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個極具深度和爭議性的歷史探討。在二二八大屠殺中，國民黨軍隊是否抱有將台灣人民視為「日本人或日本附庸」並進行復仇式屠殺的心態，是許多中、英、日學者和歷史研究的核心焦點之一。
以下整理並補充國際學術界與新聞報導中支持這一觀點的論述與證據。
國際學術觀點：228事件中的「反日復仇」情結
許多研究二二八事件的學者和分析家指出，國民黨當局的鎮壓行為，不僅是對「叛亂」的反應，更是一種在抗戰勝利後對「去日本化」和「洩憤」的暴力執行，將台灣人民的抗議與日本帝國主義的殘餘勢力劃上等號。
1. 英文學術界的「對敵國異族」論點 (Targeting the ‘Enemy Other’)
國民黨的官方定性：
英文學術論文指出，國民黨（KMT）在事發後的第一時間，將事件定義為「親日勢力（pro-Japanese forces）與共產黨破壞者的叛亂」（Source 3.2, 3.9）。這種定性本身就將反抗者與「敵國」連結，為血腥鎮壓提供了政治合法性，並暗示了「報復」的合理性。
針對菁英的「去日本化」屠殺：
歷史學家普遍認為，清鄉的重點是針對在日治時期受教育、在社會上具影響力的知識份子、醫生、律師和地方仕紳（Source 3.1, 3.4）。這些人往往精通日語，被視為「日本奴化」的代表。鎮壓者在抓捕時，常以能否說流利國語、是否穿著西裝等作為判斷是否為「叛亂份子」的依據。這種行為不是單純的清除異議人士，更帶有清算日本殖民影響的色彩。
2. 中文歷史學界對「戰爭手段」的分析
將台人視為「漢奸」或「敵軍」：
有學者（如《二二八的虐殺與逃亡》一書作者）分析，國軍在二二八的虐殺與劫掠手段，是採取對付「敵國異族」（而非本國同胞）或「叛亂奸黨」的態度（Source 1.1）。這種心態源自抗日戰爭中，對待日軍或汪精衛政權「漢奸」的思維模式。
「勝利者的酬勞」與劫掠：
國軍的普遍劫掠行為（包括搶奪財物、手錶、衣物）被認為是一種「戰爭現象或戰爭手段」（Source 1.1）。在抗戰後的軍隊眼中，台灣的財富可能被視為對日抗戰「勝利者」的戰利品和酬勞。這種將台灣人民財產視為「可掠奪」的態度，強烈暗示了台灣人民在他們心目中的地位是「被征服者」而非「本國同胞」。
3. 日文觀點與東亞史脈絡的比較
日本學者與東亞史的觀察：
部分日本和東亞史學者在研究中，會將二二八事件放置於戰後東亞秩序重組的框架下檢視。他們關注到，當時蔣介石政府與日軍雖然是敵對關係，但在治理風格和對待「叛亂」的殘暴上，卻有相似性。
此外，二二八事件後，國民黨官方將事件描述為「日人餘孽」或「受日人鼓動」的煽動，這也反映了日治時期臺灣人對殖民者（日本）的認同與其後對接收者（KMT）的抗拒之間的複雜關係。
日本學者戴國煋、若林正丈等人對此事件的分析，強調了戰後臺灣社會的「半殖民地」處境與外來政權的接收失當，使得臺灣人從「日本人統治下的人民」迅速變成「被中國國民黨壓迫的人民」，這種身分轉變加劇了外省人對台灣人「親日」的歧見和仇視。
總結：復仇心態的實質與證據
雖然沒有直接證據表明「蔣介石下令為抗日復仇而屠殺」，但學界普遍認同，「反日復仇情結」是構成二二八大屠殺暴行的重要深層動機之一：
高層定調： 國民黨高層（陳儀、蔣中正）將事件定性為「日人餘孽的暴動」，為軍隊的血腥鎮壓提供了意識形態的合理化，將清鄉等同於清除日帝餘毒。
執行層面的暴力： 參與鎮壓的國軍在抗戰中飽受日軍蹂躪，將對日軍的仇恨與在台灣遭遇的語言隔閡、文化差異、以及對當地富裕的嫉妒混雜，發洩在被貼上「親日」標籤的台灣菁英身上。
受害者的特徵： 許多受害者因為精通日語、具備留日背景或社會精英身份而被特別針對，這是「去日本化」的政治清算與「復仇」心態交織的有力證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