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初，台灣人以極為複雜的心情迎接日本投降，普遍抱持著對美好新生活的熱切期待。由於台灣人的高識字率和媒體普及，他們對國際事務，特別是對美國有著深刻的了解，其報紙上美國新聞的數量甚至僅次於日本本土。他們將美國視為「神之國」，深信美國的理念，例如威爾遜總統的民族自決權，被視為台灣自治運動的「聖經」。戰時美軍空投的傳單和承諾，如「四大自由」，更讓他們加深了美國將帶來解放與好政府的信念，期待在「新中國」框架下實現自治，並由美國保障其利益。
然而，美國的形象也面臨複雜性。許多台灣人並無法區分真正的美國人與其他西方人士（如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UNRRA）工作人員或傳教士），同時，個別美國人如涉嫌偷盜或行為古怪的訪客，也無可避免地損害了美國的整體形象。
穿制服的美國人：與國民黨政權的摩擦與對比
國民黨軍隊在1945年10月登陸台灣後，美國軍人的存在很快成為對比的焦點。台灣人普遍認為台灣是被西方盟軍所解放，而不是紀律不佳、拖泥帶水的中國軍隊。他們對美國大兵的歡迎，讓國民黨官員（特別是陳儀集團）感到顏面盡失，視之為奇恥大辱。
這種「面子問題」導致了國民黨對美軍的惡意行為。例如在10月24日，陳儀的座車在機場遊行時，美軍官員被故意冷落安排在後方的破車，儘管群眾對美國人的歡呼聲更為熱烈持久。此外，還曾發生過年輕的中國軍官深夜在美軍官員宿舍前咆哮，甚至威脅要「殺光裡面的成員」等事件。
在資產接收方面，中國官員在初期大量搜刮公私房產，卻刻意將美軍代表團安排在條件極差、缺乏面子的住所，以表達對「多管閒事的外國人」的不滿。
此外，美方人員還牽涉入著名的「盜取黃金弊案」。一批日本軍方移交的價值數十萬美元金條在運送給「前進指揮所」的過程中被盜，押送的美國軍官隨後突然退伍消失，此事成為美方駐台初期的一個重大醜聞與警訊。
尷尬的緩衝閥：美國代表團的邊緣化與撤離
美軍代表團的原始職責是協助中國建立政府和遣返日軍，但他們很快發現自己陷入一個尷尬的境地：成為中國人（掠奪者）與台灣人/日本人（受害者）之間的緩衝閥。美軍官員私下對中國官員的無能、不誠實和怯懦表示輕蔑，但公開場合上必須與陳儀之流密切合作。
這種干預很快引發陳儀的不滿，他抱怨美軍「干預內政」（實質是約束其掠奪行為）。這導致魏德邁將軍總部一度指示代表團撤離。雖然撤離命令最終取消，但美軍的職責被嚴格限定為「聯絡小組」，純粹執行遣返日軍的軍事任務。
在設立永久代表機構上，國民黨當局刻意阻撓，例如譯者（海軍附屬武官）在為美國領事館尋找館址時，中國當局提供的都是位於貧民區、已損壞的、缺乏面子的建築作為候補，企圖挫挫美國人的聲望。此外，戰略情報局（OSS）人員在台灣進行的民意調查（詢問台灣人偏好中國、日本或聯合國託管），也被中國人視為「愚蠢」且具煽動性，引發憤慨。
隨著全島緊張局勢升高，且擔心被抑留的十七萬日軍因糧食不足而引發暴動，美軍加速了遣返時程。最終，1946年4月1日，最後一名日本軍人撤離台灣。美國代表團隨即結束任務，撤離台灣。
美軍的撤離，雖然為台灣人留下了深刻美好的印象，但同時也為台灣的未來留下了巨大的政治空白和疑問：今後誰會關注並保護台灣人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