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的藝術黃金時代，背後是貴族與教會的贊助體制：米第奇家族資助科學與藝術，奧地利貴族支撐音樂家，甚至哲學家與數學家，也往往是靠金主的「長期養成」才能突破人類知識邊界。這種優閒階層的存在，提供了歐洲天才「不為生計所困」的土壤。
台灣表面上富裕，但無法複製這種文化土壤。原因在於本地菁英階層的資本來源與文化心理結構。外省權貴大多依靠戰後軍政特權與美援紅利起家，本省仕紳也多是冷戰結構中的在地代理人；而近幾十年崛起的台商，則是熟悉中國「尋租經濟」規則的一群人。對這些人來說，藝術不是「養成天才的公共文化投資」，而是資產配置、政商名片或洗錢工具。
這一點在東亞與華人世界表現得尤為清楚：
• 印尼華人收藏俱樂部：在 1990 年代便以財力大舉炒作中國當代藝術，把一些原本在北京圓明園畫室、幾百美元就能買到的作品，推升到國際市場的天價。
• 中國軍方與拍賣公司：軍方資金直接設立拍賣機構，藉由「半官方背書」炒作古董與現代藝術，並利用拍賣市場進行資金轉移與合法化。
• 中國房地產商：在地產泡沫時期，許多開發商把錢投入藝術市場，最典型的就是吳冠中的作品價格被大幅拉抬，成為投資工具。
• 台灣科技大佬：偏好「安全標的」如張大千、趙無極，因為其「國際中國畫巨匠」的地位穩固，不容易跌價。這不是贊助創新，而是典型的資產保值策略。
與之相比，歐洲的藝術贊助之所以能孕育天才，不僅因為金主願意花錢，更因為他們容忍藝術家失敗、支持長期探索。米第奇家族不會要求達文西每年都「交作品」，而是給予他足夠的閒暇與資源，讓他能在繪畫、工程與科學之間自由跨越。這種結構，才孕育出突破性的文明成果。
台灣與東亞的結構卻相反：錢雖然存在，但被放在「龍脈經濟」的框架裡——投資、收藏、炫耀、洗錢。藝術家在這樣的土壤裡，很難得到歐洲式的「長期養成」，更難突破結構性的文化天花板。
原文出處 陳龍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