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時我是基隆信義國小的學生。班導胡立猛老師是音樂專長，在他的帶領下，我們班不知怎麼地竟一路過關斬將。那時小小的我們根本搞不清楚自己拿到了哪個層級的冠軍，總之最後接到的通知，是要代表台灣遠赴日本參加國際合唱比賽。
那時的我發育得慢，聲音還沒變，成了整支合唱團裡唯一負責高音部的男生。
能出國比賽，大家當然高興得不得了，彷彿踏上了雲端。但隨之而來的，卻是一張沉甸甸的繳費單——三千塊。
在1977年的台灣，三千元是一筆驚人的天文數字——那幾乎是當時基層公務員整整一個月的薪水，換算成現在的物價，差不多四、五萬元。老師要我拿著單子回家跟熊媽要錢，但他哪裡知道，我平常連一毛零用錢都沒有。那時候想吃糖，我是把好不容易省下來的一元、兩元，偷偷跑去買熊媽平時煮菜用的那種粗紅糖，小心翼翼地裝在洗乾淨的花瓜玻璃罐裡。嘴饞了，就把舌頭伸進去舔個幾顆，然後眼睛閉起來假裝自己正在品嚐什麼高級進口糖果。
這筆錢，我連開口跟熊媽要的勇氣都沒有。在那個年代，向貧困的家長開口要一筆相當於大人整月薪水的大錢，八成換不來機票，只會換來一盤熱氣騰騰的「竹筍炒肉絲」——被藤條狠狠抽打一頓罷了。
於是，我選擇了沉默。
老師在學校天天催我繳錢，眉頭越皺越緊，問我到底好了沒？我垂著頭，死死凝視著自己的腳尖，一句話也講不出來，更不敢解釋背後原因。最後，這趟夢幻般的日本之行，我理所當然地缺席了。
後來，合唱團從日本比賽回來，鎩羽而歸，空手而回。那時的小小孩哪懂什麼大局？我不覺得團裡少了我這個男高音會有什麼決定性的差別，但老師對我態度的前後冷熱，卻讓我第一次赤裸裸地嚐到了什麼叫人間冷暖——從那之後，他對我再也沒有過好氣色，甚至把我當成了透明的空氣，冷漠，不理不睬。
多年後看到蔣萬安，跟他兒子蔣得立，等名門之後隨意享有資源的新聞，心裡只能一聲長嘆。
誰叫我不姓蔣？誰叫我投錯胎啊？
只是那罐煮菜用的紅糖，還有當年那個夾在大人期望與家庭現實之間、瑟瑟發抖的恐懼，就這樣深深印刻在了我的童年記憶裡，歷久難忘。
探索更多來自 彌勒熊報 的內容
訂閱即可透過電子郵件收到最新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