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強調把精神醫療過度簡化成藥物治療是相當危險的事情，以本次的案件而言，據報載「長年無業，疑因有幻聽幻覺及攻擊性，雖有定期就診，但精神狀況仍不穩定，家人因工作關係也無力看顧，有時只好任由他四處趴趴走，是該區的不定時炸彈」，依研究不等，但有約三成左右的思覺失調症患者是難治型個案，藥物治療下仍有精神症狀干擾。
有定期就診就夠嗎？其實是不夠的。
如同先前分享，良好的治療=穩定的服藥治療+友善支持的環境+因應技巧的訓練，家人無力看顧，社區不想要有復元中心或工作坊，臨床分配給病患的治療費用過低，沒有庇護性就業轉銜或生活重心的安排，個案沉浸在症狀的時間就越長，談話性治療給付不提升，精神醫療額度不鬆綁，就不會有針對症狀調適的認知行為治療介入。長照育嬰家人受訓後照顧還能領錢，精障的家人願意照顧都是基於愛。
患者在社區，需要保護人、需要輔佐人，前者精神衛生法有定，家人簽了名但無法看顧是相當平常的事情，就算主管機關指派，沒有專人專款專責，所有人都是兼的，也做不到什麼，重症精神病患十幾萬人，臺灣的社區訪視人力不足，跟警消社聯訪機制也欠缺；後者定在身心障礙權益促進法，通常只做到智能不足，精神障礙利用率極低，鄰近日本從涉訟，精神保健福祉士就進來準備社會復歸了，臺灣人在哪裡都還不知道。
患者其實是相當敏感的，例如這段時間因為COVID-19疫情的社會控制措施，讓患者喪失了很多社會接觸的機會（也包括了工作機會），運動場地的封閉、大眾運輸工具的管制、社區活動的減少，對病情也有影響，甚至有些患者買不到口罩，影響到就診的（反過來，也有家裡派無業的病患去排隊買口罩的，但，其實排隊也是種壓力，我還有病患說沒排到會被駡的），或是這段時間因為家庭經濟狀況不佳，而在家壓力、衝突增加影響病情的（像這個個案的情形，是領不到紓困的）。
在社區的觀察，這段時間的輕重症都是增加的，只是因為疫情不想來醫療院所，都會拖一段時間才尋求協助。這些，都是防疫聖戰中看不到的。也是防疫過程中，比較不會思考到的（我們的遠距醫療，考量的還是比較是COVID-19疑似或確診個案的處理）。
如果，臺灣能像加拿大溫哥華，心衛社工定期訪視，提供誘因獎勵讓他除了治療以外（有參與者額外有津貼），能於平日到庇護性就業服務或復元中心參與活動，一但有自傷傷人風險，可像美國心理衛生法庭，透過司法強制力安排患者一定要參與這些治療性活動，違反條件就要安排強制住院，中間透過輔佐人主張病患的權益與協助張羅復歸社會的支持資源。
衛政、社政、警政、司法一起來聯防。家人會不會好照顧一點，事件會不會少一點？社會會不會安心一點？
最後，媒體是否會誘發暴力事件，答案是會的，而在網路媒體盛行的當下，影響更不容易估計，這其實跟自殺一樣，對於暴力事件的報導要到什麼程度，是否對病患有影響，應該也要仔細思量。
總的來說，也就是系統問題，臺灣有沒有對精神健康敏感的政策擬定、執行、監測、改善平台？跟其他網絡的聯繫協作機制是什麼，才是真的要檢討的。
原文出處 李俊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