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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南方週末記者－朱曉佳。實習生：閻彬。
發自：臺北 2013-04-04 23:12:19。來源：南方週末。
《大尾•鱸鰻》以閩南語諧音戳中臺灣觀眾笑點，票房收入4億新臺幣。“在地化”，是臺灣票房在“小清新”之外的另一出路。（南方週末資料圖）
金馬獎執委會執行長聞天祥在臺北的影院本想買一張《西遊•降魔傳》，售票員卻動作嫺熟地遞給他一張《大尾•鱸鰻》。
就在導演張榮吉帶著“小清新”電影《逆光飛翔》參加第37屆香港國際電影節的時候，大玩閩南語藝術的本土片《大尾•鱸鰻》正在臺灣票房大賣。影片2013年2月上線，票房一共4億多台幣，趕上了《海角七號》。
2008年《海角七號》的票房奇跡，究竟是曇花一現，還是真能重新啟動臺灣電影業？《那些年，我們一起追過的女孩》2011年在香港上映，票房超過了周星馳的《功夫》，刷新了票房最高值。臺灣導演鈕承澤的合拍片《LOVE》2012年上映，票房“雙破億”——既破了人民幣，又破了新臺幣。
小清新、本土片、合拍片，儼然已成了臺灣電影的三駕馬車。
“小清新”爛了大街
盲人鋼琴家黃裕翔第一次演電影，在電影《逆光飛翔》裏演他自己。2012年，這部電影代表臺灣衝擊了奧斯卡最佳外語片，黃裕翔則在第七屆亞洲電影大獎中被提名最佳新人獎。
電影上映，黃裕翔走在路上，不斷被人認出來——甚至在香港和韓國。他挺高興，有段時間他孤單怕了：剛讀大學那陣，他一個人沒法去吃飯，因為找不到路；他想交朋友，卻根本沒人知道怎麼和盲人相處。
儘管從小就因為鋼琴得獎，但黃裕翔總怕被人說“同情獎”。他摸到琴就高興——就像他摸到車就高興一樣，他只需伸手摸一把車身，就能說出車型，“像《聽風者》裏的梁朝偉一樣厲害”，只是遺憾不能開車。
因為看不見，演自己都難。張榮吉想讓黃裕翔表達“沮喪”，黃裕翔笑；張榮吉說嘴角再向下一點，黃裕翔還是笑；張榮吉說你不要笑哇，黃裕翔笑著說：“我沒有笑啊。”因為沒見過，怎樣是笑，怎樣是沮喪，黃裕翔把握不來。但面對觀眾，他就必須“有表情”。
這是電影裏真實的部分。虛構的部分是一個懷著舞蹈夢卻家庭不幸的女孩。張榮吉把虛實捏在一起，講青年男女相互取暖的“勵志小清新”故事。
因為2010年柏林電影節亞洲最佳影片《一頁臺北》，導演陳俊霖早被貼上“小清新”標籤。他此次帶到香港國際電影節上的新片《明天記得愛上我》，題材和婁燁《春風沉醉的晚上》相似——結婚多年的中年男子，又想重拾自己的同性戀情，但調調截然相反。在這個“原本可以嚴肅的題材”裏，兩岸差異顯現：婁燁沉重得密不透風，陳俊霖則“有幽默跟溫暖在”。
“小清新”儼然已是臺灣電影的代名詞。重新“啟動”臺灣電影票房的《海角七號》是小清新；刷新了香港華語票房史的《那些年，我們一起追過的女孩》是小清新；此次入圍第七屆亞洲電影大獎提名的《南方小羊牧場》、《女朋友•男朋友》也被認為是小清新。
“這和經濟背景有關。”聞天祥說。臺灣全島人口2000萬，和北京市常住人口差不多。一部電影投資超過5000萬新臺幣——1000萬人民幣，投資方就得掰著指頭數：能回來多少？臺灣電影不能像大陸那樣拍歷史和古裝，“臺灣歷史在新浪潮那一代已經說得夠多了；在風格上的大膽，蔡明亮那些1990年代的導演又走得太遠。”聞天祥對南方週末記者分析，“小清新無論在投資還是在心靈上，都可能是導演們的另一種出路。”
“出路”嘗試的人越多，道路就越窄。2012年金馬獎，臺灣電影集體折戟，楊雅喆導演的《女朋友•男朋友》成了僅存的碩果。這部以解嚴為歷史背景的電影，最重要的轉折發生在一次集會上，荷槍實彈的員警和憤怒激昂的學生在對峙中睡去。女主角後來發現，自己的男朋友和別的女生睡在了一起；而自己心底裏真正喜歡的男人，卻和一個男員警激吻。
聞天祥不認為《女朋友•男朋友》是小清新，因為“很難用‘小’來形容”。但更多的人覺得它不過是小清新的拓展：校服、青澀男女、滿屏的藍綠色調以及桂綸鎂，都是“小清新標配”。在這個意義上，就連《艋舺》，也被認為是“黑幫小清新”——從另一角度說，即便有著強硬的內核，也要披上小清新的外衣，才好賣座。
在臺灣別隨便喊“冰的”
要賺錢，除了“小清新”，還有“在地化”，比如《大尾•鱸鰻》。
“大尾”是角頭老大的意思，“鱸鰻”是台語“流氓”的諧音，合在一起就是英文名：David Loman。豬哥亮扮演的臺灣鄉下人到城裏混黑道，幾位“大尾”談判，他站在後麵點冰飲，口音太濃服務生聽不懂，他一聲大喊：“冰的！”恰好此時“大尾”們正談不攏，“冰的”二字中了台語“掀桌子”的諧音，兩幫火拼，“大尾”死光，豬哥亮成了“大尾”。
方言符合臺灣人尤其是中南部觀眾對“本土電影”的喜好。在2012年賀歲檔破2億新臺幣的《陣頭》，賣的也是本土元素：“陣頭”兩個字本身，就是極具閩南特色的民俗曲藝。
可“本土”卻是聞天祥帶著臺灣電影“走出去”時遇到的最大障礙。2011年他去紐約林肯中心辦臺灣電影節，紐約人看了他帶去的幾十年臺灣電影精選，最喜歡的還是蔡明亮、楊慧珊這些人。
聞天祥把這稱為“一個警訓”，在紐約人眼裏，《海角七號》只是一部歌唱長片，他們看不懂片中本省、外省人的差異，也看不懂日、台之間的淵源，“文化隔閡太深了”。《悲情城市》就不一樣：楊德昌（應為記者筆誤：《悲情城市》導演為侯孝賢）拍上海人和臺灣人談判，都各有一個廣東人做翻譯。“電影語言說明了一切。”
《窮人•榴槤•麻藥•偷渡客》也算和本土沾點兒邊：講述赴台緬甸華裔偷渡客的故事——可這片子肯定賣不了錢。事實上，它屬於另一種：壓根兒沒想賺錢的臺灣獨立電影。
導演趙德胤用一部小DV拍完了整部電影——DV既便於邊境偷拍，又省錢。他的金主是歐洲的一些電影基金會，所有投資加起來，“比學生電影預算還少”。
趙德胤本身也是緬甸華裔，他16歲才從緬甸回到臺灣，他講的故事，就是自己從小耳濡目染的故事。
1988年以前，奈溫政府統治下的緬甸，學中文是被嚴令禁止的。儘管前些年華文報紙已能重見天日，但華文教育還是“能幹不能說”的。
“他們的處境有點尷尬。”趙德胤對南方週末記者說，“臺灣人和大陸人都不認為這些人屬於‘自己人’，但他們還自認為是華人。”影片裏，偷渡到臺灣的女孩為了得到臺灣身份證，幫“人蛇集團”拐騙人口。但直到最後，身份證仍遙遙無期。
故事的另一條支線裏，偷渡到泰國的緬甸華裔兄妹走散，做導遊的哥哥想賺更多錢，贖回據說在賣淫的妹妹，便犯險製作安非他命。這其實是趙德胤一位朋友的故事，那位朋友最終因為染上毒癮而發瘋。電影裏的導遊沒瘋，他買了一大堆感冒藥提煉“乾貨”賣給黑道。可是黑道不要——因為感冒藥牌子錯了。後來有另一撥人稀裏糊塗把貨買了回去，卻又發現不對，以至引發了一場“黑吃黑”的火拼。這個看似荒謬的情節，也是發生在泰緬邊境上的真事。
趙德胤覺得臺灣電影已經“越來越單一”。他有點懷念他念書時候臺灣的電影氣氛：“想怎麼拍就怎麼拍，反正再怎麼拍也沒人看。”現在臺灣電影依然很自由，可越來越多的導演卻陷入了藝術和商業兩端的拉扯。
“陳國富”大過“周迅”
協助導演鈕承澤拍攝《LOVE》，是臺北市電影委員會總監饒紫娟接手過的最頭痛的活兒之一。
鈕承澤喜歡在大馬路上人最多的時候拍街景，他要那種熙熙攘攘感，這可苦了饒紫娟：她得去協調封街，還得專找週六、周日封——那時街上人最多；可人越多，電影越不好拍，因為被攔住的人會鬧意見，鏡頭的“干擾項”也越多。最後，原定攔街一天就能拍完的鏡頭，整整拍了三天。
臺北市電影委員會是個半官方半民間的機構，主任委員是臺北市長郝龍斌。委員會的工作目的很明確：吸引劇組到臺北拍片，用電影“推銷”臺北。理論上講，只要電影裏有三分之一以上場景在臺北拍攝，或者是獲得了臺灣“文化部”電影補助金的電影，饒紫娟都得幫他們：和取景地打交道；幫電影進行後期宣傳。
當年《海角七號》也讓她頭疼，整部片子只有開頭的一句話“我操你媽的臺北”和臺北有關係，但因為是2008年臺北電影節“劇情長片百萬首獎”，饒紫娟還是得幫他們做上映宣傳。
《LOVE》是兩岸合拍片，一半故事發生在臺北，另一半在北京。鈕承澤受夠了在北京的拍攝限制：“什麼能拍？不知道。怎麼申請？沒人理。要拍天安門？得在車上拍。要用拖車？去五環外！”2012年的上海電影節上，鈕承澤曾這樣“吐槽”。
這部電影最終的票房表現是：兩岸破億——在臺北按新臺幣破億，在大陸按人民幣破億。饒紫娟至今覺得這是個臺灣觀眾接受合拍片的里程碑。《LOVE》之前，不單臺灣觀眾很少對合拍片買賬，臺灣導演對拍攝合拍片也很謹慎，那基本上意味著，既要對大陸的金錢低頭，也要對大陸的審查制度低頭——儘管事實上，合拍片總能給他們帶來大陸市場不菲的票房收入。
饒紫娟覺得臺灣人對合拍片的“抵觸”似乎正在慢慢改變。《LOVE》之後，《畫皮2》又創下了大陸片在臺灣的票房紀錄：4000萬新臺幣左右。
聞天祥注意到《畫皮2》進入臺灣時發生的變化：片名改成了《轉生術》——臺灣人不熟悉《畫皮》系列，但對好萊塢魔幻故事挺熟悉，《轉生術》顯然更顯得魔幻些；海報也改，大陸海報上齊刷刷列著的幾個主演大名，到了臺灣一概弱化，字型大小最大的是監製陳國富——相比周迅、趙薇、陳坤，宣傳方顯然覺得，臺灣人會對“自己人”更感興趣一點。
臺灣觀眾也並非不買大陸演員的賬。蛇年春晚在臺灣媒體轉播，演員孫儷唱起《風吹麥浪》的時候，整台晚會收視率達到頂峰——就連劉謙“找力宏”，也沒能“PK”過“甄嬛”唱歌。
甄嬛火了，大陸的票房神話《泰囧》卻連進入臺灣市場的機會都沒有——按照規定，每年從大陸“進口”臺灣的電影只能有十部；在2013年初廣電總局發佈《關於加強海峽兩岸電影合作管理的現行辦法》之前，臺灣“進口”到大陸的電影，也只能有十部——這實際上是一宗“對等交易”。至於哪部能進臺灣，哪部不能進，靠的是運氣：全由臺灣“文化部”影視產業局抽籤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