奪得台北電影節「最佳紀錄片」與「百萬首獎」的紀錄片《獨奏者之舞》，日前於光點華山電影館舉辦映後座談會。導演李立劭、影評人彌勒熊，以及《紀錄觀點》製作人蘇啟禎親臨現場，與觀眾分享這部橫跨家族記憶與台灣民族音樂史的動人作品。本片傳主為台灣民族音樂採集先驅李哲洋，透過導演的尋根視角，不僅重現傳主的音樂貢獻，更揭開李哲洋父親即導演的祖父（李漢湖）在威權時代下的悲慘遭遇，交織出一段撼動人心的歷史迴音。
一場淹水危機，促成「自己的歷史自己說」
導演李立劭回憶，拍攝本片的契機，是因為2019年台北藝術大學發生地下室淹水事件，導致傳主李哲洋留下來、長達三十年未動過的70大箱紙本與盤式錄音帶面臨受潮發霉的危機。在公部門與學校推動數位化進度緩慢的情況下，李立劭決定「自己的歷史自己救」，親自展開搶救計畫。他先是將父親的文章彙集成《李哲洋談樂錄》出版，並循線接觸到父親過去的學生、朋友與民族音樂圈。「我其實是個五線譜都看不大懂的『音痴』，」李立劭笑稱，自己是透過爬梳這些資料，才真正開始了解父親的成就與生命軌跡。
座談中也揭露傳主早年刻苦的音樂啟蒙。因家境貧困無錢購買樂器，李哲洋小時候甚至只能「自己畫黑白鍵」練習彈鋼琴；他不僅擁有一副好嗓子，還曾為藝術歌曲填詞潤飾。憑藉著自學與苦讀，李哲洋後來在中學與國立藝專任教，並於1960年代展開大規模的民歌採集，為台灣音樂史留下極為珍貴的第一手田野紀錄。
用「鬼故事」包裝的歷史痛楚與逃難陰影
《獨奏者之舞》深刻描繪了政治受難者家屬的壓抑與辛酸。導演的祖父（李漢湖）曾在台鐵擔任調度員，卻在1950年代的白色恐怖時期不幸遭槍決；生前，李漢湖也曾對家人談及「二二八事件」中，基隆受難者遭鐵絲穿過手心、推入海中等殘酷景象。而李哲洋自己也在就讀國北師期間，因批評學校營養午餐及閱讀禁書遭到退學，從此失去在體制內完成高等音樂教育的機會。
李立劭表示，父親李哲洋生前在飯桌上講述祖父遺留下來的這些駭人故事時，總是語氣平淡得像在講別人的鬼故事。但他後來才發現，父親其實內心深藏巨大的恐懼，不僅隨時留著帳篷準備出走，甚至還曾手工打造一艘小船到基隆河試航，聲稱是「逃難用」。「他是把深沉的恐懼藏在心底，用極度樂觀開朗的態度面對生活，並將所有的熱情投注在音樂之中。」
從黨國兵到歷史研究者：影評人彌勒熊的遲來覺醒與尋根呼籲
五年級影評人彌勒熊，對片中呈現的時代氛圍有著極為深刻的共鳴。今年61歲的他坦言，自己從小「喝國民黨奶水長大」，直到50歲之前，對「二二八」這三個字竟毫無所知。彌勒熊回憶，受過日本教育的父親在1946年（18歲時）正好在基隆工作，極可能親眼目睹了二二八的慘況。然而，父親生前雖極度厭惡國民黨，卻對往事噤口不言。「台灣頭台灣尾，父母都會教小朋友『有耳無嘴』，就是在講二二八，」彌勒熊感嘆，這種恐懼與沉默是整個世代的集體創傷。
彌勒熊也分享了他在威權體制下的親身經歷。1988年蔣經國過世時，他正在花蓮擔任警備文宣兵，不僅負責佈置靈堂、幫忙寫輓聯。警備總部會派人穿便服混入當時的「黨外」遊行隊伍中進行監視。某次，他看到官方與黨外陣營拿著同一張警民衝突的照片，卻各自用紅熱廣告顏料拙劣的塗上警察或民眾流血來進行政治宣傳，這讓他初次對當時政治環境的荒謬感到震撼。
這份對歷史的疑惑，直到他48歲重回大學，因為研修跨領域學分，接觸過去被視為紅寫猛獸的「馬克思思想主義研究」後才徹底解開。原來自己一輩子是活在獨裁政權之下，他的政治覺醒整個改變他，開始拚命研究台灣史，甚至在檔案局中撈出了李立劭祖父李漢湖的受難檔案，並為此寫下文章。回想過去曾私下埋怨導演不為白色恐怖發聲，彌勒熊充滿歉意地說：「後來看到紀錄片嚇了一大跳，才知道原來他自己就是白恐的後代，我對他真是無限抱歉。」
彌勒熊將這部紀錄片形容為「祖靈的呼喚」，並比喻其家族受到迫害與監視的過程，宛如男版的《派娜娜》（台灣首位原住民女歌手高菊花的紀錄片）。
然後，彌勒熊提到朋友受到他的影響，去調閱日治時代的戶籍謄本做家族史研究，已經有兩個人發現祖先曾被標記為「熟番」，原來一輩子都不知道自己有原住民血緣。然後他自己家族世居貢寮也可能是消失的馬賽人後代，他強烈呼籲現場觀眾去查閱戶籍資料尋找自己的根：「台灣人，每個人身上都有一部台灣史，都應該去找自己的根。」
從邊緣歷史回望自身，與家族記憶和解
座談會尾聲，李立劭感性地總結，自己過去的紀錄片作品多聚焦於國共、冷戰等被主流遺忘的邊緣題材，沒想到繞了一圈，最終回到自己家族的故事上，才發現「我們家也是在某個時代被體制遺忘的」。《獨奏者之舞》不僅搶救了一代音樂先驅的珍貴史料，更是一趟創作者直視家族創傷、重新擁抱自我根源的療癒之旅。透過鏡頭，那些曾經不能說的秘密與深藏的父愛，終在歲月的洗禮下，化為最動人的時代樂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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