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婭·李·索倫森的丹麥父母曾跟她說，她是被韓國的親生父母送養的孩子。 送養文件上寫道，她於1987年早產出世，家裡負擔不起醫藥費，才希望她在國外有個「美好的未來」。但當索倫森去年在韓國找到親生父母時，他們都不敢相信她還活著。 他們告訴她，她的母親在分娩時昏迷，醒來後診所說孩子已經夭折。
韓國是世界上跨國收養兒童的最大輸出國，被外國收養的兒童人數總體上比其他國家都多。 自1953年韓戰結束後，大約有20萬名兒童被送往國外，其中大部分被送往美國和歐洲。雖然韓國是世界上出生率最低的國家之一，但這些送養行為持續至今。 2021年，全球最大的跨國收養輸出地是哥倫比亞、印度、烏克蘭和韓國。 （在2020年新冠疫情開始前，位居榜首的是中國。）
在過往腐敗和瀆職行為面臨廣泛指控之際，韓國政府去年才首次對收養產業展開正式調查。儘管官方一再鼓勵國內收養，但韓國家庭長期以來不願收養兒童。 收養專家表示，在韓戰後的許多年裡，韓國都是個醫療服務落後、福利投入薄弱的貧困國家，迫切需要為孤兒、棄兒或殘疾兒童尋找外國收養家庭。
許多兒童在國外找到了能滿足他們所需的幫助和愛心家庭。 但在韓國急於將海外收養當作國內問題解決方案的同時，也引發了深刻而廣泛的問題，而這些問題持續了數十年之久。以前的收養機構出於盈利目的會在收養文件中偽造或掩蓋事實，以便讓更多孩子符合收養標準，有時甚至親生父母都不知情。 許多未婚母親甚至在分娩前就被迫簽署放棄自己的孩子。 而當兒童在新家遭遇適應困難或虐待的時候，這些機構也很少或根本沒有跟進。
隨著韓國決意徹底改革收養制度，包括加大政府對想要養育孩子的單親媽媽的支持，以及要求海外收養必須得到法院批准，許多問題在近年來已經解決。 但對於早年間的許多瀆職指控依然未展開調查。近年來，大批被收養者回到韓國追究問責，他們有時間和資源去尋找答案。 在新一代研究人員和政治人物的通力協助下，他們願意揭開那些幾十年來都被視為太可恥而羞於公開討論的痛苦傷疤。
「這就跟人口販賣一樣，」索倫森在談到韓國的收養制度時表示。 “如果這樣的事情發生在我身上，那他們還會對多少人做同樣的事情？”
“一個民族”
疫情期間，在丹麥長大的韓國被收養者彼得·莫勒請世界各地的韓國被收養者分享自己的經驗。 他以為會聽到一些收養文件作假的孤立案例。 但沒想到，無數人站出來揭露了偽造數據、偷竊嬰兒、洗白身分、收養家庭虐待的行為。
「這只是冰山一角，」莫勒說。 他幫助組織的全球被收養者運動推動了韓國政府的調查。
韓國的嬰兒出口業務始於批評人士所謂的針對混血兒童根深蒂固的仇外心理和偏見。 戰後韓國首任總統李承晚推行所謂「一個民族一個國家」政策，鼓勵將美國士兵與韓國婦女所生的混血兒送到「他們父輩的土地」上。
許多混血兒的貧困母親面臨艱難抉擇：要麼送養海外，要麼在貧困和恥辱中獨自撫養孩子。
夫正河（音）是一名退休的收養代理人，當他在1967年加入韓國最大的收養機構霍爾特兒童服務公司時，他的第一項工作是說服在美軍基地週邊從事性交易的 婦女將她們的混血兒送養海外。 「我們的社會不會管他們和母親的死活，」他說。 “這些母親生活和勞作的房間小到幾乎連床都放不下。”
在韓國，長期以來都是由父母報告新生兒的出生，被收養者表示，這種做法更容易導致新生兒不向政府登記，然後把他們當作孤兒，變成收養機構掠奪的對象。 直到今年6月，韓國國會才通過一項法律，要求生育診所和當局對新生兒進行登記。
“郵購嬰兒”
到1960年代末，大多數被送到國外的孩子並非混血兒，而是由未婚母親所生，這是另一個在韓國遭受偏見的群體。 夫正河說，當時每週五都會有多達20個嬰兒從全國各地來到霍爾特，他在1978年之前一直負責霍爾特的韓國業務。
「有些嬰兒身上沒有任何訊息，醫生只能根據牙齒猜測他們的年齡，」他說。 還有一些嬰兒是被遺棄的，餓了好幾天，到達後不久就過世了。 他說，他們就埋在霍爾特擁有的一塊土地上，出生和死亡都沒未做政府登記。 他表示，他在霍爾特工作期間，該機構沒有任何違法行為。
「我們把孩子送到海外，這樣他們就能得到更好的醫療和家庭，」夫正河說。
至少對政府來說，另一個目標是減輕國家戰後龐大的福利名單。
為了簡化領養程序，韓國允許霍爾特等四家民間機構透過將被收養兒童送到國外來賺取費用。 這些機構不要求養父母前來韓國，而是直接將嬰兒送到海外。
這些機構經常以低廉的價格僱用海外遊客，將嬰兒護送到新家庭。 1970年，韓國一家日報報道說，透過霍爾特前往法國的10名兒童在走向飛機時，被晾衣繩成對地綁在一起。 報道引用了與妻子一起護送這些兒童的美國人的話說，他們這麼做是為了防止孩子們走散。
儘管飽受戰爭摧殘的韓國經濟開始好轉，但該國仍持續推動領養。 在1970年代，在北韓指責南韓向外國人出售嬰兒後，南韓曾短暫考慮逐步取消海外領養。 但在1980年代，韓國進一步放開了跨國領養，這次是以促進「移民和民間外交」的名義。
韓國是“嬰兒出口國”，從韓國可以“郵購嬰兒”的說法在國際媒體上廣為流傳，並且延續至今。
業務興隆
1985年，8,837名韓國兒童被送往國外領養，其中6,021名被送往美國。
《紐約時報》查閱了國家檔案館的政府內部文件，文件顯示，對於每個嬰兒，收養機構向收養家庭收取3000至4000美元的“中介費”，以及機票和1450美元的單獨收養費。 （1988年，韓國的人均國民所得為4,571美元。）
國家人權委員會今年1月發布的報告顯示，為了維持業務運轉，這些機構為未婚孕婦開設收容所，或向收容所提供補貼，同時要求這些女性簽署協議，放棄自己的孩子。
一份政府文件描述了福利部官員與收養機構的一次會面，當時的議員開始擔心收養機構變成了「人口販賣」中心。 另一份文件援引總統辦公室的警告稱，這些機構“專注於盈利”，向充當收養中介的診所和孤兒院發送“現金和禮物”。
霍爾特表示該公司收取的領養費用經過了政府批准，並表示該公司是根據孤兒院和其他機構提供的資訊處理收養事宜的。 當該機構直接從沒有辦理出生登記的父母那裡接收嬰兒時，它表示，法律允許將這些孩子視為孤兒。
尋找答案
韓國的新聞媒體經常強調在海外被收養的韓國人取得的成功，但近年來回國的韓國人說，他們被身分和歸屬問題困擾著。
威廉·艾倫·沃希斯說，當他被一位未婚的美國商人收養時，他的文件將他列為孤兒。 但他說，一段童年記憶始終揮之不去——他和母親一起前往韓國的一個農村市場，然後他突然被一個陌生人拖走。
調查人員計劃在春季公佈調查結果。 他們沒有權力起訴任何機構，但法律要求政府遵循他們的建議。
被收養後成為藝術家的辰·邁耶森指出，韓國通常沉迷於解決歷史錯誤，例如要求日本就殖民統治期間對韓國女性的性奴役而道歉。
但他說，在承認其痛苦的兒童收養歷史方面，韓國失敗了。
「作為一個國家，作為一種文化，作為一個人群，我們甚至不能在自己的家裡與自己的孩子一起處理這種事，我們又有什麼權利要求日本道歉呢？」邁耶森說。
原文出處 紐約時報中文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