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原論起源摘要：
原論以導演侯孝賢的《戀戀風塵》主角阿遠摩托車失竊，表達對義大利新寫實導演狄西嘉電影《單車失竊記》的敬意，討論侯孝賢對新寫實主義精神、形式主題繼承與延續：充滿社會意識視角，呈現個人與社會協商的過程。
個人與社會力的協商，可從三方面加以討論。
第一：從鄉村到城市的適應與階級的改變。
第二：城市對現代化的時間精確準時要求。
第三：電影對社會議題的點到為止，視為導演對資方與當時檢查制度的協商。
最後更比較了《戀戀風塵》與《單車失竊記》最終創作的底蘊不同，與背後更大的東西方哲學的相異。
2.文獻探討：
作者：謝世宗文中旁徵博引相當多的中外文獻書籍資料。
他引用與參考的文獻書籍如下：
3.研究方法：
微型重覆，巨型發展。
4.論文結論：
作者肯定《戀戀風塵》的寫實精神，或視為國族寓言，但當時的政治衝突及社會運動明顯的被淡化或刻意規避，他認為不只電影內容主題充滿與社會協商的痕跡，電影拍攝過程與電影本身，就是台灣新電影導演在威權體制與市場利益等社會力的干涉與影響下，之社會協商的產物。《戀戀風塵》完成於1986年，電影關心到台灣工業化的階級問題，如：礦工集體罷工、階級流動的不可能……等。1983年《兒子的大玩偶》引起的「削蘋果事件」，有殺雞警猴的作用，讓新導演有自我檢查的警覺。於是在《戀戀風塵》的階級議題以迂迴的方式呈現，或看似不相關的小細節，如：小孩偷藥當零食吃，暗示鄉村物資缺乏，以及礦工集體罷工、勞動傷害、勞力剝削……議題點到為止。還有比較《單車失竊記》結局的走入人群，與《戀戀風塵》結局的對人世無常與缺憾還諸大地，東西方對自己處境觀點差異。
5.個人心得：
《戀戀風塵》的確有對《單車失竊記》致敬的氣味，但其實個人覺得侯孝賢在「削蘋果事件」後，可能礙於當時的社會氣氛與審檢制度有所保留，但台灣很快的在1987年7月15日宣布解嚴，之後侯孝賢立刻於1989年完成講述228事件的《悲情城市》，並成為首部在國際影展獲獎的台片，這是一個非常微妙的過程，也象徵台灣與導演的大進步，對於台灣在國際能見度上貢獻卓著。
回到論文裡，作者其實用很大的篇幅一直在講述「微型重覆，巨型發展」的想法與觀念，我因為對論文的相關研究懂得非常少，不知道是不是論文撰寫上一種必要強調的手段，個人覺得重覆講述的文字實在太多。
重新再看這兩部被作者舉例的電影，他的寫實性除了在影像上，凍結保留了時代性，不論建築或是人們的思惟、生活、行為模式……等等，當中對於社會階級不公的批判，並未隨著電影完成時間的早晚，影響到他的力量。尤其《戀戀風塵》裡面還觸及到兩岸人民的第一類接觸，不論他的真實與普遍性，現在看來，仍有一種時代印記的價值。
個人覺得《戀戀風塵》絲毫沒有減損其標記時代的力量，因為當時與資方及威權政治的「協商」（妥協），反而留下更明顯的痕跡，所以侯孝賢做為台灣新電影的一員大將，《戀戀風塵》仍是一部擲地有聲的經典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