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大學生會 NTUSA) 學生會於本次校務會議提出成立校園轉型正義小組的提案，引起各界回響，我們希望再次說明我們的行動理由、提案的內容以及說明對於台灣轉型正義的期許，希望能夠釐清以及促進社會的和解與進步。
▌回顧台大威權歷史，避免失準偉人崇拜
這一學年台大學生會首次創立轉型正義小組，回顧台大在威權時期曾發生的政治案件，也希望能透過行動，邀請台大的同學關注自己的校園，更重要的是邀請大家回顧土地上的歷史和被遺忘的故事。
我們首先需要澄清，提案的原意並非拆除任何一個校內建築，而是認識校內空間的通盤討論，在有歷史事實和充分校內討論之後，才進入提案中清除威權意象的環節，進而移除、改名、或以其他方式來再造空間，而非延續過往的記憶，繼續以過往不符合歷史事實的方式紀念。我們從未宣稱傅鐘必須拆除，但我們確實認為，有必要透過各種途徑反省，避免持續創造與鞏固傅斯年神話。
隨著新的學術研究，近年關於傅斯年校長的討論與詮釋和過往的理解有所不同。傅斯年校長在1949-1950擔任台大校長，被後人所記憶的一直是他在面對國民政府將進入校園逮捕學生的時候說的名言：「若學生流血，我就跟你拼命！」這句話紀錄在彭孟緝口述中。這種耿直且愛護學生的形象，可能是多數校友心目中的傅斯年，也能從這次校友群體的關注了解對傅校長的敬仰具體呈現在傅鐘、傅園上。
然而，在陳誠回憶錄中，在四六事件發生前一天，在面對警總進入校園時，傅斯年對陳誠說的是：「你做。我有三個條件：一、要快做；二、要澈底做；三，不能流血。」由此可知，傅斯年校長並非過往所想像的熱切愛護學生的校長，同時也協助國民政府肅清校園反對聲音。
在四六事件後，傅斯年確實盡力營救特定學生，但在他與蔣經國書信往返的過程中，充分展現傅斯年校長與國民政府的協作掃蕩，並顯示傅校長在四六事件前便已經開始蒐集學生情資，監控、掌握台大校園，而學生事務處中也充滿黨國的協力者。
面對傅斯年校長，大家往往頌揚他引入現代的大學教育和自由開放的學院風氣，在1949年、1950白色恐怖雷厲風行時，保護台大師生，但在此同時傅斯年校長也與政府協力，監控與維繫校園的穩定。這兩段敘述都可以是歷史事實，但問題在「盲目崇拜」，而不只是傅斯年個人的功過。傅鐘、傅園又是持續紀念心中的傅斯年幻象，鞏固神話的物質空間。
傅斯年校長不斷被傳頌，神話確實存在，面對新的見解和史料，有必要重新檢討以前對他的認識，避免失準的偉人崇拜。對單一個人的崇拜，往往在特定歷史時點、以特定的論述取得優位並在特定群體的政治利益下，才漸漸形成，但傅斯年校長的神話，不只源於特定史觀的歷史解釋，還因為對於歷史事實的錯認。
▌挑戰神話的反撲：轉型正義的重要性
再重新認識這些威權時期傳唱至今的「偉人」，便可以了解到神話的內涵是偏誤的和被特意形塑的，在媒體以「瞄準傅鐘」以及台大秘書室校友中心執行長擴散「傅鐘恐拆」的錯假資訊以後，這個提案被不斷扭曲，而轉型正義的理念與行動也不斷被扭曲。這一連串的反撲，恰巧說明傅斯年神話有多穩固，也更證明了我們需要檢討神話。
轉型正義首要的工作便是破除「誤認」，但台大的校史至今大多數都在歌功頌德，少數「檢討與反省」的只有哲學系事件、陳文成事件以及仍然載明傅斯年校長營救學生的四六事件，以個案方式記錄這些威權之下的迫害。這並非面對歷史的正確態度，只記得看似美好、自主的校園，歷史傷口只會惡化、滲血，更無助於解決紛擾。
歷史並非由被害的個案或受害者組裝起來的，而是綿長的威權統治過程。在戰後初期的台大校園中，有威權統治之下的順民（可能出於恐懼、也可能出於甘願的臣服），也有想要透過集結來對抗國民政府的學生組織（也有部分同時可能被標誌為被厭棄的「匪諜」），也有國民政府的協力者和專心致志的教育者，校園轉型正義便需要透過訪談、透過檔案徵集釐清這些已經模糊的面孔，並加以對於校園空間的轉型來實踐歷史正義。
透過國際的經驗，我們可以了解空間的轉型可能有什麼方式。德國在空間轉型上，將生活空間以藝術的方式再造，嘗試轉型過往的不義遺址作為紀念館，或開放威權的地景給民眾參觀；而西班牙在2007年通過《歷史記憶法》，明定對於受害者的補償、加害者的追究，也明定了移除或更名紀念獨裁者的地景。
▌重構歷史記憶，勇敢面對過去，迎向校園未來
我們期待，台大乃至台灣的社會，能真正面對自己不斷有意、無意塑造、鞏固的歷史神話，挑戰這些崇拜的神話，實際上是戳破一個個美好幻夢，在最初的一聲迸裂後，我們才可能真的觸及被泡泡包裹著的歷史事實，亦即，未來我們才真正開始要不斷地訴說，直到我們都不可能遺忘。不如想像中美好的過去，需要勇敢面對，才可能促進校園與社會的和解，在這樣的基礎上邁向未來。
原文出處 臺大學生會 NTUS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