標題圖片：「新約教會」高舉抗議標語的行列出現在1985年11月臺灣地方選舉的「黨外」勢力演講會上的景象（筆者攝影）
接班人問題的起源──蔣經國的總統任期與長年痼疾
1980年代初期，我戰戰兢兢地「進入」了臺灣政治的「狀況」之中，最初見到的是由下而上的民主運動，以及在政府鎮壓之下開始興起的嶄新民族主義。赴香港任職後，我廣泛閱讀英文和華文報紙，其中時常躍入眼簾的是橫跨太平洋的國際醜聞──江南事件的相關報導。或許這是事後諸葛，但我恰巧見證了國民黨政權的危機，一黨獨大的統治體制開始動搖。當時，危機以獨裁者蔣經國接班人問題的形式，浮現於世人眼前。
蔣經國（1910-1988年）的權力最終由李登輝（1923-2020年）承繼的歷史劇碼，牽涉到政治體制轉換與臺灣和美中的關係，演變成長篇故事，未來若有新資料出土，或是新的視點出現，將會出現新的長篇論述。在敘事充分成為「歷史」之際，後世未能共有當時相同時空的人們，又將如何談論？我對此感到興味盎然。但在此回，請容我僅記下自己這個初出茅廬的觀察家於1985年間在香港的所見所聞。
蔣經國的接班問題會浮上檯面，與他長期以來的糖尿病惡化有所關聯。蔣經國在1980年1月，因為接受前列腺手術入院約1週，隔年7月底因眼疾再度入院治療，1982年2月又因網膜症入院接受診治。接著在同年11月，公佈了蔣經國的病症是糖尿病引發的末梢神經炎。當時臺北的消息靈通人士似乎都一致認為，蔣經國將不久於人世。
翻開當時的訪臺筆記，1982年夏天訪臺之際，曾聽聞下荒地修二先生（時任交流協會總務部長）的觀察和預測，主要認為蔣經國無法撐到1984年的總統選舉，若他在任內過世，首先將依中華民國憲法的規定，由副總統謝東閔（臺灣本省人）繼任總統一職，而問題在於，臺灣政局之後將會如何發展。此處言及的總統選舉，並非現在一人一票的直接選舉。臺灣在民主化之前，總統和副總統由國民大會（已於2005年廢除）選出，而國民大會的代表大部分是中華民國在中國大陸時期所選出的代表，也就是所謂的「萬年國代」，僅有一小部分是經由1972年之後導入的「增額選舉」制度選出的代表。1975年蔣介石過世後，時任副總統的嚴家淦在剩餘任期內繼任總統，蔣經國在1978年指名前述的謝東閔為副總統，而獲選為總統。由於任期為6年，因此時程上應該預定在1984年春天，由國民大會進行總統改選。
事實上，在我1982年夏天即將訪臺前夕，臺北的政論雜誌《縱橫》1982年7月號上，曾刊載一篇由政治評論家耿榮水先生以筆名徐策所撰寫的文章「誰是蔣經國的接班人？」，在當時掀起一陣熱議。前述下荒地先生的預測，應該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產生。順帶一提，當時耿先生提出的接班人首選是時任行政院長的孫運璿（1913-2006年），接著是蔣彥士（時任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秘書長）、王昇（國防部總政治作戰部主任）、蔣緯國（蔣經國弟，國家安全會議秘書長）、林洋港（本省人，內政部長）。
但孰能料到蔣經國之後隨即恢復健康，在他重獲活力之後，首先要求在自己住院期間被認為大肆擴權的王昇將軍出使巴拉圭，並指名李登輝擔任自己在1984年總統選舉的副手，接著更任命當時的中山大學校長李煥──為了負起1977年地方選舉敗選的責任而遭免除國民黨要職──為教育部長，使其重返中央權力核心，蔣經國著手進行了各種政治上的重新安排。江南事件便是發生在這些安排施行不久之後，下屬對「黨國愚忠」而引發的棘手事件。
蔣孝武才是真正接班人的說法？
誠如下荒地先生所言，由於有嚴家淦的前例可循，蔣經國即使有個萬一，總之由副總統繼任即可。但問題在於，國民黨一黨獨大的統治體制將由誰掌握實際權力。由於臺灣之後民主化，可以籌組獨立自主的反對黨，總統由一人一票的直接選舉選出的制度也成形，這問題終於獲得解決。不過以當時國民黨一黨獨大的統治體制為前提，無論由誰擔任總統，恐怕沒有人會認為此人將如蔣家父子一般可以掌握實權。
1984年夏天，前述的耿榮水先生在不同雜誌上以另一個筆名撰寫文章，該文題為「第二波接班人馬──『誰是蔣經國的接班人？』續篇」。由於該文寫於一連串的人事更迭塵埃落定之後，名單內的人選和順位皆大不相同，不過無論誰成為接班人，其前提在於，只是擔任過渡期的領導人罷了。順帶一提，該名單順序的首位是李登輝，接著是李煥（1917-2010年）、李元簇（法務部長、曾任教育部長的法律學者，之後成為李登輝的副總統）、陳履安（戰後主導農地改革的行政院長，其父為擠身副總統的陳誠）、郝柏村（時任參謀總長，1919-2020年）、徐立德（時任經濟部長）。
在這些討論裡公認最有利人選的是李煥，傳聞他深獲蔣經國的信賴，但來到香港之後，我聽到真正接班人是蔣孝武或者是李登輝這兩個令人意外的說法。前者是從臺灣傳來的說法，其根據在於蔣彥士捲入1985年1月的臺北第十信用合作社醜聞（譯註：十信案）被迫辭去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秘書長後，該職由「宮廷派」的馬樹禮接任，而蔣孝武（1945-1991年）先前曾遭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指稱為江南事件的背後影武者，但蔣經國決定歸罪於汪希苓等人，美國方面亦不再追究，讓蔣孝武逃過一劫，因此情況轉為有利於蔣孝武營造接班的態勢。
只要相信臺灣的蔣家王朝不會長久持續下去，就不會認真看待此議論，因此這個說法未久即煙消雲散。1985年8月中旬，蔣經國在美國時代雜誌（Times）的專訪以及同年12月25日的中華民國行憲紀念日的演說裡，半年內二度宣布「總統依憲法選舉產生，從未考慮由蔣家人士繼任」，此外更在隔年2月，任命蔣孝武這個不肖次子出任駐新加坡代表，放逐海外。若僅止於言詞，當然無法保證蔣家人不會掌握實權。不過，現在再度回想當時的情況，可以得知由於蔣家威信受到來自臺灣內部與美國的強烈威脅，蔣經國才會做出如此發言。如同前次連載所述，美國偵察當局手上可能握有次子蔣孝武涉入江南事件的證據，對於蔣經國個人來說，無須贅言地，這是個相當沉重的打擊。
由於《蔣經國傳》的作者遭暗殺身亡，輿論開始大量出現以往只能在私下耳語的蔣家傳聞，蔣經國一家人幾乎赤裸裸地呈現在大眾視線之下。1975年，從康寧祥的《臺灣政論》開始，美麗島事件後「黨外雜誌」媒體呈現爆發性的成長，所建構出來的政論空間逐漸擴大，這便是其時代背景。該年11月，為了觀察地方選舉而訪臺之際，在臺北「黨外」候選人演講會的一片喧雜聲中，我曾見到基督教派的新興宗教團體「新約教會」公然高舉著批判蔣經國的標語。非常明顯地，一黨獨大的政治體制和蔣經國的獨裁統治出現問題。對於由下而上的民主運動和臺灣民族主義來說，這些問題更加擴大了「通往自由的裂縫」。
李登輝才是真正接班人的說法
我在香港中文大學初次耳聞了李登輝才是真正接班人這樣的說法。當時我受邀參加該校政治與行政系教授翁松燃（Byron Weng）所主辦的午餐演講。日記和筆記上並未標注日期，所以不知道實際的時間，但約莫是在進入大學暑假之際吧。翁教授身為《九十年代》雜誌的重要撰稿人，他對於香港問題、臺灣問題和「一國兩制」的相關論述，對我來說都是每期必讀的文章，來到香港之後，我也曾數次拜訪翁教授求教。我記得翁教授出生於臺灣的彰化。
當天的講者是賓州州立大學的張旭成（Parris Chang）教授。張教授著有關於中共黨史的學術專門著作，也在美國《新聞週刊》（Newsweek）上撰寫專欄，因此知道他的大名。雖然他個頭不高，但相貌堂堂又談吐不俗，演講時所用的英語亦淺顯易懂。我後來才得知張教授出生於臺灣的嘉義。雖然並未留下當天的筆記，但由於記憶非常鮮明，所以還記得當時討論的概要。張教授說，擔任蔣經國副手的李登輝將會成為臺灣的沙達特。若沒有記錯，當天的討論如下。埃及的革命英雄是納瑟總統，而擔任其副總統的沙達特（1918-1981年）在任內完全遵從納瑟的指示而顯得毫不起眼，但在納瑟死後繼任為總統，便展現出強大的領導能力，與以色列達成大衛營協議（Camp David Accords），留下了輝煌的功績。一直以來，李登輝在蔣經國面前也都是一位忠貞不二的學者型官僚政治家，不過一旦就任為總統，就會如同沙達特一般，很有可能大變。
當時我的理解也僅止於「原來如此，還有這種看法啊」的程度罷了。現在若在日本提起李登輝，即使他已經退下政治的第一線，卻仍享有極高的知名度，但在當時的日本，李登輝不過是一位農業經濟學者，僅在學界有些知名度吧。當我還是研究生的時候，認識的農業經濟學老師曾對我說，在他認識的學者裡有一位叫做李登輝的人，正擔任臺北市長，可以介紹給我認識。但我當時並未強烈央求引介。後來即使後悔也已經太遲了。
李登輝在國民黨的資歷尚淺，組織內亦無任何基礎，而且怎麼說都是本省人，當時我所聽聞到的坊間評論大多列舉以上數點，認為在後蔣經國時代他不可能成為有實力角逐大位者。耿榮水先生在1982年的預測裡所舉出的本省人是林洋港，李登輝連名字都未被提及。林洋港（1927-2013年）過去曾經當選南投縣長，擁有選舉實力，比起在1970年代由於蔣經國的拔擢而突然入閣的李登輝來說，一般認為作為本省人政治家的林洋港已經起跑領先。李登輝雖然僅僅仰賴蔣經國的拔擢，但最終這點就改變了兩人晉昇的順位，即使蔣經國過世之後，林洋港最終也未能追上李登輝。1996年首次總統直接選舉時，林洋港縱使遭國民黨除名，仍舊堅持挑戰李登輝，不過卻以壓倒性的票數落敗。
蔣經國「向前方逃走」
其後，我見招拆招式地學到了比較政治學的用語「向前方逃走」。威權主義體制的領導人在內外情勢皆不利之際，會因應由下而上的政治自由化和民主化的要求，做出微小零碎的讓步，試圖為政權延命。若將自由化和民主化當作前方，微小零碎的讓步便可以說是「向前方逃走」。我在之後的著作裡，便將蔣經國晚年的政治決策類比為「向前方逃走」。
雖然前回連載已經提及，我在香港結識的臺灣人吳鴻裕先生，在1985年2月初那個時間點，曾經預測「（這個江南事件）或許可能要了（國民黨的）政權性命」。若回顧事件之後的演變，他的預測是否準確？以短期來說，由於安然度過了江南事件的危機，因此答案是No吧。
不過從中長期來看，答案是Yes，同時也是No。Yes的原因在於，國民黨最終仍於2000年總統選舉敗給了民進黨的陳水扁而失去政權；No的原因則是允許民進黨在1986年創黨，並在1987年解除戒嚴令，在突破政治禁忌之後的民主化過程裡，國民黨仍然長期執政之故。在那個過程之中，李登輝在國民黨內的權力鬥爭中獲勝，才能「成為臺灣的沙達特」，不過或許是蔣經國晚年著手策劃「向前方逃走」的戰略生效，而李登輝或許正是那位適合執行戰略的最佳人選。
如同表達臺灣民族主義的口號「臺灣前途由住民自決」在1983年選舉場上登場，引發爭論的已非單純的自由化、民主化的問題。李登輝當時身為「黨中資歷尚淺的農業經濟學者，榮獲蔣家強人拔擢的臺灣人，加上有共產黨脫黨經歷且基督徒」如此複雜的身份特性，對於領導「向前方逃走」戰略來說，我認為是非常必要的特質。
在將此回專欄的稿件交付編輯部之後，李登輝先生於7月30日晚間逝世，享年97歲。在此致上深厚的哀悼之意，同時衷心地為逝者默禱祈福。我接受報章媒體的採訪而撰寫了一篇評論，該篇短文題為「李登輝先生奔馳越過的窄道與高牆」（李氏が駆け抜けた細い道と高い壁），文中我也曾提及「李登輝是臺灣沙達特」的說法。在我任職香港時期後的好幾年，我才有機會得以直接與李登輝先生會面，關於那些往事，接下來將依序娓娓記下。
原文出處 Nippo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