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戰後臺灣政治史上，黃朝琴（1897-1972）無疑是一個極具爭議與代表性的人物。他身兼多重身份：留日外交官、臺北市長、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長期的省議會議長，以及金融巨子。他的政治生涯，完美體現了國民政府「以台制台」的統治策略，以及本土菁英在威權體制下，如何周旋於政治權力與個人財富之間。
一、二二八事件後的抉擇：從「處委」到「協同者」
1947年二二八事件爆發後，黃朝琴擔任臺北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處委會）的「連絡組組長」。初期，他與王添灯、周延壽等本土菁英共同向行政長官陳儀請願，爭取政治改革和秩序恢復。然而，當國民政府展開血腥鎮壓、處委會被視為「叛亂團體」而解散後，黃朝琴的政治路線出現了關鍵性的轉折。
他不僅未被清洗，反而很快被國民政府吸納與重用，成為最高層級的本土代表。此後，他長期擔任以下重要職務，成為國民黨統治臺灣不可或缺的「協同者」：
長期擔任民意機構龍頭：歷任臺灣省臨時議會（三屆）及臺灣省議會（兩屆）議長，任期長達17年。這使他成為國民黨在地方政壇上最穩固、最具象徵性的本土盟友。他負責主導議事，協助中央政府政策的推動，有效穩定了本土菁英與外省政權之間的關係。
國民外交要角：曾任中華民國駐聯合國大會全權代表、中日合作策進委員會常務委員等職。這顯示國民黨政府不僅讓他負責「內安」，更讓他參與「外穩」，利用其外交背景和日語能力，在國際上扮演代表臺灣的角色。
金融界巨擘：長期擔任臺灣第一商業銀行董事長，同時兼任臺灣銀行常務董事等，使他掌控了龐大的金融資源。
黃朝琴的被重用，正是國民黨在屠殺菁英後，為了「安撫」與「展示開明」而採取的策略，透過他來展示政權對本土人才的「愛護」，並利用其聲望、人脈和能力來鞏固統治。
二、吳濁流的「血淚」控訴：利用職權與通貨膨脹牟利
然而，這位位高權重的政治家，卻遭到了同為臺灣菁英的作家吳濁流在自傳體小說《臺灣連翹》中極其嚴厲的批判。吳濁流對黃朝琴最核心的指控，在於他利用戰後臺灣的惡性通貨膨脹和政治特權，進行土地投機和牟取暴利。
根據《臺灣連翹》所載，黃朝琴斂財的著名案例發生在中山北路的「天理教建地案」：
偽稱名義，騙取土地：黃朝琴偽稱要在臺北市中山北路的天理教建地上蓋一座「劉銘傳紀念館」，以此具備「公共利益」的名義，成功接收這塊精華地段。
利用特權，貸款囤積：土地到手後，他利用擔任臺灣銀行、第一銀行董事長等職務的金融特權，從臺灣銀行貸出了一大筆在當時嚴重貶值的「法幣」（舊臺幣）。
通貨膨脹，坐享暴利：他用這筆資金大量購入建築材料（如鋼筋、水泥等實物）進行囤積。由於當時臺灣正處於惡性通貨膨脹時期，舊臺幣的幣值一落千丈，但實物資產卻大幅增值。黃朝琴實際上是以幾乎沒有價值的舊臺幣，換取了大量的硬資產。
最終發展：後來，這塊土地上蓋起的並非「劉銘傳紀念館」，而是知名的臺北國賓大飯店。
吳濁流將此類行為視為「在亂世中，利用權勢奪取民財」的典型，批評黃朝琴等協同者是將個人的利益置於臺灣人民的苦難之上。這段批判，讓黃朝琴在臺灣社會中背負了「貪腐政治掮客」的負面形象，遠超其在議會工作的功績。
三、歷史定位與功過總結
黃朝琴的故事，提醒後人檢視：在政治高壓與經濟動盪的年代，一個具有能力的本土菁英，是如何在「為民喉舌」與「與虎謀皮」、「為公服務」與「為私圖利」之間，做出影響其歷史評價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