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後國民黨接收台灣初期：從「重獲自由」到「狗去豬來」
熱忱短暫，迅速失望：
台灣人對「重獲自由」的熱忱僅持續約六星期，隨即因國民黨的貪腐行為而幻滅。
「狗去豬來」：
諷刺性的說法，指責國民黨統治者（豬）比日人（狗）更貪婪、更差勁，連財產都不能看守。
投機客湧入：
由於台灣富裕傳聞，大量來自中國（尤其上海）的投機客與官員湧入，利用各種手段（賄賂）來台。
財物掠奪的三個層級與亂象
掠奪分為三個層級，程度逐漸擴大：
第一級（軍人小竊案）：
衣衫襤褸、無紀律的低階軍人，竊取任何可移動、無人看管的私人財物。
第二級（軍官與承攬商）：
較高層軍官與承攬商在港口設倉庫，轉運出口大宗的軍事及民生物資。
第三級（陳儀及其徒黨最高層級壟斷）：
陳儀集團牢牢掌控所有工業原料、儲備農產品、以及日本人移交或充公的房產。到1946年底，這些龐大物資幾乎被掏空。
1947年初實施極端壟斷制度（陳儀的「必要的國家社會主義」），影響全島經濟，成為 二二八事件 的根本原因。
軍隊亂象與台灣人反應
軍紀敗壞：
國民黨軍隊（警備司令隊）約三萬人來台，薪餉微薄（形同虛設），導致士兵靠竊佔、偷竊為生。
落後與無知：
許多士兵來自中國落後省份，對台灣的現代設施（柏油路、通訊系統、機械、腳踏車、電梯等）一無所知，經常鬧出笑話和事故（如在鐵道上裝電話線）。
台灣人嘲笑與反彈：
台灣人公開嘲笑這些落後行為，但官兵惱羞成怒，有時會亮出武器。
掠奪組織化與目標：
掠奪日益組織化，目標包括食品、紡織品、金屬廢料。
軍官分成派系，利用充公的日軍卡車將物資載到港口運往上海。
連重建公共設施的材料（電話銅線、水管、柵欄自動開關等）和工業資產（如瑞芳礦場的設備）都被拆解運走變賣。
占用民用建築：
軍隊大量占用學校、廟宇、醫院，將內部設施洗劫一空，甚至拆木材當柴火。
房產接收：
高階文官和軍官接收日治時期高級公家宿舍和私人豪宅，甚至以「勾結敵人」為由，勒索富裕台灣人繳交「不樂之捐」。
囤聚物資：高層官員的致富之道
龐大日產被掠奪與轉移
接收財產價值驚人：
日本移交的非軍事資產保守估計超過 十億美元（戰前原始成本），加上軍用物資（食品、衣物、醫療用品）約值 二十億美元（1945年市價）。
大量轉運中國（中飽私囊）：
陳儀集團聲稱運往中國協助內戰，但實際上發生了嚴重的「轉移行動」（私下販賣或中飽私囊）。
糧食危機與壟斷
糧食短缺：
日軍遺留的存糧（足夠維持20萬軍人兩年）迅速被運走，連非軍用存糧也消失，導致台灣首次出現稻米短缺，引發民眾恐慌和不滿。
政府推諉與壟斷：
陳儀否認政府責任，反指責台灣人囤積。
推出全島稻米徵收方案，讓地方賢達揹黑鍋。
警察與軍人利用徵收權力敲詐米商、強行搜索民宅。
引入「藍衣社」幫派分子，煽動暴亂、襲擊私人倉庫，破壞台灣中產階級。
主要產業被摧毀與壟斷
製糖業：
大量糖原料被運出台灣（傳聞至少15萬至60萬公噸），導致產量從戰前的140萬公噸，暴跌到1947年僅3萬公噸。宋子文 被指應負全責。
煤炭：
庫存煤炭被運往上海賺取暴利。政府設立統銷單位，以極低價收購，再轉售給另一單位，藉由紙上作業壟斷市場，剝削台灣煤礦經營者。
專賣物資消失：
日治時代專賣物資（鹽、火柴、酒、樟腦、麻藥等）被接收後，很少流入合法市場，大多被運往中國或香港。
官員與行政體系亂象
官僚體系膨脹與腐敗：
新政府公務人員數量暴增（陳儀宣稱4.3萬人），遠超日治時期（1.83萬人）。
官員安插大量不符資格的親屬坐領高薪，如秘書長葛敬恩安插七個家人。
許多職位（如交響樂團指揮、貿易局長）成為吃空缺和牟利的工具。
派系鬥爭與對立：
政府內部充滿派系鬥爭（軍 vs. 政、上海幫 vs. 福建派等），核心問題是台灣人與中國人的對立。
台籍人士被邊緣化：
雖在政府編制中佔多數，但台籍人士大多只擔任低階職位（工友、雜役），有實權的職位都由外省人掌控。
對台人輕蔑：
高階官員表面上對外賓說得漂亮，私下卻輕蔑台灣人的「未開化」，並掩飾運送台灣財富的行動。
國民黨員「指導」：
設立「台灣省訓練團」，宣稱訓練台灣人取代日人職位，但結訓者大多未被任用。
國民黨組織積極擴張，推行形式化的儀式（向領袖肖像鞠躬、唱黨歌），引發台灣人反感。
黨組織向地方索取保護費，並利用「勞動訓導營」進行政治再教育，勒索台灣地主和知識分子。
日產處理與對台人的衝擊
日產分類與充公：
接收的日產分為：政府財產（公有土地、交通、專賣企業等）、私人財產（公司股權、住宅、店鋪等）、以及最複雜的日本人與台灣人共有財產。
不分青紅皂白充公共有財產：
台灣人與日人共有的財產，不論合作關係如何，一律被認定為「與敵人合作」的證據而遭充公。
巨大經濟利益被錯失：
接收財產總值達數十億美元，若妥善管理，台灣經濟本可有鉅額盈餘供應中國重建，並成為技術培訓中心，但最終利益只有極少部分落在中國政府和人民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