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頒獎詞(南方都市報：
為遮蔽的歷史掃去積塵，還思想一個完整的真身。它拋去商業羈絆，嚴謹尋求敘事的真實；它拋去宏大敘事，於康有為的個體命運反思大時代的關鍵節點，在辛亥革命一百周年，提供了另一個視角、另一種解讀。它既源于創作者人文情懷的張力，亦是整個社會渴望人文復興的呐喊———把完整的記憶還給當代，為思想史補上缺失。
□《大同：康有為在瑞典》導演：陳耀成，獲獎感言
《大同：康有為在瑞典》所表達的一個核心理念就是“大同”，將儒家的精粹凝煉其中，而本次南方都市報所舉辦的生活大獎，所提及的“人文”理念，正好也是和“大同”、“儒學”的理念相照應的。這樣一部“非主流”的電影能夠問鼎年度電影大獎，可以說，是晚清嶺南文化的完勝。
是不是只有商業片、警匪片、情色片，票房動輒過億超千萬的宏篇巨制才有資格問鼎電影大獎？是不是只有金馬、金像之類的才是電影的最佳歸屬？如果拋卻那些兇殺、香豔、無厘頭的元素，香港電影還能靠什麼來搭台唱戲？如果另闢蹊徑，拍一部包含紀實、歷史、人文、戲劇元素的“非主流”電影，它又能在多大程度上改變娛樂化、庸俗化的看片趣味，向香港人展示與以往流行風格截然不同的電影人文？
為香港電影注入久違的人文含量
《大同：康有為在瑞典》導演陳耀成所帶領的領獎陣容一行中，康同強、何康得兩位花甲老人另有一層特殊的身份———他們是康有為的堂侄、外孫女，舉手投足、著裝搭配均透著名門之後的儒雅風韻。他們話不多，但措辭總能“引經據典、之乎者也”，接人待物也總保持謙恭姿態，將先賢祖輩的文學、為人素養完美地繼承開去。
與康家後人尊祖敬儒的謙卑狀態形成對照的，是當前中國令人尷尬的人文現狀，不少新生代群體對祖輩、歷史的認知已七零八落，家法、傳統被各種速食式思潮悉數瓦解，人們的生活習慣、日常言行已經很難找到和“古韻”相對應的部分，而在戲曲、影視領域亦有“人文凋落”的相似困境，商業電影的橫行霸道與文藝片、紀錄片的苟延殘喘，形成了鮮明、尖銳的反差。人們多半懷著娛樂、追風、談戀愛的目的追捧大片熱片，卻很少會通過一部電影做一些深沉的人文思考。
從這個意義上說，《大同：康有為在瑞典》實在是太過“非主流”了，它沒有一點香港觀眾們所期待的香豔、情色、打鬥、黑幫、搞笑等元素，從頭到尾均是正劇、紀實之類正經八百的劇情。它通過電影語言還原、塑造一個歷史人物的多棱生活，卻決不同於那些商業、娛樂意味濃厚的宮鬥戲。“戊戌變法前後的影像資料，由於年代太過久遠，已經很難收集了，但我們通過尋訪當年事件的間接當事人、知情者，將走訪故居、考察文物等方面的工作結合起來，對康有為這個革命者的政治主張、學術思想、生活態度等終於有了個較為清晰的概念和輪廓。”陳耀成試圖用一部“半紀實、半戲劇”的電影，從康有為的故事鋪展開去，澄清那些被野史、傳言歪曲的清末史實，同時為香港電影注入久違的人文含量。
古人思想放到今天仍有現實意義
電影洋洋灑灑地敘述一個古人的海外秘史，僅僅是為了給他翻案嗎？陳耀成否認：“康有為根本不需要‘平反’，他在廣東、青島的故居都已經成了眾人觀瞻、敬仰的博物館。他在中國的發展史上一直是個正面、榜樣式的人物。”
而康有為的政治、學術思想，放到今天仍有現實意義。正如該片監製焦雄屏所說：“康有為的君主立憲、孫中山的共和革命，都是過去百年，中國文藝復興漫長過程中的一部分。”2006年，康有為的《歐洲十一國遊記》重新出版，編者李冰濤在後記中說：“康有為將《公羊傳》中的‘三世’說推演為‘亂世’、‘小康’和‘大同’的社會歷史的演變程式。”陳耀成認為，這些政治主張都帶有較強的時代感、創新價值。“在當前中國社會逐漸進入較為發達的時代，但我們回頭看康氏‘托古改制’的理想，恐怕也不無啟發吧。”
此外，康有為所提出的“婚姻契約制”，鮮見於任何一本歷史教科書中，卻在電影中有所體現———大意是指夫妻之間像簽訂有期合同那樣，有時限、有條件地履行婚姻的義務和責任，這種新穎的動態婚姻模式實際上也能對當今屢見報端的婚姻糾葛問題作出極其實用的應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