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東市區的一隅，海山寺的香火繚繞百年。對一般香客而言，這裡是尋求心靈平靜的居所；但在台灣歷史的褶皺裡，這座佛寺卻曾是威權體制精密佈局的一塊棋盤。在那裡，兩段相隔二十年的悲劇，分別印證了個體生命在國家暴力面前的脆弱與堅韌。
第一章：消失的「綠島之花」與遺忘的骨灰
故事的開端要回溯到 1958 年的綠島。那時的綠島，是關押政治犯的「新生訓導處」。在那個充滿鐵絲網與政治口號的荒島上，一名被稱為「綠島之花」的模範青年蘇素霞，意外地與被判處重刑的政治犯曾國英相戀了。這場跨越身份鴻溝的愛戀，在那個密不透風的年代，注定是一場禁忌。
他們的戀情並未逃過體制的法眼。當時負責思想監控的政戰官劉覺生，利用手中握有的「郵檢權」，攔截了蘇素霞寄往獄中的盟誓信件。然而，劉覺生並未將此案件向上呈報，反而動了私慾。他將國家的公權力轉化為私人的武器，強行介入這段感情。
劉覺生展開了無孔不入的威逼：他將曾國英關進暗無天日的碉堡，並對蘇家親屬施加政治恐嚇，揚言要將全家列為「叛亂同夥」。蘇素霞在絕望中展現了令人戰慄的果決——她與劉覺生達成了一個交易：只要釋放曾國英並保證他的安全，她願意嫁給劉覺生。
1964 年 7 月，曾國英獲釋。蘇素霞履行了承諾，在婚禮完成後的次日，她服下毒藥，在那個本該是新婚的清晨，終結了自己年輕的生命。這是一場無聲的抗爭：她交出了身體，卻用死奪回了靈魂。
為了掩蓋這段醜聞，劉覺生私下處理了遺體，將蘇素霞的骨灰悄悄移往台東的海山寺地下室。在那裡，沒有靈位，沒有名字，只有一個編號。蘇素霞這個名字，就此在官方紀錄中被塗改、被抹除，化作佛寺深處一道不為人知的陰影，直到 25 年後才被後人重新尋獲。
第二章：算命攤旁的政治陷阱
時光流轉至 1970 年代末。海山寺的地下室依然封存著蘇素霞的骨灰，而寺院的庭院裡卻多了一個算命攤。算命師名叫吳泰安（原名吳春發），他以斷吉凶為名，常與香客談論政治，甚至宣稱要組織政黨。
當時的人們並不知道，這個算命攤是調查局精心佈下的「偵防據點」。吳泰安並非瘋子，而是情報單位吸收的線民。體制利用民眾對宗教場域的信賴，將佛寺轉化為一個巨大的「釣魚執法」現場。吳泰安在寺內誘導對現狀不滿的人士參與討論，並將名單一一上報。
這場佈局的最終目標，是為了清剿南台灣具備威脅的政治勢力——余登發家族，以及台東當地的非國民黨籍菁英。海山寺的住持李榮和，基於佛門慈悲收留了吳泰安，卻因此被指控為「掩護叛亂」。
1978 年底，情報單位收網。海山寺從宗教聖地瞬間變成了「叛亂據點」，住持李榮和、多位台東地方民代相繼入獄。這起案件最終引發了震驚國內外的「余登發案」與「橋頭事件」，成為推動台灣民主轉型的一場強烈地震。
然而，棋子在用完之後，命運往往是悲慘的。1979 年 5 月，為了規避非法佈建的細節外洩，並讓余登發案的證詞成為無法翻轉的「死證」，體制將吳泰安從「線民」轉化為「主謀」，迅速執行死刑。海山寺的住持李榮和，則在獄中因病身亡。這場權力的遊戲，以毀滅宗教自主與地方菁英為代價，達成了政治收編的目的。
第三章：歷史的迴聲與正義的修補
這兩段悲劇，雖然相隔二十年，卻在海山寺交匯。它們共同揭示了一個殘酷的史實：威權體制如何系統性地滲透民間最純粹的角落。
在蘇素霞的案件中，我們看到權力如何私有化，將個人隱私化為勒索的籌碼；在吳泰安的案件中，我們看見國家如何將社會信賴工具化，將救贖之地化為入罪之所。海山寺，在那段黑暗的歲月裡，成為了國家權力與私人意志博弈的微觀劇場。
直到 1989 年，文史工作者許昭榮在海山寺地下室找回了蘇素霞的骨灰與遺物，這段被塵封的史實才終於重見天日。隨著解嚴與轉型正義的推動，李榮和住持與地方菁英的名譽獲得了平反。
今日的海山寺，陽光依舊灑在古樸的梁柱上。蘇素霞的靈位已經被迎回，吳泰安案的冤屈也被載入國家的史冊。這份 1500 字的報告，不只是為了記錄過去，更是為了提醒我們：當公權力失去監督，當體制伸進私人情感與宗教空間，最純粹的淨土也可能成為最冷的棋盤。
海山寺的故事，是兩道關於犧牲、背叛與重生的陰影。唯有直視這些陰影，我們才能在佛前，真正看見那些曾經被權力沒收的尊嚴。
圖為蘇素霞照片AI上色
圖片出處說明 陳銘城
已經在1989年過世的曾國英，從小就是和父親住在台南市的開元寺，對當年開元寺抓走住持並且槍決多人，頗影響他投入1958年的許昭榮等人的海軍台獨案，才有後來他在綠島新生訓導處服刑時，在康樂隊認識綠島女子蘇素霞的殉情故事。蘇素霞的照片，來自綠島文史工作者林登榮向蘇素霞的弟弟，也是林登榮的同學索取的照片，特此讓刊登者瞭解出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