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1937年出生於新竹市外的湳仔（今湳雅）鄉下。最鮮明的童年記憶是二次大戰和二二八事件，正好橫跨日本殖民統治的末年和國民黨政權的遷台。
1940年代的「二戰」記憶
我的戰爭記憶，恐怕在台灣也算得上不尋常，主要是因為湳仔離新竹空軍基地只有兩三公里，而我們家十米外就是通往空軍基地的專用鐵路。1945年，我上小學一年級時，盟軍已經開始轟炸台灣了，空軍基地當然被炸得特別厲害。沒上幾天課，學校就關門了。村子雖然沒被炸到，但挖防空洞、跑空襲、看空戰，都是視聽味觸俱全的記憶。
那時一切以前線為優先，島內物資匱乏，採用配給，嚴查黑市。找吃的是另一個難忘的經驗。有個場景至今仍然鮮明無比。有一天，附近的新竹糖場被炸，庫存的糖漿都流到旁邊的水田裡。消息一傳出，我也提了兩個「鉛桶」趕過去。只見四周田野的地平線上都有人影朝糖場移動，糖場一片火光，因為鐵皮廠房高熱，鐵皮還一片片飛起落下，發出震耳的巨響，空氣里則夾著火藥和焦糖的氣味，簡直像黑澤明電影里的某些場景。對這四面八方而來的人潮，日本軍警不敢也無法阻擋，人們已經太久沒有嘗到糖味了。
另一件事則和一個日本少年神風特攻隊的孩子有關。那時日本軍力不濟，已經開始用部分木製的飛機，對盟軍船艦進行自殺式攻擊。這個孩子不過十幾歲，過兩天就要一去不回地出征了。這天他跑到村裡來，想買一隻小鴨帶上飛機，陪他赴死。他說出理由的時候，已經沒有平常口唱軍歌、頸系白巾、揮舞軍刀的飛揚神采了。可是村裡人討厭日本人，不肯賣給他，還是我母親看他可憐，替他說情，才幫他找到一隻。我至今記得他手捧小鴨含淚離去時的身影。
我母親當時的心情，除了同情，恐怕也很複雜。我父親是工程師，那時被調去建造海防工程，因為替工人說話，被日本軍官找麻煩，還是他的日本老師出面幫忙才沒出事。因為殖民統治和現代化同時進行，台灣人和日本人的關係其實極為複雜，目前檯面上的兩極說法都簡化得太厲害了。
我在外國參加過反戰與反核武運動，回到台灣後也加入促進和平基金會，有許多觸動我的原因。兒時的「二戰」經驗恐怕也是其中之一。
我目睹的二二八
1947年二二八事件發生時，我讀小學三年級。那時國民黨政權已經遷台，桃竹苗還是一個縣（原來日據時期的新竹州），但縣政府改搬到桃園。我父親是建設局的水利工程師，配的宿舍就在縣政府旁邊，有機會親眼看到二二八事件當時在縣政府附近發生的部分。
當時民眾包圍了警察局，警方守在警察局裡，馬路的另一邊是一個衛生單位，少數帶有槍械（記得不超過五支）的民眾在那裡布置了「陣地」。中間馬路上則聚集了很多民眾，看熱鬧的人固然很多，成群討論、辯論的也不少。有些人乾脆在馬路上席地而坐，似乎蠻有秩序地開起會來。我就是在那裡聽到有人說，他們怎麼在日本投降後「修理」平日欺壓人民的日本警察和官吏。深夜民眾散去後，「雙方」才會互開幾槍。
不記得是哪天晚上，民眾占據了警察局後面的縣長宿舍，搬出東西在庭院燒。我還記得有鈔票，因為飛散的鈔票都有人撿回丟到火堆上，沒看到有人私吞。宿舍區內，我們都知道有哪些本省人家收留保護外省人，大家也都心照不宣，似乎也是蠻自然的事。我認識的兩家外省人並不覺得需受保護，只是減少外出而已。
後來在基隆登陸的國民黨政府援軍南下掃蕩，晚上常聽到比較密集的槍聲，氣氛才恐怖起來。小孩子不懂事，還溜到「辦天池」釣魚，也因此看到載著被捆綁的「犯人」的軍用卡車，在公路上馳向龍潭。
看過曾建民的《一九四五，破曉時刻的台灣》（2005年，聯經）的人都知道，從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起，到10月17日台灣行政長官公署及「警備總司令部」率領七十軍兩個師抵台前，有兩個月時間，台灣屬於高度自治的狀態，多元的公民團體和社運組織如雨後春筍般出現，共同維護社會秩序，規劃戰後重建，表現出現代社會公民自我組織的能力。
10月25日，陳儀履台主持「光復慶祝大會」，台灣人脫離殖民統治、重歸祖國的歡欣和熱情也達到高潮。可惜這個高潮不僅空前，而且絕後，不到兩年就發生二二八事件（以及其後的「清鄉」、白色恐怖和破世界紀錄的獨裁「戒嚴」統治）。
台灣民主化後，經歷過像2004年台灣領導人選舉，及2006年紅衫軍在凱道（凱達格蘭大道的簡稱）上的大規模民眾抗議後，社會秩序並沒有因此崩盤。如果當年接管台灣的是一個比較有民主觀念、比較尊重人權，並且有能力因勢利導民間力量的政權呢？今天的台灣會不會很不一樣？這是我回憶二二八事件時常會想到的問題。
叛逆的青春年少
我從小就不是一個乖小孩。小學就喜歡看雜書報刊，功課好的很好，壞的很壞。行為方面，說得好聽是比較有個性，說得難聽就是常常搗蛋鬧事。例如初中從台北、新竹到嘉義，我就讀過三家初級工業學校，記過、退學、留級都經歷過。其中固然有青春期的反叛成分，但也有對那時制式教育規訓方式的厭惡。例如有次出事，就是因為我在市圖書館的舊報紙里，偶然看到一位老師曾犯過貪污罪被判刑的新聞。我把新聞撕下來，在他上課前貼到黑板上。學校罰我的理由是不尊重師長。
高中讀的是台中一中和新竹中學，父母非常欣慰，但我並沒有因此乖多少。像在新竹中學，辛志平是位難得的教育家，學校的演講比賽除了代表組外，還特意設有志願組。有次我參加了志願組。講題是地方選舉，我已經忘了內容講些什麼，但至少是冒犯了一位當小組長的國民黨劉老師。評分老師打分數的時候，辛校長上台講評，還誇獎了我幾句，但台下評分卻一直出不來，因為劉老師拒絕打我的分數。還是校長下台去溝通，我才得了第三名。
當時年少輕狂，不知危險。同班有位歐姓同學，初中時就因為義民中學案被關過;另外，教地理的向老師和新竹女中教國文的陳老師都「犯過案」。但是劉自然事件發生的時候，我和竹中、竹女的幾位同學還是在暗夜裝成情侶，用彈弓石塊「攻打」美軍的「軍刀(機)俱樂部」和公園池邊的美軍招待所。要不是劉自然事件有其特殊背景和辛校長的保護，我們恐怕早就上黑名單了。
政治意識真正開竅
這些初高中時期的往事都有很重的「鬧事」的成分。雖然高中時就開始看《自由中國》，在政治和社會意識上開始開竅，卻是進大學以後的事。1958年，我考進政大新聞系，之後又讀了兩年新聞研究所。開始開竅有兩個重要的因緣：僑生朋友和外國朋友。
1962年的時候，認識了一位台大的女僑生。玫(May)來自東南亞的富商家庭，本來被送到英國讀書，因為不慎懷孕，家裡因此覺得還是台灣最「安全」，被送到台灣來。她的反叛性格很強，和我頗為臭味相投。玫雖然對政治興趣不大，卻因為個性豪爽，有幾個蠻特殊的僑生朋友。因為中國革命的影響，東南亞的共產黨運動華人很多，很多華僑家庭不免因此有人出事或被關被殺，為了不願再有人犧牲出事，玫的這些朋友也被送到「最安全」的台灣來。這些朋友雖然不是共產黨員，卻因為耳濡目染甚至幫過地下黨的親友做過傳信之類的工作，在政治上遠比台灣學生成熟多了。通過玫和他們認識，我才第一次認清自己在很多方面(包括安全警覺上)有很多幼稚之處。有些禁書就是因為他們才有機會讀到的。
另一個因緣是來台留學的美國朋友。我英文還好，認識了一群人。其中有幾個還參加過美國民權運動和正在興起的學生運動，成為好朋友。向他們借台灣看不到的書報，談台灣、談美國、談世界，所得遠比大學所能給我的有用多了。
我讀完第一年的研究，就提前去服預官役，這時候政治上已經懂事多了，對世界的認識也比較成熟。我在步兵學校受訓的時候，有件事值得一提，當時陸軍官校仿大學改制，也有了政治學之類的社會科學課程，匆促中找教師，居然把政大政治所畢業的好友謝聰敏(《台灣自救宣言》的起草者)，以及為《自由中國》寫過稿的李聲庭老師也找了去。步校就在官校隔壁，我有機會就去找他們玩。喝酒聊天之際，我們的主要遊戲是為官校設計政治學的是非選擇題，目的是如何用校方不會注意的方式，灌輸憲政民主的基本常識。可惜沒有留下記錄，否則連基本常識的教學也要如此費盡心思，回頭重看，失笑之餘，恐怕也會感慨萬千。
1960年代的美國遊學
對我們這個世代的人，1960年代的「自由中國事件」是一個關鍵的分水嶺。繼二二八事件及白色恐怖之後，連雷震先生這批前輩如此溫和的體制內改革訴求，都要受到如此嚴厲的迫害，這表示蔣家政權連最基本的思想、言論和結社的權利都不能容忍。而此後十年，國民黨的獨裁「戒嚴」體制果然也進入了超高壓「超穩定」的時期。沒有停止思考的人，都不得不開始思考個人和「國家」的出路。
出路之一是美國。1957年，蘇聯領先送出「斯普特尼克」(Sputnik)衛星，震驚了美國。政府開始花費巨額預算，大幅擴充大學的研究機構，並廣收外國研究生，連社會科學也因之沾光。這給了普通台灣家庭的子弟有申請獎學金「出國」留學的機會。1964年，我申請到匹茲堡大學的獎學金，後來又轉學到康奈爾大學，都是拜「斯普特尼克」之賜。
1960年代又偏偏是美國翻天覆地的時代，民權運動、學生運動、反越戰運動、女權運動、環保運動、大學改革運動……相繼崛起，在很多方面改變了美國社會，至今猶有餘震，例如歐巴馬總統曾經投入組織社區工作，就是受到那個時代的影響。而掀起這波狂瀾的正是年輕人。震央雖在美國，歐洲也深受衝擊：像1968年，法國的青年學生和工人就逼得戴高樂下台，和同年詹森總統放棄競選連任互相輝映。
和當時的美國相比，台灣簡直是死水一潭。我一到美國，不但眼界大開，而且如魚得水，一頭栽進了各種運動，一面參與，一面見習。
刺蔣的理由
我曾參與是黑白青年結合，為黑人爭取基本人權的民權運動，堅持參與式民主（participatory democracy）的學生運動，以及反對美帝國主義的反越戰運動。愈有機會親身體驗美國這種波瀾壯闊的運動，愈覺得蔣家政權超高壓且超僵硬的獨裁統治難以忍受。何況到1960年代末期，蔣家父子的皇朝接班計劃已經接近完成了，小蔣是比「院長」還有實權的「行政院副院長」，而且聽說他即將來美國做第五度訪問。
在決定是否刺殺他之前，我做過許多思考和分析。首先，如果台灣是一個當權者繼承機制已經制度化的地方，我是不會去做這種事的。一個領導人走了，另一個馬上接班，新人或許比舊人還糟。其次，如果台灣還有基本的思想、言論和結社等自由，我也不會去做，因為改革即使更為艱辛，從事人權和民主運動也同時是民間培養自我組織能力的必要過程，以及為民主建立厚實基礎的必要條件。但因為這兩個前提都不成立，我才決定進行刺殺的計劃。
我的目的其實非常非常有限。我知道蔣介石不在了，蔣經國還是會有能力掌控台灣。我只不過想打亂蔣家父子私相授受的接班計劃，希望能重新挑起國民黨內部權力鬥爭，藉此鬆動——只是鬆動——那一個「超穩定」的高壓統治，希望為台灣的政治社會發展打開一些可能性，如此而已。此外，私心希望多少為越南人民出力也是一個考慮，那時大發越戰財的台灣已是美軍的後勤基地。
1970年4月24日，我向蔣經國開槍被捕，次年棄保逃亡，開始長達二十五年的地下流亡。
流亡與回歸
由於我在美國參與各種運動，國際朋友很多，那二十五年處處有人掩護照顧，除了不能回家，並沒有吃太多的苦。事實上，只要避免在媒體曝光，我還是能參加各地及國際的社運。1995年偷渡回台灣後，既然台灣已有言論、結社、集游等基本自由，十幾年來，我也就全心投入社會運動，而社會運動正是廣義的人權和民主運動。
民進黨曾有派系幾次邀我參選不分區「立委」，我都沒有答應。主要原因，倒不是我不重視政黨政治，正好相反，我認為它非常重要。但是，健康的民主還需要另一個根基，也就是，一個自主、多元、活潑的公民社會。這樣的社會不但是防止國家機器完全宰制民間社會（像威權時期那樣）的必要條件，它同時也是民主持續優質化的基礎和指標；而社會運動正是達成這個目標的重要手段。台灣的社運雖然還不夠蓬勃，但民主化開始以來，有多少問題不是它所率先發掘？有多少進步的政策和法律不是它所領先倡導，甚至施壓才有的？
這是我大半生一路走來的路，成就沒多少，但是似乎還是有某種一貫的邏輯。一個已經年過七十的老人，大概也只能以此自我安慰了。
本文「黃文雄：四二四那一天，我開了一槍」收錄於2009年出版的《台灣，請聽我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