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大審議香港國安法，將香港「上海化」，進入言論叛亂時期。川普與國會議員威脅將強烈回應，國務卿蓬佩奧必須依照《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提出報告，香港的關稅與科技出口的特殊地位可能因此取消，連素來親中的加拿大總理杜魯道都罕見批評中國政府不懂司法獨立的意義。
在納斯達克對中國企業赴美上市提高門檻，與川普開始限制美國資金投資中國後，沒有人會比中國政府更理解此刻香港對於中國的重要性，但是既然決定「攬炒」，自然是權力邏輯壓過資本邏輯，即使承擔這些後果也要將香港內陸化，切斷與台灣和其他國家的連結，對照政協汪洋針對台灣和港澳問題，強調要「緊緊圍繞推動『一國兩制』行穩致遠」，更顯諷刺。
以此而言，蔡英文任命顧立雄擔任國安會秘書長，實在是正確的決定。香港上海化之後，台港關係驟變，台灣政府必須立即面對幾個問題：
第一、如何處理港人移民台灣？台灣雖然是移民社會，但是1949年之後，就沒有處理大量移民的經驗，唯一的一次是1954年從韓國抵台的14000名「反共義士」，當時仍屬軍政府管制時期，與目前從法律、制度、社會接受度到資源條件，均全然不同。
第二、如何接受部分香港失去金融重鎮後所遺留下來的空間？台灣不僅在法律制度上，與香港截然不同（其中一小部分原因，可見我過去在《上報》的〈法蘭克福不是倫敦〉一文）；更重要的是，這與台灣強調以匯率及產業政策扶持製造與出口的方向有所衝突。
但這並非意味著金融與製造出口必然處於對立。十五、六世紀，北歐金融中心逐漸由漢薩諸邦轉到安特衛普，當安特衛普被西班牙佔領而失去金融中心的地位時，阿姆斯特丹立刻取而代之，甚至當強大的西班牙攻打荷蘭時，阿姆斯特丹金融中心的地位，支援了荷蘭軍隊的財政，直到1648年西班牙承認荷蘭的獨立。
不僅如此，荷蘭與英國東印度公司的金融創新，更是兩國貿易的主要推動因素，大英帝國之所以能夠成為日不落帝國，背後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在於倫敦成為世界金融之都，事實上英國諾貝爾獎得主Hicks爵士認為，金融創新是推動工業革命最重要的因素，甚至比技術創新更關鍵。
Walter Bagehot在1873年出版的《Lombard Street》記載了當時主要金融城市的存款數量，倫敦是紐約的3倍、巴黎的9.2倍、德意志帝國的15倍，這無疑是英國稱霸世界的資本，而且當時英國正處於第一波全球化肇端，正在進行快速的工業化，金融與製造和出口相輔相成。
在香港因為國安法而被迫空出部分金融中心的地位時，台灣如果想要承接部分的市場，必然需要大量接收香港的金融人才，以及大幅度修改法制，顧立雄在金管會的工作經驗，使得他無疑是最適合國安會秘書長的人選之一。
這時所需注意者有二：
第一是中資與間諜的問題，除了強化台灣投審會的能力之外，國安會秘書長也給予顧立雄最好的位置，去完成這些綿密而複雜的資本與人事追查工作。
第二是台灣親中人士的掣肘。儘管蔡英文表示修憲將強調人權，但是潘多拉的盒子一打開，自然百花齊放，也是檢驗各政黨主張的良機。除了新黨與統促黨等小黨之外，最重要的自然是國民黨內部分統派人士的反彈，不過同樣值得注意的是柯文哲。柯文哲兩岸幕僚之一的賴岳謙，最近公開宣揚解放軍進攻台灣所控制的東沙島，而這也是中共解放軍在8月舉行大規模登陸演習時的目標。柯文哲志高才疏、嗜謊刻薄，足以扮演成事不足、敗事有餘的角色，值得注意。
原文出處 沈榮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