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INSEAD就讀博士期間，幾乎每天都會到Doriot圖書館，這是為了紀念INSEAD創辦人Georges Doriot而命名的圖書館。
出生於十九世紀最後一年的Georges Doriot，有著令人驚嘆的傳奇人生。他出生於法國巴黎，是一名出色的賽車手，並且擔任汽車銷售員、汽車廠經理，最後自己擁有了一家法國汽車廠。
出自對於知識與商業的熱愛，他遠赴重洋，到哈佛商學院就讀當時方興未艾的MBA，結果表現過於傑出，罕見地留校成為哈佛商學院教授。
之後認為有必要將商學教育引進法國，於是和人聯合創立了CPA – Centre de Perfectionnement aux Affaires，後來成為法國最佳商學院HEC的EMBA——是的，他發明了EMBA。
不過由於無法遏抑冒險的基因，竟然在成為美國公民後，跑去美國軍隊從軍，汽車工業的經驗加上哈佛MBA經歷，二戰時一路高昇成為美國陸軍軍事規劃局（Military Planning Division）主任，直到戰爭結束，重新回到哈佛商學院擔任教職。
無法停止的創業家靈魂使得他同時設立了America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Corporation，因為當時他發現美國缺乏鼓勵創業家的制度與法律，這也是地球上第一家風險創投公司，他和當時MIT的校長等人聯合為美國的創投產業遊說法案與建立制度，催生出創投產業，美國戰後創新的成功，不少出自他的貢獻。
年老之後，他決定回到他的家鄉法國巴黎，想要將美國的MBA制度引進歐洲，這間學校必須完全不受法國教育當局的管轄，所以他有完全的自由度可以打造自己心目中的學校，即使學位不受法國政府承認也無所謂，這間學校必須離巴黎很近，但又不在巴黎，因此學生可以感受巴黎的文化氛圍，但又不至於受巴黎的誘惑而荒廢學業，1957年終於在楓丹白露成立INSEAD，並於1959年在楓丹白露宮招收了歐洲史上第一批MBA學生，INSEAD很快成為歐陸最佳商學院，甚至曾經在《金融時報》的世界MBA排名中領先哈佛商學院成為世界第一。
這樣傳奇的人生，在以他為名的圖書館大門口，要留給我們什麼訊息，作為生命經驗的總結？
「沒有行動，世界將仍只是一個想法。」
Without action, the world would still be just an idea.
我每天進圖書館前，總是要讀一次這個句子。
現在由於香港國安法事件，各方大德提供各種相關的討論，論證何以台北無法取代香港成為金融中心，從法律、企業、人才、管制機構、教育、文化、契約精神、語言到台灣的發展策略等等不一而足，但是這些討論有一個極大的問題。
除非這些論述旨在成為學究之間的對話，否則顯然忽略的真正的重點之所在，缺乏對現實的關照。重點是香港正在殞落，人才、資金與思想即將大舉外逃，台灣在其中可以做些什麼？比起解釋台北為何不是香港，後者顯然是更困難也更重要的問題。缺乏這種以行動為基礎的思考方式，使得各種論述均有向清談滑落的傾向，才是無益於現實人生的思考方式。
對於香港，對於美中，對於變化如此快速的世界，我們需要更多以行動為基礎的思考，更多的行動方案，而不是無止盡的概念。
原文出處 沈榮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