜誌總編輯，鼓吹自由民主理念，1989年創辦澄社並擔任第一屆社長、曾任中央研究院副院長（1996年-2000年），1998年獲選院士。
[2] 胡佛（1932年5月14日－2018年9月10日），臺灣政治學者，出生於浙江。曾任臺大政治學系教授、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所學術諮詢委員會召集人、中央研究院院士（1998）。1989年與楊國樞、張忠棟、李鴻禧等自由派學者創辦政治評論社團「澄社」。
[3] 國家統一委員會，簡稱國統會，於1990年10月7日由時任總統李登輝宣布成立，為總統府的任務編組，於1991年2月23日第三次會議上通過《國家統一綱領》。國統會成立後共舉行十四次會議，最後一次集會是在1999年4月8日，已經沒有追求「國家統一」的結論，強調「促進雙方關係正常化」。陳水扁總統任內未再召開，於2006年2月28日正式「終止運作」。
[4] 國政顧問團在2020年3月18日選前表態支持陳水扁，第一批成員名單發表於2000年3月10日，第二批成員名單發表於2000年3月13日，4月13日由李遠哲宣布解散。
[5] 汪道涵（1915年3月27日－2005年12月24日），1991年12月，海峽兩岸關係協會(海協會)在北京成立，汪道涵為會長。1992年，任中共中央對台工作領導小組成員。1993年4月，汪道涵與海基會董事長辜振甫在新加坡舉行第一次「辜汪會談」，簽署四項協議。1998年10月14日，兩人在上海和平飯店對話，因兩國論議題中止兩岸協商，過世後遺缺由陳雲林接任。
[6] 「四不」是指：不宣布獨立、不更改國號、不推動兩國論入憲、不推動改變現狀的統獨公投；「一沒有」是指沒有廢除國統綱領與國統會的問題。跨黨派小組是總統府在2000年8月14日成立的一個任務編組，目標是「凝聚全民共識、促進族群和諧、維護臺海和平及發展兩岸關係」，於當年11月提出「三個認知」是一、兩岸現狀是歷史推展演變的結果。二、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互不代表。中華民國已經建立民主體制，改變現狀必須經由民主程序取得人民的同意。三、人民是國家的主體，國家的目的在保障人民的安全與福祉；兩岸地緣近便，語文近同，兩岸人民應可享有長遠共同的利益。「四個建議」是一、依據中華民國憲法增進兩岸關係，處理兩岸爭議及回應對岸「一個中國」的主張。二、建立新機制或調整現有機制以持續整合國內各政黨及社會各方對國家發展與兩岸關係之意見。三、呼籲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尊重中華民國國際尊嚴與生存空間，放棄武力威脅，共商和平協議，以爭取台灣人民信心，從而創造兩岸雙贏。四、昭告世界，中華民國政府與人民堅持和平、民主、繁榮的信念，貢獻國際社會；並基於同一信念，以最大誠意與耐心建構兩岸新關係。
[7] 張建邦（1929年3月15日－2018年5月26日），生於台灣宜蘭，曾就讀上海聖約翰大學經濟系，美國伊利諾大學博士。長期任淡江大學校長至1986年，1969年起從政為國民黨籍，先後擔任台北市議員、副議長、議長，1989年擔任交通部長，1991年4月因涉入華隆案而辭職。2004年，陳水扁總統提名張建邦為監察院院長，因華隆案及淡江校產問題引發議論，立院程序委員會拒絕將同意案排入議程，導致監察院正副院長與監察委員懸缺三年多，最後不了了之。
[8] 李亦園（1931年8月20日－2017年4月18日），臺灣人類學家，出生於福建，畢業於台大與哈佛大學人類學系。他曾於1968年至1977年間擔任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所長，1984年獲選為院士，並在同年參與籌創國立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院，擔任首任院長至1990年。
原文出處 ＴＳＡ台灣社會學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