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題：熟番與姦民：清代臺灣族群政治與社會抗爭
主講人：柯志明教授（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特聘研究員）
主持人：湯志傑教授（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副研究員）
時間：2016 年 10 月 21 日（五）下午 2：30 至 5：30
地點：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8 樓 802 會議室
撰寫人：梁秋虹（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博士後研究人員）
柯志明教授演講「熟番與姦民：清代臺灣族群政治與社會抗爭」紀要
柯志明教授現為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特聘研究員暨臺灣史研究所合聘研究員、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學系兼任教授。柯教授的研究核心為清代臺灣、日本殖民與戰後發展的「土地政治」議題。研究領域早期為發展社會學、農民研究及工業與勞動關係，近年致力於結合歷史敘事與社會科學，發展臺灣國家與社會關係之歷史社會學研究。《番頭家：清代臺灣族群政治與熟番地權》(2001) 為其與邵式柏 (John R. Shepherd) [1]在理性的國家與歷史的機遇之間辯論的代表作。此次演講則以下一部專書《熟番與姦民：清代臺灣族群政治與社會抗爭》的序章初稿為主題，進一步講述關於清代臺灣的原漢族群政治、底層社會抗爭與國家權力部署等《番頭家》還未提及的故事。
首先，柯教授從《番頭家》及如何超越《番頭家》開始說起。天高皇帝遠的清代國家權力究竟有多英明？相對邵式柏「理性國家說」，《番頭家》引入歷史機遇 (contingency) 說明國家如何透過操弄族群差異來進行統治，處理了清代國家權力對帝國邊陲多元族群且多重疆域交錯混雜的臺灣社會所進行的治理部署 (deployment)，形成「生番在內、漢人在外、熟番居間」的三層制族群空間體制。《番頭家》沒有解釋的是，熟番社會為何崩解？姦民何以成匪類？清代臺灣最大社會動亂林爽文事件所為何來？因此，《熟番與姦民》的問題意識便從如何釐清國家統治的性質，一舉進入了如何理解本地社會的內部政治。
為何從番頭家到岸裡社？柯教授說明瞭歷史社會學的個案選擇意義。一個清廷積極爭取並細加保護的熟番社，卻最早發生激烈的內鬥，率先崩解離散。由於外部國家剝削相對輕微，番社內部的分化與衝突更能清晰得見。岸裡社作為極端案例，不僅可用來釐清內部過程以及行動面向，更重要的是，權力於實作層面作為關係網絡，要有實際作用的機遇與能動力，只有下放至地方性、乃至個人性的案例裡才有辦法完整呈現。作為研究者，要尋找的就是一個能充分彰顯國家權力部署與社會底層行為互動之歷史實作的最佳案例。
演講整體的論證架構主要透過三層制、後續屯番制及其配套而行的番政變革，探究國家權力分化及利用臺灣多元族群移墾社會的內部歧異。從消極隔離族群空間到積極利用熟番武力，為達成與族群結盟策略而進行的收編和滲透，如何造成平埔族社會的分崩钜變。至於社會內部為因應國家權力施作而相生相伴的矛盾與分化，柯教授將解釋關鍵放在同處清代原漢社會底層的兩類人——熟番（番人之熟）與姦民（漢民之奸）身上，由此解析「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底層行動能力 (agency)，以及政策制度安排上適得其反的非預期後果（平埔族社會的崩解與漢人界外私墾者的叛亂）。最後並宣示以權力的系譜學 (genealogy) 為方法論立場，探究清代臺灣治理實作體制 (regime of practices) 生成的「事件史」（而非制度史）研究。
破題首先自問，從國家權力的研究視角究竟「看見」、「看不見」或者「視而不見」什麼？柯教授認為國家中心論（國家剝削說及國家保護說）過於放大國家的支配或剝削能力，「看不見」底層弱勢者能動力的原因，部分來自研究者心懷同情，為弱勢者代言或代理批判，也就只能得見「彰顯其無力」的行動。如此一來，無論高明治術說 (statecraft) 或國家剝削說，皆隱性支持了國家霸權體制的單向宰製，乃至物化 (reify) 了受治者的無力。那麼，如何得見弱者的抵抗？相較詹姆斯‧斯科特 (James Scott)《弱者的武器：農民反抗的日常形式》（Weapons of the Weak: Everyday Forms of Peasant Resistance, 1985），柯教授所論並非檯面下的隱蔽文本 (hidden transcripts)、嘴皮子上的言語戰爭 (war of words)，而是面對本地歷史上的底層社會抗爭，在出走、反叛與生存之間，如何「看見」無力者的能動力、弱勢者的行動潛能。
整體而言，國家不只深受歷史機遇左右，同時形成在權力實作上更具彈性、權宜部署、「兼用經權」的國家。然而，制度暗生弔詭，國家陷入兩難。對於非本地生成且不願與當地人混雜的外來政權，臺灣多元族群移墾社會在邊界及結盟二者上可能發生的變化，遠比想像的大。國家劃設番界區隔族群，卻不如預想來得疆界井然，反而釀成弄兵之漸。三層制夾心層空間衍生出異質交錯的「居間」現象 (liminality)，暗地伏流形成統治者眼中「藏奸聚匪」、「聚民為亂」的社會灰色地帶。在視而不見（放任界外私墾）與積極管理（純化夾心層）之間，若強制執行一個無法貫徹的靜態平衡表象，反而破壞暗藏於下的動態平衡機制，漢人界外勢力潛入地下且日益壯大，終釀成「失控的沿山」。一個不得不透過「協力仲介者」治理本地多元族群社會的外來政權所必須面對的難題不斷出現：「與誰結盟以對抗誰？」同時也不得提出：「跨界者究竟是敵是友」的疑問。
從結果來看，林爽文事件以民間武力地下部署挑戰國家霸權體制的行動失敗了，熟番武力協助平定叛亂有功，因此通過了國家的忠誠考驗。自撤漢通事，改立番通事，以「番人治番」，可謂退一步進兩步之策。而熟番作為國家的協力仲介者，從首任理番同知頒賜給岸裡社首任番通事的「率類知方」匾額可見一二。然而，古匾現已斑駁，亦隱喻既要「率類」（統率同類）又要「知方」（為官之道）的兩難。柯教授將此概念化為「社會權力經紀人」(broker) 與「國家權力代理人」(agent) 的兩種菁英類型。「國家權力社會化」與「社會權力國家化」是一條分叉路，番通事從「恩庇保護型」轉為「營利榨取型」，構成了菁英的異化 (alienation)。菁英究竟要站在國家還是社會的那一邊？兩種權力分立構成番社內部政治過程的主要矛盾，番社內部敵對派系的權力鬥爭分裂成為社主派與社眾派，在國家權力滲透與社會自我保護的兩股張力之間，一場钜變就要來臨。
就此而論，柯教授似乎有意通過傅科 (Michel Foucault) 的權力觀，在權力力量關係上放鬆弱者的弱勢性，並且強化了受治者的政治。這也是柯教授自1995 年出版的 Japanese Colonialism in Taiwan: Land Tenure, Development, and Dependency, 1895-1945（2003 年改寫成中文版本《米糖相剋：日本殖民主義下臺灣的發展與從屬》）以來一貫的研究立場：被統治者從來不是同質團體，而是有內部的族群政治互動、利益分配不均與權力階層分化的問題。然而，在他的歷史敘事裡，即使是一場失敗的集體行動（界外私墾者的叛亂），或是無可挽回的歷史悲劇（番社的內鬥離散），弱者仍然可能予以賦權，端視研究者如何去發現社會底層中潛在具有因果作用力 (causal power) 行動的歷史刻痕。
演講最後，與會提問十分熱烈。首先，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張茂桂教授、湯志傑教授從不同角度來討論「底層」的理論意涵及其概念相對性問題，以及如何界定國家與社會關係之間的「底層」。國立清華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林文源教授，則從傅科和阿岡本 (Giorgio Agamben) 主張個案特殊性的系譜學視角，對「底層」提出「多層」的概念性操作、權力體制部署從意向性到行動效果的現象學距離，以及當事件化方法帶入行動者能動性，是否壓縮歷史機遇的本體性存在空間等理論議題交換意見。
另一組提問則集中在帝國統治或中國研究的對話意義上。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副研究員黃庭康教授提出，將清帝國外族政權的邊疆治理與西方殖民主義比較參照的可能性，並好奇「姦民／奸民」是否蘊含清代男女人口比例失衡與社會動亂關係的性別意涵。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副研究員吳介民教授從現代政治學角度思考，認為清帝國在特定歷史階段所形成的治理動機，傾向將臺灣這塊海外新領地視為具有反抗政權基地的潛在可能性，建議納入此一地緣政治解釋因素。同時也討論到番社內部政治與經濟兩種權力邏輯的矛盾積累，如何關係到社產利益分配的階層化與社職體制權威體系的運作，即地方派系與地方利益的互動。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副研究員林宗弘教授則舉杜贊奇 (Prasenjit Duara)《文化、權力與國家：1900-1942年的華北農村》(Culture, Power, And the State Rural North China, 1900-1942, 1988) 書中「保護村莊或變為土匪」為例，以民國時期現代國家賴以統治鄉村政權結構下所出現的營利型或保護型經紀人，對照清代臺灣恩庇保護型或營利榨取型的番通事角色。對此，柯教授也回應了研究對象、解釋目的及概念上的兩造異同。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所長謝國雄教授總結，從岸裡地域的個案特殊性，有助於反思社會科學一般從統計上的代表性來進行個案選擇的意義。並進一步探問，從傅科的權力關係到朱熹的經權治術之說，歷史社會學如何在中西理論工具與本地歷史個案研究之間拿捏權衡？以及當認識論與本體論上的差異改變後，對研究能產生的獨特貢獻。
[1]邵式柏著，林偉盛、張隆志、林文凱、蔡耀緯譯，《臺灣邊疆的治理與政治經濟 1600-1800》（臺北：國立台灣大學出版中心，2016 年）。英文原作 Statecraft and Political Economy on the Taiwan Frontier, 1600-1800，1993 年出版。
原文出處 中研院 明清研究推動委員會(所有圖文版權皆屬原著作權人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