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檔案、殖民暴行與地方記憶：日治初期雲林事件在古坑的終極還原

圖片出處【台大圖書館數位典藏館 / 樟湖忠魂碑 AI修護還原】

前言
歷史的書寫往往由掌權者定義，但在層疊的官方檔案、地方文獻與口述歷史的相互對話中，隱藏在山林間的歷史真相終能撥雲見日。1895 年《馬關條約》割臺後，大日本帝國進駐臺灣，雲林古坑與斗六一帶見證了殖民統治初期最殘酷、也最頑強的拉鋸戰。這段歷史由 1896 年的「雲林大屠殺」拉開序幕，歷經鐵國山抗日民軍的英勇抵抗，最終在 1902 年的「紅花白花事件」中落下血腥的帷幕。

這兩大事件前後呼應，完整展現了殖民政權從「無差別武力鎮壓」到「背信設局誘殺」的統治權謀。本文結合中央研究院與最新學術成果之田野調查，透過十個深度核心架構與精確歷史時間軸，逆向解讀統治者公文，還原百年來被刻意掩蓋的庶民血肉與歷史真相。

第一章：天然的防線：古坑的地理與游擊戰地形
古坑山區之所以能成為抗日的大本營與鐵國山的根據地，首先得益於其得天獨厚的地理防線。從地質與地形學的角度來看，古坑地區位於阿里山山脈的邊緣，斷層橫亙（如觸口斷層等），導致地勢由西向東急遽抬升。更關鍵的是，境內的梅林溪、大湖口溪、石牛溪以及清水溪等多條河流，歷經數萬年的深切切割，在淺山與深山交界處形成了無數深邃的 V 字型峽谷、亂石夾擊的河床與陡峭的懸崖峭壁。

這種破碎且險要的地形，對於習慣了平原會戰、初來乍到且極度不熟悉臺灣山林環境的日本正規陸軍來說，無疑是軍事推進上的惡夢。日軍的重炮與大量補給部隊根本無法深入這種寸步難行的小徑，反而為土生土長、熟悉每一條山林獵路與溪谷走向的臺灣抗日民軍提供了絕佳的掩護。反抗軍可以輕易地在峭壁上方埋伏、發動滾石與冷槍襲擊，並在遭遇日軍優勢兵力圍剿時，迅速化整為零消失在原始森林中。這種天然的「黑盒子」地勢，注定了古坑將成為長達數年游擊戰的絕佳舞台。

第二章：深山裡的日常：清代竹木、紙寮產業經濟圈
在探究古坑居民為何集體走向武裝反抗前，必須先還原清代古坑山區的日常生活景觀。自清代以來，古坑地區地廣人稀，但擁有極為豐富的天然竹林與木材資源，因而發展出高度發達且具地域特色的「紙寮」產業。無數的漢人勞工與墾民散落在大坪頂、桂林、樟湖與草嶺的山嶴之間，他們在溪流旁搭設寮舍，將竹子砍伐後浸泡、打漿、曝曬，製成俗稱的「粗紙」或粗製竹器。

這群勞動青年、佃農與紙寮工人，日常的生活核心是繁重的體力勞動與市場交易。在清代，他們與一般大眾所認知的「武裝土匪」完全沾不上邊，平時並無激烈的武裝化傳統，也沒有因為爭奪經濟利益而常態性地組建地方械鬥集團。他們是典型的安居樂業之民，其群體防衛心理多半僅限於保衛家園。這一歷史產業背景極為重要，它有力地澄清了後來日方刻意將其抹黑為「天生好亂之匪徒」的污名——這群人後來的集體武裝化，完全是原本平靜的日常生存權遭到殖民者殘酷剝奪後，所激發出的全民自衛反彈。

第三章：被打破的平衡：清代番租演變與熟番漢化的社會結構
在族群發展與地權演變上，古坑山區的歷史同樣提供了澄清污名的鐵證。在清代早期，古坑一帶的淺山與深山，原本分別是平埔族「柴里社」（屬洪雅族群 Hoanya）與高山族「阿里山社」的傳統狩獵與生活領域。然而自清代中葉乾隆、嘉慶年間以後，大批漢人墾民湧入，並未採取暴力的驅逐手段，而是與原住民建立了一套成熟的租佃體制。漢人向這兩個番社承租土地進行開墾與製紙，並定期向原住民社民繳納「番租」，在契約文書中尊稱原住民為「番頭家」。

隨著百餘年的時間推移，到了清末，原本居住在淺山地帶的平埔族熟番（如柴里社後裔）早已在語言、習俗、信仰上高度漢化，並與漢人居民深度通婚、融合，在戶籍與社會結構上已幾乎看不出顯著的族群邊界；而深山一帶的阿里山社群，也與漢人維持著穩定的契約默契。因此，古坑在日治初期「並無漢番衝突」，整個社會已經是一個由漢人墾民、紙寮勞工與漢化熟番後裔共同構成的穩定農墾社會。日方後來在清剿過程中，試圖以「開化野蠻番匪」的文明優越感來合理化鎮壓與屠殺，但在古坑這個成熟且高度漢化的族群交融社會面前，其藉口完全不攻自破。

第四章：導火線與焦土：1896年「雲林大屠殺」始末
這場長達數年的血腥衝突，其導火線點燃於 1896 年 6 月中旬。當時，抗日軍在大坪頂一帶頻繁活動，日本陸軍中尉中村率領部隊前往搜查匪徒。6 月 14 日，中村部隊在斗六大坪頂附近的破碎地形中遭遇抗日民軍的精準伏擊，中村中尉在激戰中身負重傷，眼見突圍無望最終自殺身亡（另有漢文史料記載其被俘獲）；同行的二十多名日軍士兵亦有過半數在叢林戰中陣亡。這場敗仗極大地激怒了日本軍方。

為了進行瘋狂的報復，日本守備隊第四聯隊於 6 月 19 日出動，展開了代號為清剿、實則為「無差別集體虐殺」的焦土行動。日軍帶著玉石俱焚的仇恨，連續數日採取縱火燒庄與見人就殺的暴行。根據日方最核心的官方執法紀錄《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的狼藉字句，日方報告自己都坦言：在討伐的慘烈狀況下，「根本沒有留存甄別良民或土匪的餘地」（良匪甄別の餘地を存すべくもあらざりし），行政官員漫不經心地驅使討伐隊，對管下人民「不分良民或壞人，施加最嚴酷的處置」。

日軍的火把延燒了斗六、古坑一帶，依據日方《警察沿革誌》統計為 3,899 戶罹災；但若依據考證更為詳盡的《雲林沿革史》逐庄數據，日軍共焚毀了 55 個庄頭，高達 4,947 戶人家在烈火中化為烏有。其中，反抗軍的大本營「庵古坑庄」遭遇了慘絕人寰的滅庄慘劇，光是這一個庄頭就被燒毀了 505 戶，高居整個雲林區域之冠。無數無辜的男女老幼在睡夢中或逃生時被刺刀捅死、槍殺，受害平民高達數千人。

值得注意的是，承接前述古坑地區的歷史地權與族群結構，這場「不分良匪」的無差別屠殺，其受害者絕不僅止於漢人墾民，更必然包含了世代定居於此、早已與漢人深度通婚且高度漢化的平埔族（柴里社）後裔。這群早已安居樂業的在地住民，在日軍的焦土政策下同遭玉石俱焚。這個血淋淋的歷史事實，進一步戳破了日方企圖以「討伐野蠻」來掩飾其屠殺平民本質的荒謬與殘暴。這段慘絕人寰的歷史，史稱「雲林大屠殺（雲林事件）」。

第五章：帝國的遮羞費：松村支廳長免職與國際危機處理
日軍在雲林大肆屠殺、焚燒數千戶房屋的暴行，原本被總督府嚴密封鎖，但當時居住在臺灣西南部、目睹難民潮與無數焦黑屍體的外國傳教士（如長老教會傳教士）與洋行商人，憤而將這段慘狀口傳並投書出去。不久後，上海的權威英文報紙《字林西報》（North China Daily News）以及香港的英文媒體皆以大篇幅報導了日軍在雲林的野蠻大屠殺，嚴厲譴責日本政府表面上宣稱是亞洲的西方文明代表，實則手段比中世紀暴君更殘酷。

這場嚴重的國際輿論大火，瞬間演變成日本帝國的外交醜聞，甚至連遠在東京的明治天皇也向臺灣總督府表達了關切。為了平息西方文明國家的譴責，並進行政治切割，臺灣總督府不得不下令徹查，並迅速推出了替罪羔羊。當時的行政主管、也就是雲林支廳長松村雄之進，因「處置不穩當、激發大規模民怨」遭到懲戒撤職，並被褫奪原本累積的功勳勳章，這創下了臺灣總督府第一位高等官員因不當濫殺被免職的紀錄。

事後，總督府在當地發放了兩萬多圓的賑濟金，日本皇室也加碼三千圓撫卹金。然而，現代網路言論將此美化為「現代法治國家的賠償」是極大的誤導——在當時的公文書中，這筆錢的名義是帝國施予底層的「賑恤與恩賜」，絕非承認國家犯罪的「國家賠償」。用區區兩萬多圓企圖去洗清數千條人命與整個雲林化為焦土的罪惡，本質上只是殖民者為了應付國際輿論而支付的政治遮羞費。

第六章：大坪頂的英雄：戶籍與文獻中的「鐵國山」柯鐵
日軍殘酷的焦土政策非本但沒有嚇阻反抗，反而帶來了極大的反效果。原本安居樂業的古坑紙寮勞工與佃農，在失去家園、父母妻兒慘死的情況下，懷著血海深仇紛紛走上山頭，集體加入了以大坪頂為核心、自稱為「鐵國山」的武裝抗日陣營。鐵國山的最高領導者柯鐵（又稱柯鐵虎），也因這場長達數年的頑強抵抗，與北部的簡大獅、南部的林少貓並稱為日治初期的「抗日三猛」。

透過戶籍資料交叉考證，柯鐵的真實歷史形象終於從日方公文的惡意塗黑中解脫出來。戶籍資料證實，柯鐵的父親名叫柯錢，祖籍為打貓東堡崁頭厝庄人（今古坑地區）；而與同時代的文人洪棄生（著有《臺灣戰紀》與《瀛海偕亡記》）的文獻記載相互對照，柯鐵在日軍來台前，本業正是古坑山區製紙削竹、刻苦耐勞的普通勞動青年，因其平日身手矯健、精通槍法且為人極有義氣，在鄉里間頗有威望。

甚至連當時搜捕他的日本軍警在秘密公文中，都不得不形容他是一位「長相清秀、相貌好且身體極其勇壯的男子」。地方庶民的口述記憶更將他視為保鄉衛土的真英雄。他組織的「鐵國山」擁有嚴格的紀律，反抗軍不僅不劫掠地方，反而處處保護因日軍掃蕩而流離失所的臺灣難民。

第七章：瞞天過海的智謀：高水順冒名頂替歸順式
在長期的游擊對抗中，柯鐵不僅展現了出色的軍事指揮能力，更具備高超的政治智謀，曾留下歷史上精彩的「替身瞞天過海記」。隨著戰事陷入僵局，日方在 1899 年前後轉向懷柔，試圖在草嶺、桶頭一帶與鐵國山軍隊舉辦「歸順式」（即停戰與和談議和）。當時日本高官政要齊聚，指名要求鐵國山最高首領柯鐵與大將賴福來必須親自出山出席，以示順從。

然而，柯鐵（Con-tih）與賴福來對日本殖民者殘忍且反覆無常的本質懷有極高的戒備心。日方事後在 1902 年審訊反抗軍要員丘章的秘密口供中才驚覺：在 1899 年的那場隆重的和談歸順式上，坐在首席、與日本文武官員推杯換盞、應酬自如的「柯鐵」，根本不是柯鐵本人！那是柯鐵與賴福來在典禮前，秘密挑選的一位面貌、眼神、體格皆與柯鐵極度相似的親信部下——高水順。

高水順在歸順典禮上冒名頂替，不僅在眾目睽睽之下簽字應酬，甚至在典禮後與幾位負責刺探的日本高級官員進行私下晤談時，依然神色自若、對答如流，將整個臺灣總督府的情報系統完全矇騙在鼓裡。這場大膽的「替身計」，不僅保護了反抗軍核心領導層的安危，更成為臺灣抗日史上最具傳奇色彩與智謀的一幕。

第八章：終局陷阱：1902年「紅花白花事件（土匪宴）」
鐵國山民軍在古坑山區的反抗從 1895 年一直持續到 1902 年，長達七年，是臺灣日治初期武裝抗日中，持續時間最長、動員範圍最廣的反殖民統治事件之一。到了 1902 年，時任臺灣總督兒玉源太郎與民政長官後藤新平意識到，只要古坑的游擊火種不滅，日本對臺灣的全面統治就無法宣告達成。為了徹底斬草除根，後藤新平決定拋棄法治與軍事底線，設下一場極其陰險的「集體誘殺陷阱」。

日方動員了地方上親日的紳商，帶信深入山林向殘存的反抗軍進行偽善的招降，宣稱政府已決定全面大赦，只要大家願意下山參加「歸順典禮」，過去的一切血債將一律既往不咎，政府還會發給良民證、分發耕地與耕牛，讓大家重回平靜的生活。長期在深山中過著物資極度匱乏、飢寒交迫生活的民軍將領賴福來、張呂赤等人，最終選擇相信了這份官方承諾，答應攜家帶眷下山。

1902 年 5 月 25 日，一場精心策劃的死亡慶典在雲林地區的斗六、林圯埔（今竹山）、崁頭厝（今古坑）、土庫、他里霧（今斗南）及西螺等六個支廳與派出所同時隆重登場。日方在現場擺設了極為豐盛的酒席（民間俗稱「土匪宴」）招待。

根據民間代代相傳的強烈記憶，日軍為了在混亂的會場中精準區分「反抗軍」與「自己人」，在典禮開始前，誘騙所有前來歸順的反抗平民在胸前別上一朵象徵重生的「紅花」，而日本軍警與親日內線則配戴「白花」。當宴席進行到一半、反抗軍完全放鬆戒備且酒酣耳熱之際，日方指揮官突然摔杯為號，埋伏在四周的日本步兵立刻手持機槍、步槍衝入會場，以胸前的「紅花」為狙擊標靶展開瘋狂的集體掃射。

六個地方同時血流成河，哀號遍野。在這場背信棄義的陷阱中，前來歸順的抗日將領與平民共有 260 多人（各方估計加上後續搜捕擴大達 400 多人）當場全數遭到槍殺或斬首。

歷史的寂寞與反思 鐵國山最高精神領袖柯鐵，已提前於明治 33 年（1900 年）2 月因病逝世，因而幸運地避開了這場慘絕人寰的集體誘殺。他是「抗日三猛」中唯一得以在山林中善終、未遭日軍殘酷處決或誘殺的人。然而，或許正因為他是因病過世而非戰死，在後來的歷史建構中，他成為三猛中唯一至今仍未入祀忠烈祠的人，默默湮沒在歷史的角落。

第九章：石壁與山林的血淚：五大田野遺址與碑文對照
歷史的宏大敘事往往容易隨著公文的封存而被淡忘，但在歷史學者的細緻田野調查下，散落於古坑山區與草嶺林間的五大歷史現場與遺跡，卻血淋淋地補足了統治者刻意隱瞞的歷史血肉：

1. 受山宮（桂林村內館）
桂林村內館的受山宮廟宇興建誌中，至今完整記錄了一段神蹟記憶。當年日軍清剿山林時，強迫當地村民劉憨歪在前方帶路攻打草嶺的反抗軍根據地。劉憨歪因不願背叛同胞，一路上驚恐地將家中的玄天上帝金尊緊緊抱在胸前。在隨後爆發的激烈槍林彈雨中，四周死傷無數，劉憨歪卻奇蹟般地毫髮無傷。這段民間神蹟，實則深刻反映了當地普通平民在被日軍強迫充當炮灰時，那種極度無助、只能將生命寄託於神明庇佑的真實恐懼。

2. 「創人坵」與大石刻字（草嶺石壁）
深入草嶺石壁山區，有一處在地方口述中被稱為「創人坵」的地方，在閩南語中意為「殺平民、斬反抗軍」的刑場，記錄了日軍當年在此搜捕並當場斬首抗日民軍的慘烈歷史。更令人震撼的是，在該地附近的一塊巨大溪石上，至今仍能清晰看見當年日軍清剿成功後，用軍刀深刻留下的「藤原少尉」、「末永伍長」等日文漢字字樣。這塊大石刻字，成為日軍當年在臺灣淺山大舉清剿、誇耀殖民戰功的鐵證。

3. 佐佐木英之助招魂碑（草嶺山區）
明治 34 年（1901 年）12 月，鐵國山大將莊義率領民軍，利用草嶺亂石夾擊、山路陡峭的險要地形，對前來搜山的一支日本警察部隊發動精準的伏擊，一舉殲滅了警部補佐佐木英之助等 26 名日警。日方隨後於 昭和 11 年（1936 年）在該處建立了一座高大的招魂碑以資紀念。在日治末期實施皇民化運動時，日本官員甚至強迫當地的古坑村民與國小學童，必須定期跋涉山路前來這座招魂碑前鞠躬參拜，將其作為替代神社功能的殖民精神統治工具。

4. 樟湖忠魂碑（今已不存）
在 1902 年 5 月 25 日的歸順式大屠殺爆發後，古坑山區並未立刻死寂。同年 8 月，不甘被騙殺的反抗軍餘燼簡水壽等人，在樟湖山區發動了絕地反擊的「樟湖事件」。他們趁著夜色突襲了日軍樟湖守備隊，在激烈的白刃戰中，一舉擊殺了前一年在石壁大石上刻字誇功、雙手沾滿臺灣人鮮血的藤原又十郎少尉。日方隨後在當地建立了「樟湖忠魂碑」以悼念陣亡日軍（該碑今已拆除不存），這段遺跡見證了雲林事件最後頑強的抵抗餘燼。

5. 三泰宮碑文（古坑新庄）
位於古坑新庄的「三泰宮」，其廟宇沿革碑文記載了一段令人動容的歷史。碑文載明「光緒 12 年（1886 年）賴春德曾參加抗日義士賴福來之黨」（編按：此年代應為民間記憶誤植，實際應為 1902 年日治初期）。當年鐵國山大將賴福來的部下賴春德，在歸順式大屠殺後潛回故里企圖過平靜生活，不料遭到親日分子密告。日軍隨後派出部隊前來新庄展開報復性的血腥屠殺，共有 19 名無辜村民在村頭被集體槍決。賴春德當時身中數彈，但在垂死之際裝死混入密密麻麻的屍堆中，直到日軍離去後才在黑夜中爬出，成為全村唯一的倖存者。戰後，懷著滿腔感恩與哀悼的賴春德，親自雕刻了三官大帝的金尊在此供奉，以此作為對死難鄉親的永遠紀念。

第十章：記憶的韌性與斷裂：庶民觀點對抗帝國公文
張素玢教授透過這場長達 20 餘年的地方史田野考證，展示了「地方記憶」面對強大國家機器時的驚人韌性。古坑當地耆老在口耳相傳的集體記憶中，表現出高度的寫實與理性——他們在敘事中，既不盲從日本官方公文將自己山區的子弟兵貼上「暴虐土匪」的標籤，也沒有將領袖柯鐵過度神話為刀槍不入的神明，而是極其樸實地視他們為「保鄉衛土、對抗暴政的子弟兵」。

然而，雲林事件的歷史結局具有極其深重的悲劇性。由於這場衝突的領導者與前來歸順的將領最終在 1902 年遭到日方「全數殲滅」，導致他們未能像北部的反抗首領（如簡大獅、地方區長等）那樣，在總督府前期的籠絡與招安政策下，轉化為日治地域經濟中的特權階層或地方紳商。這導致雲林抗日的歷史話語權在日治時期被完全封殺。

在日方自己留存的檔案鐵證「良匪不分、慘烈不審」，以及背信設局、集體機槍清算的「紅花白花事件」面前，試圖用幾枚銀圓來洗清整座山林血跡的說法，顯得極其蒼白與荒謬。散落於古坑山區的遺址與碑文，雖然有力地補足了官方檔案的缺漏與偏見，但隨著世代更迭，這些驚心動魄的地方歷史，若不經過嚴謹的學術辨證與系統性記錄，終將隨歷史記憶的斷裂而湮沒在歲月之中。

歷史時間軸（1895－1902）
•1895 年：
o清廷因甲午戰爭戰敗，與日本簽訂《馬關條約》割讓臺灣。日軍進駐臺灣，各地武裝抗日運動爆發。
•1896 年 6 月 14 日：
o日本陸軍中尉中村在斗六大坪頂附近搜查匪徒時遭遇抗日軍伏擊，負傷後死亡（日方多記為自殺，漢文史料記為被俘），同伴過半陣亡。
•1896 年 6 月 19 日－6 月下旬：
o「雲林大屠殺（雲林事件）」爆發。日本守備隊第四聯隊展開無差別掃蕩，採取焦土政策。《總督府警察沿革誌》記焚毀 3,899 戶，《雲林沿革史》則詳查共焚毀斗六、古坑一帶 55 個庄頭、4,947 戶人家（其中古坑庵古坑庄遭焚 505 戶為最）。暴行引發國際譴責，雲林支廳長松村雄之進隨後遭懲戒撤職並褫奪勳章。大批無家可歸的平民憤而上山加入柯鐵的「鐵國山」抗日軍。
•1899 年：
o草嶺、桶頭歸順式（議和）。柯鐵與賴福來展現智謀，指派面貌相似的部下「高水順」與「賴才」冒名頂替出席，成功矇騙全數日本官員。
•1900 年 2 月：
o鐵國山最高領袖柯鐵因病逝世，由部將賴福來、張呂赤、簡水壽等人持續領導古坑山區的游擊抵抗。
•1901 年 12 月：
o鐵國山大將莊義率領民軍，於草嶺山區利用亂石夾擊地形全殲警部補佐佐木英之助等 26 名日警（日方後於昭和 11 年立「佐佐木英之助招魂碑」）。
•1902 年 5 月 25 日：
o「紅花白花事件」爆發。總督府民政長官後藤新平設局誘殺，於斗六、林圯埔、崁頭厝等六地同時舉辦歸順典禮（土匪宴）。日軍背信突襲，集體槍殺賴福來等 260 多名至 400 多名歸順反抗軍，雲林武裝抗日主力至此被完全剿滅。
•1902 年 8 月：
o「樟湖事件」爆發。抗日餘燼簡水壽等人夜襲日軍守備隊，擊殺日軍藤原又十郎少尉，進行最後的頑強抵抗（日方隨後立「樟湖忠魂碑」，今已不存）。

參考文獻
•張素玢，〈檔案•文獻與歷史記憶——雲林事件在古坑〉，《臺灣文獻》，第 72 卷第 1 期，2021 年，頁 121-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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