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談論1945年人類走回零點之後，如何重新出發找回文明的價值，在幻滅中重建。那年發生的許多駭人之事與感人之事，今日仍須重讀，意義在於：許多這個時代的政治與社會問題，都與當年的歷史問題緊緊扣連，唯有回到1945年才能梳理其脈絡。我想從以下兩面向談本書涉及的德國問題：
一、去納粹化
在處理法西斯歷史上，德國向以轉型正義模範聞名，可是這段歷史的傷痕太多太重，不可能一夕間處理完成。《零年》點出了終戰時處理納粹問題的尷尬：不管是德國或者是同盟國，沒有人真的想徹底「去納粹化」（Entnazifizierung），德國是因為共犯結構太龐大，而同盟國也發現倘若真的驅逐所有納粹黨徒，戰後重建的工作及公共服務都將停擺，因此許多納粹黨徒蒙混過關，同盟國也默許表面化的去納粹工作。
這些轉型正義的形式化，使得戰後許多年德國一直處於偽相安無事的未爆狀態，可是到了六零年代經濟重建工作初步完成後，正義與道德的重建呼聲便爆發。不滿的學生們走上全德國街頭抗議，想知道他們的父輩母輩們究竟在那十二年間做了什麼事，知名的處理納粹罪責的「法蘭克福審判」也在上一代不想重提往事、下一代要求真相的聲音中展開。而這些去納粹化與要求真相的聲音一直不斷在德國政治裡浮現，因為即使今日戰爭結束七十多年，即使德國這麼多年來對於第三帝國的研究不遺餘力，對於納粹的問責卻從來不是已經完成的工作。
梅克爾總理執政後，在聯合政府的組閣協議裏向人民承諾：「這個聯合內閣將處理各部會機關參與納粹的過往。」當年若是行政機關未忠實執行納粹政策，德國的法西斯化難以被貫徹，可是行政部門涉入程度為何？多大的範圍內公務員們只是維繫國家機器的運作、而到哪一條紅線之後公務員們便成為大屠殺的共犯？戰後德國去納粹化的情形又如何？
這些都還待更多資料公佈、更多研究者投入，才可能解答。除了之前對於外交部的調查外，德國政府近年來陸續出版了刑事調查局、憲法保護局以及司法部的資料。目前正在進行中的還有關於情報局、財政部、經濟暨科技部、勞動暨社會部、內政部等部會研究。顯見轉型正義問題仍然有太多未被交代的細節、太多未被討論的責任。1945年的歷史，從來沒有成為過往。
二、德裔受害者們
本書也提及德國與其他國家徳裔受害者的悲慘境遇，1945年時，各國德裔少數族群遭受報復性流放（其中甚至不少人戰時是反納粹者）、紅軍大肆捕捉性侵德國女性，為德意志民族留下重大的創傷。這是戰後勝利者敘事及中文世界對二戰的歷史記錄中常被忽略的部份，即使是德國人，許多人也抗拒面對這段史實。
1944年，二戰尾聲的冬天，紅軍逐漸攻向德國時，東普魯士區域的德國人們在嚴寒中踏上流亡之路，1945年波茲坦會議重劃了德國疆界，更使得許多原屬於德國領土的城市被徹底去德國化，許多德裔人士必須離開幾百年的家園面對充滿飢荒、疾病、性侵、掠奪、監禁、強迫勞動等危機的難民命運。承受此命運者據估計約有1200萬至1400萬人，流亡過程中死去的難民約有40萬到200萬。
在紅軍攻入柏林時，本書提及「最精彩而恐怖的記載是《一個女人在柏林》（A Woman in Berlin）」，那是一本詳細描述1945年4月20日至6月22日間那個法外狀態的日記，值得對照閱讀。該書作者以親身經歷深入書寫那個停滯的恐怖之年，男人打的戰爭卻由女人身體來償還，那段記憶太過痛苦，以致作者至死都堅持匿名。
1959年發行德文版時德國社會完全無法接受這一段史實，認為作者侮辱了德國女性的名聲，並詆毀這是一本虛構之作。敵意之激烈使得作者在生前拒絕該書再版，直到2003年時再版成為當年最暢銷書籍，並改編成電影，才使德國社會正視當年德國女性承受了多少屈辱與痛楚。因為許多當事人終生不願提起這段往事，學界大略估計，倘計入被放逐的東歐地區德裔族群以及德國境內的受害者，1945年這場另一種意義的「對德國女性之戰」裡，遭受性侵者可能高達200萬人。
這些德國的受害者們，也是受戰爭蹂躪的人，可是誰必須為之負責？這個問題在德國戰後政治是棘手的難題。究竟受紅軍性侵的人數多少、這種大規模性侵是紅軍的失控舉動或是高層有意的報復命令？
此節在德國史家間爭論不休。而「放逐」（Vertreibung）更是德國長年與東歐國家關係正常化過程的關鍵字，東歐國家們認為是德國對外侵略的軍國主義才導致了這些徳裔人士的被放逐命運，甚至那不是放逐而只是遣返（Abschiebung）。
但是德國認為邪惡不能證成邪惡，事關人類尊嚴，不能以剝奪無辜者的自由及財產來解決政治問題。而這一章陰暗的歷史，更是德國極右派的提款機，右派政治極端勢力向來主張這些受難者的命運道出了，德國也是受害者，可是卻一直被迫只能承擔加害者的角色。
這些受難者的命運，也是轉型正義中另一個必須處理的困難問題。德國因為自身發動了戰爭，在國際現勢裡難以問責加害者，與中東歐國家談及賠償問題時難以啟齒；而東德時期因為與蘇聯的共產主義盟友關係，這一段歷史更是禁忌。
德國統一後，政界學界有許多聲音，認為必須與東歐建立正常關係，必須為了歐洲的未來往前看，昔日的恩仇應當做個結清並被放下。
1996年時符茲堡大學國際法教授Dieter Blumenwitz便在《世界週報》上撰文「還不到結清的時候」（Für einen Schlußstrich ist es noch zu früh），認為擬以外交手段解決這些受難者的法律問題是不正義的。而今二十年過去，已到結清時候嗎？
德國聯邦議員暨被放逐者協會（Bund der Vertriebenen）主席Erika Steinbach（本人即被放逐者之一）提議設立「反放逐中心」（Zentrum gegen Vertreibungen）紀錄這段歷史時，便遭受波蘭、捷克等國抗議。
統一後德國積極處理這段歷史，強化課程教學並成立紀念碑悼念這些不可能再問責加害者的受害者，但是為避免政治問題，悼念受放逐者時多須一併提及各國因為政治軍事暴力而受害的難民。
而政府成立的「流亡、放逐與和解基金會」（Stiftung Flucht, Vertreibung, Versöhnung）更是小心翼翼地強調，紀錄此節歷史，目的是為了和解。然而，對於那些被迫選擇異鄉為家鄉的德裔被放逐者而言，與東歐國家之和解仍是長路漫漫。
近年來這段歷史又被重視，還有另外一個原因：全球難民問題。
德國勇於介入這個危機，使得許多人又記起，德國民族也曾在1945年時在逃難的路上求助無門。
要了解德國民族以及德國的政治決策，還是得回到那現代秩序誕生之年，那德意志民族宿命之年。
原文出處 蔡慶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