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幾天系上辦退休老師的告別茶會，三個退休的前輩都是我台大電機系的學長，有人工作接近45年了，分別在美國、台灣工作了二十幾年。
那一天我跟順志和另外一個同事坐在一起，我們的年紀差不多，他們說剛進來的時候得到這些前輩很多的幫助，然後講到小教授時跟著大教授一起做大計劃的過程，這些學長要求都很嚴格，還有參與大計劃的學生一直喊受不了。
我知道台大電機系出身的人常不易相處，越是傑出的，越有自己的堅持。當初回來避免到台中以北去，就是不想跟台大電機系以前的老師有所瓜葛，所以我就盡量避免跟這些學長一起做計劃，當初我是這樣跟自己講的：日子應該會很難過。
但為了生存，後來我跟著賴老師做計劃，賴老師可能誤解了一些狀況，並不是台大電機系的人都那麼優秀，對工作的看法也不完全是那樣至高無上，但正因為這些刻板成見和誤解，我反而得到了不少好處。
今天早上起來，想到副教授時帶國安局、電信總局、電信技術中心一行十個人到德國魯爾區去執行賴老師計劃的工作。兩個月八個週末，我都到不同的城市去玩，因為只有兩天，我大部分坐飛機，有時候坐ICE，沒有帶國際駕照就沒有開車，
工作當然是圓滿順利成功，但當時我的心態是去玩的。
記得有個禮拜，我一個人跑去杜塞道夫，那邊的地鐵站有一站叫做 Zoo，我剛到柏林的時候實驗室就在柏林的 Zoo 那一站，直覺就告訴自己這裡有動物園。
那天下午我就在那裡一直找動物園，想說動物園這麼大，應該離地鐵不會太遠，不會找不到，找了一兩個小時，竟然找不到，我突然懷疑起自己的德文和能力來。
後來找到一個當地的德國人，問他動物園在哪裡？他說動物園就在這裡呀，我就問老虎在哪裡？他說實際的動物園在二戰期間已不存在。原本的動物園於 19世紀末期建立，在 1943 年的英美盟軍空襲中，該動物園被完全摧毀，此後未再重建 。
幾年前我去跑鹿兒島馬拉松，住在天文館，我也傻傻的去找天文館，可惜我沒有能力用日文跟當地人聊天，找了半天找不到，回到旅館用電腦Google了一下，才發現鹿兒島的天文館，就像杜塞道夫的動物園一樣，早就在真實的世界消失。
找不到天文館那一刻我才明白，有些我們以為存在的東西，其實只是歷史的回音，就像我們對工作的某些信念，也可能只是過時的信仰。
我一直覺得台灣人傑出、優秀與一元化的文化很愚蠢，尤其升學制度的設計就為前1%的人量身打造。
納粹集中營前面的那一句話，Arbeit macht frei ，已經被納粹弄到臭掉。但台灣人的工作哲學，很多是把自己關在這句話的後面。
工作代表的是什麼？不能自由的工作？那為什麼要工作？我工作的時候，我自由嗎？
我當然追求人生的意義，但命運為我量身訂製的生長環境，基期很低，讓我容易快樂，即使當個陽春教授，收入不多，也沒有什麼太多傑出的表現，但我現在生活已經超乎我小時候的想像，我國中時候的我的志願：要有一份正常的工作，不要造成他人的負擔，設定的生存門檻不高，比較容易跨越。
有些地方找不到，不是因為方向錯了，而是它早就不在那裡了。
有些價值難以追尋，不是因為我們不夠努力，而是它根本不值得追求。
就像那座不再存在的動物園，我們終究要學會辨認哪些目標值得追尋，哪些只是幻象。
不一定要變成最傑出的人，才算活對了人生。能自由地工作、自在地生活，不傑出也無妨。因為人生最難的事，不是「成功」，而是「活得像自己」。
原文出處 李忠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