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葛超智著作的歷史地位與影響
Formosa Betrayed（被出賣的福爾摩沙）一書，是美國前駐台副領事葛超智（George H. Kerr）的代表作。它不僅是第一本詳細記錄台灣戰後史與二二八事件前後因果的書籍，更因其直接揭露國民黨政府的腐敗與暴行，在台灣歷史論述中佔有核心地位。
本書的影響力遠超其他二二八論述：它使許多親國民黨者恨之入骨，卻同時啟蒙了台灣年輕一輩，讓他們認識到國民黨政府的不仁不義，進而思考台灣前途並支持台灣獨立。
本書問世於1965年，在美國社會的中國政策辯論中，為支持台灣獨立的聲音提供了強有力的「第三種聲音」。儘管在台灣戒嚴時期曾長期被列為禁書，歷經非公開節譯，直到1991年才發行完整中文翻譯版，但因當時的時空背景限制，原譯本仍有許多誤譯。鑑於其巨大的流傳與影響，以及台灣民主化後對台灣史的重視，重譯校註的計畫因此而生，旨在提供更精確、更廣泛的歷史理解。
二、 作者葛超智的關鍵人生與事件見證
葛超智（1911-1992）的生平與台灣的命運緊密交織。他於1937年至1941年間來台擔任英文教師。珍珠港事變後，因熟悉台灣經驗，他成為美國軍事情報部的「台灣專家」，並在海軍成立「台灣研究小組」，協助訓練戰後佔領台灣的軍政治理人員。
戰後，他以海軍武官助理派駐重慶，隨後於1945年到台灣，親身見證中國政府的接收過程，並於1946年初擔任駐台副領事。他親歷了國民黨的接收亂象與二二八事件的爆發。正因他目睹了國民黨開始殘酷鎮壓的事實，以及自身人身安全受到當局威脅，葛超智於1947年離開台灣。這段親身見證與經歷，構成了他撰寫 Formosa Betrayed 的基石。
三、 核心論述：以「異質性」為基礎的第三種聲音
葛超智的著作旨在導正美國扭曲的中國政策，為台灣人發聲。他的核心論點是基於「異質性」（alien）的對比：
道德價值的異質性： 具民主自由精神的美國人，與好壓迫獨裁主義的國民黨「中國人」，在本質上與道德價值上有根本的不同。
族群文化的分離： 統治者國民黨「中國人」與被統治的「台灣人」是互相異質的存在。葛超智認為，「台灣人」才與美國人擁有共同的民主價值。
葛超智透過詳細記述國民黨官員的道德腐敗、貪婪剝削（稱之為「奸商政府」、「詐騙集團」）以及殘暴屠殺，揭露蔣介石政府的不仁不義。他斷言，二二八事件是台灣在敗德無能的國民黨統治下的必然結果。因此，他主張美國不應支持殘暴獨裁的國民黨，而應對嚮往民主與人權的台灣人負起道義責任，支持台灣人建立國家。
四、 葛超智的「海洋史觀」與台灣史觀
葛超智不只論述歷史事實，更建構了台灣史的理論基礎——「海洋史觀」，這可以視為他的「台灣獨立」史觀。
名詞區分： 他區分「Formosa」（福爾摩沙，海洋觀點，航海民族的稱呼）與「Taiwan」（台灣，大陸觀點，大陸人的稱呼），以凸顯台灣獨特的歷史與地理定位。
「邊境理論」： 他借用美國歷史的「邊境（Frontier）理論」，認為台灣的歷史發展如同美國，在與不同文化混血、適應新環境的過程中，台灣人已不同於中國人，逐漸發展出獨特的台灣文化。
世界史定位： 他認為台灣問題的本質是海洋問題，是太平洋島環上大陸國家與海洋國家利益的重疊點與衝突點。將台灣視為大陸問題的認知，是美國國務院最不智且錯誤的判斷，也是造成戰後東亞不安的因素。
五、 結語：重構歷史與追求公平正義
葛超智透過本書指出，台灣戰後的問題與悲劇，實出自統治者的惡與墮落。他直指蔣介石等當權者的虛偽，強調歷史若無法戳破掌權者的狡詐，悲劇將永無休止。
本書雖寫於五十年前，但其論述之廣泛、影響之深遠，在當今著作中仍少有能與之比擬。重譯校註的意義，不僅在於糾正過去的誤譯，更在於借助當前對歷史更廣泛的理解與豐富的史料（如葛超智在二二八紀念館、沖繩縣公文書館等處的原始資料），與讀者一起重構對台灣戰後史的認識，以實現對歷史公平正義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