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陳竹奇的台文時間60：我的鄉愁我的歌》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作家陳竹奇。又來到我們今天的《陳竹奇的台文時間》。

我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題是：《我的鄉愁我的歌》（我的鄉愁我的歌）。

我們這個《陳竹奇的台文時間》，最主要是講台灣文學。台灣文學一定會牽涉到台灣的文化，包括文化的啟蒙、文化啟蒙的運動。像我們常說的1970年代到1980年代的鄉土文學論爭，這就牽涉到那時候中國共產黨在中國推動文化大革命；而另一方面對抗的就是蔣介石發起的中華文化復興運動。這對台灣的影響很大，譬如說推行講北京話（所謂的國語，其實就是北京話，Mandarin），所以對台語造成很大的壓制。特別是從1970年代開始，因為文化大革命是1966年開始，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

國民黨的威權體制（Authoritarian regime），從1945年佔領台灣開始（根據麥克阿瑟盟軍統帥司令部一號命令佔領台灣，那時還沒有任何國際條約，也沒有舊金山和約）。其實舊金山和約不管中華民國或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都沒有派代表參加，因為那時候兩邊在打內戰，主辦國（冷戰的領導者美國）在冷戰體系下，無法決定要邀請哪一方。所以台灣的領土歸屬，根據戰後諸多會議（開羅宣言、波茨坦宣言、雅爾達會議），但這些都不是正式的合約，只是幾個主要國家（美國、中國、英國、蘇聯）決定事情，並不是在平等的基礎下簽訂的合約。

不管如何，國民黨政府暫時佔領台灣，並沒有合約基礎而擁有主權，只是根據一道命令。一直到1996年總統直選、2000年政黨輪替，慢慢實現人民主權之前，國民黨的佔領其實只是一種「有效的佔領」，但不是人民的主權。你可以說它是一個 Authoritarian regime（威權體制），用軍事手段實行有效的佔領。但離人民主權還有一段很大的距離。國民黨統治台灣，一開始是軍事壓制（如二二八事件），到白色恐怖仍然是軍事壓制，因為實施戒嚴，憲法被凍結。憲法其實無法真正實施。

像翁曉玲這樣，拿憲法條文去束縛政治事務，尤其是政府的施政，是拘泥於一部法典。因為這部憲法不管是制定或實施過程，都有很大的問題。制憲代表是在內戰情境下選舉出來的，無法真正舉辦一次和平有效的選舉，來制定憲法。憲法實施時也遭遇阻礙，因為1947年要實施時，國民黨政府所能有效統治的範圍已經很有限，所以不可能真正實施。到了台灣又實施戒嚴（1949年戒嚴），通過動員戡亂臨時條款凍結了憲法，所以這部憲法無法真正完全實施，

「憲政體制」，不是只有一部法律條文叫作憲法，憲法是一整套政治制度，更重要的是它包含政治生活。為什麼英國人說憲法刻在心版上？因為那就是他們的政治生活。政治生活就是憲法的基礎，不是有一部法典就叫做憲政。憲政要有制度相配合，更重要的是人民的生活是按照憲法運作，這樣的制度才叫做立憲政主義下的民主政治。

我們今天講到這裡，希望大家能夠進一步理解，從威權體制的統治解套的過程中，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現在台灣有一種思考風氣，很容易一下子落入政治邏輯（Logic）。這種政治邏輯又太簡化（Simplified），習慣用二分法，很多事情遭到簡化。網路政治、網紅，很喜歡把事情簡化，簡化的結果大家聽得懂，但簡化的缺點就是把歷史複雜的過程都給消解掉了（懶人包：想用兩三句話交代複雜的歷史過程，我覺得這是完全錯誤的）。

我們再講回來。台灣慢慢走向以人民主權為基礎的民主政治國家，這是一個過程。到現在我們還沒有完全實現一個民主政治國家，但我們朝著這個目標在前進。

為什麼我們要講「我的鄉愁我的歌」？因為從威權體制（Authoritarian regime）轉型（Transition / Transformation）的過程中，政治體制的轉變其實是最後才出現。不管是1987年解嚴、1991年廢除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199年總統直選，或是2000年政黨輪替，民間力量的釋放（解放）其實是最重要的。當然它有物質基礎（經濟基礎），但我們今天不是要講政治制度或經濟發展，我們要講的是文化這個部分，也就是指文化的啟蒙。

文學的啟蒙，當然是文化啟蒙的一部分。文學的啟蒙絕對不是單獨發生的，它是一種社會力量的釋放。你可以看到社會整體文化的啟蒙，當然有物質基礎（資本主義發展、工商社會興起），這是在社會演變過程中的一種解釋邏輯。但這種歷史發展的解釋邏輯放在東方社會是否完全講得通？與西方社會不一定完全相同，但這個基本邏輯可以拿來檢驗看看。

台灣社會力慢慢解放是在1970年代。一開始是依靠美援的力量，在美援的基礎下發展經濟；到了1970年代有十大建設，利用國家力量進行基礎建設；到了1980年代，許多社會力量已經釋放出來，政治的改革只是其中一部分，例如1979年美麗島事件，那時台灣與美國斷交。在此之前，日本也在1972年與中華民國斷交，所以那時台灣面臨很大的外交危機，感到被國際社會孤立，沒有朋友，產生孤兒意識。吳濁流先生的《亞細亞的孤兒》所描寫的那種孤兒意識又出現了，台灣社會覺得自己要自立自強（所以那時蔣介石才會提出「莊敬自強、處變不驚」等口號來安撫百姓）。

觀察社會力量的釋放，政治改革是其中一部分，經濟發展是重要基礎（1980年代亞洲四小龍興起，東亞發展經驗，經濟發展後政治慢慢自由化與民主化）。我們可以看到台灣社會在那時開始釋放，而文化領域的活力也慢慢展現。

這種文化的力量表現在很多方面。例如我高中時期（1979年到1983年，民國68年到72年），那時整個社會力確實在釋放。除了我要講的民歌時代（校園民歌）以外，還有很多東西，譬如台灣新電影。

新電影當然是跟舊電影做比較。舊電影是什麼？戰後台灣有很多台語電影（例如張文環與林摶秋合作拍攝的嘆煙花改編自張文環的小說藝旦之家，還有很多台語片，後來慢慢消失是因為國語推行運動禁止講台語造成）。台語電影受壓制後，出現很多軍教片（如《梅花》、《英烈千秋》、《八百壯士》、《筧橋英烈傳》），鼓吹愛國主義與民族意識，也是那個時代產生的風潮。而鄉土文學運動也是發生在同一個時期。

國家透過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壓制民間文化，但民間社會自發的力量慢慢形成，例如台灣新電影、小劇場運動（1980年代出現很多劇場，如蘭陵劇坊、優劇場等小劇場）。還有舞蹈，例如雲門舞集也是在那時代出現。雲門舞集的概念是什麼？就是「台灣人要跳台灣人自己的舞蹈」。

台灣新電影也是同樣的概念：「台灣人要拍台灣人自己的電影」。
那時候校園民歌的口號非常類似，就是：「台灣人要唱台灣人自己的歌」（唱自己的歌）。

這就是民歌時代的文化啟蒙，也是我今天講的主題，《我的鄉愁我的歌》。

那時候出現一種現象，國中開始大家拿著一把吉他就在那邊唱歌。這是一個很複雜的文化現象。國民黨政府灌輸的大中國文化意識、民族意識依然存在，但有一部分想要對抗或展現不同聲音的力量也出現了。

民歌時代有幾件事很重要：
1. 1975年6月： 楊弦在台北中山堂舉辦「現代民謠創作演唱會」，發表許多創作民歌，被公認為台灣校園民歌正式的開始。

2. 1976年： 李雙澤在淡江（那時叫淡江文理學院）的西洋民歌演唱會上，拿著可口可樂瓶（可口可樂是美國文化的象徵），問大家：「我們吃台灣米、喝台灣水，為什麼不唱自己的歌？」然後把可口可樂瓶砸了，唱起台灣民謠《補破網》。這就是「淡江事件」，劃時代地揭示了民歌運動的精神：唱自己的歌。

李雙澤後來創作了代表作《美麗島》（「我們遙遠的美麗島…」），這首歌後來被許多街頭運動、政治反對運動拿去唱。這不是李雙澤本來的意圖，他的初衷是台灣人要唱自己的歌、寫自己的歌。他也寫了《少年中國》。

3. 1977年： 陶曉清在中國廣播公司主持《中西民歌》節目，播放許多青年學子的原創（Original）歌曲，成為非常重要的平台，她也被尊稱為「台灣民歌之母」。

1970到1980年代這20年間，校園民歌的特色是：
• 結合文學家/詩人的詩作： 不一定只是台灣本土作家，也包含余光中、三毛、席慕蓉、蔣勳等（如三毛作詞、齊豫演唱的《橄欖樹》：「不要問我從哪裡來，我的故鄉在遠方…」）。

• 與一般流行歌曲不同： 那時的流行歌曲常被認為是靡靡之音（新聞局會審查）。而民歌想要突破這種氛圍，反對西洋民歌與日本演歌翻譯歌曲。

• 打破軍歌/愛國歌曲的壓制： 對抗政治灌輸的愛國意識。
從1977年開始形成風潮，唱片公司也看到商業模式（Business model），新格唱片舉辦「金韻獎」、海山唱片舉辦「民謠風」，挖掘了許多歌手（如齊豫、鄭怡、包美聖、葉佳修等）。

另外像楊弦、胡德夫唱余光中的《鄉愁四韻》，也是講大中國的鄉愁。因為隨著國民黨政府流亡到台灣的約有200萬人，那時台灣人口約600萬，加起來800萬人，其中有近200萬外省人有他們的鄉愁，這也是台灣人民生活的一部分，需要被尊重。

《月琴》這首歌特別值得討論。過去我不知道台灣各地有自己的褒歌，最近去師大台文所就讀才知道各地有不同的褒歌。民歌時代，鄭怡唱《月琴》就是為了紀念恆春民謠歌手陳達先生（「再唱一段思想起…」），將傳統民歌與現代青年人的音樂銜接起來。

整個文化啟蒙運動影響很大，它不只是民歌，還包含了台灣新電影、劇場運動、美學美術（如開始研究日治時期的美術作品，過去黃土水等人的作品《甘露水》被藏起來不敢展示，因為白色恐怖時期連展覽都不敢）。

這些文化領域（文學、美術、音樂、劇場、電影、舞蹈甚至哲學思想）的解放，是全民性質新文化運動的展現。它展現了台灣文化的混合性（Hybridity ）。台灣就像一個文化大熔爐，融會了多元文化元素，容忍差異，這正是台灣文化最活潑、最寶貴的地方。

這就是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我的鄉愁我的歌》。
「我」是誰？認識自己是誰、找到自己的主體，才能展開真正的文化運動。

感謝大家收聽收看《陳竹奇的台文時間》，我是作家陳竹奇，感謝大家！再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