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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惠耀:《刻在》影評系列一:未竟的解嚴與性別平權(【刻在你心底的名字】海報贈獎參賽作品十三)


《刻在你心底的名字》為導演柳廣輝、監製瞿友寧二人,依照他們在衛道中學的親身經歷改編而成。前期的時空背景是1987年解嚴及蔣經國逝世,以及後解嚴時代一連串的校園民主化,包括解除髮禁、男女合校、改變軍歌表演風格、逐漸停止體罰等。後期的時空則在2010年迄今,同婚運動風起雲湧之後,同志越來越願意出櫃現身,而社會風氣也大為轉變。

即是我不喜歡《刻在》將議題破碎化,但本篇影評試圖回應《刻在》所揭示的議題之一:解嚴/後同婚時代的未竟之業。

《刻在》將同性戀議題與政治民主化巧妙的連結,與《女朋友、男朋友》略為相似。若說戒嚴時期,「人人心中都有個小警總」,對政治言論進行自我審查與修正;那異性戀常規下的人們,何嘗不是「人人心中都有一套異性戀婚嫁觀」。諸多臺灣史研究者已指出,解嚴之後,「人人心中的小警總」仍未消失,政治言論的自我審查仍然是那時代人們的日常思想工作,某些議題甚而成為那代人的共識,阻礙民主化前行(如教官是否退出校園)。

而在同婚運動之時與之後,如同劇中男主角最後所表達的(我已忘記原句),這時代已經改變,說出「我愛你」不再那麼困難。這句話似乎想表達,「人人心中的異性戀婚嫁觀」已然瓦解,而「我們」得以自由了。從政治思想的解放與民主化,推展到婚戀的自由與平等,鋪陳一套以自由為名的「進步敘事」。

然而,解嚴之後/同婚之後,到底解放了什麼?又延續了什麼?什麼事情改變了,而什麼仍然不變?《刻在》試圖以Birdy對體制的衝撞與挫折、轉變,說明解嚴之後,許多事情仍然不變,如軍歌比賽依然不能唱流行歌,男女同校只是敷衍官方政策的形式,而嚴禁交往才是事實。這一連串的校園民主化,並沒有那麼順遂,而當事者衝撞後的傷痕也未能修復,Birdy不再衝撞,或許是已遍體鱗傷,又或者不願看到張家漢步上後塵。

《刻在》沒說明的是,在同婚之後,是否真的自由解放了?真的如中年張家漢所言,可以大方走出來了嗎?中年Birdy似乎回不到學生時代的前衛精神,步入異性戀婚姻又育有子女的他,真的能走出來嗎?這或許是後同婚時代的未竟之業之一,「後」既是指同婚通過之後的時間走向,又是對「同婚」及「前同婚」所衍生的諸多麻煩事,重新思辨。中老年同志、已(異性)婚的同志,將面臨什麼人生難題,包括尋找下一春、老年照護,及其孩子的養育問題等等。

如同政治民主化是經年累月的艱辛結果,性/別的解放之路也是,終點仍然未到。

原文出處:【姚惠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