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中市爆發非洲豬瘟案例，引發外界對市長盧秀燕政治信譽的強烈質疑。這起事件的影響遠非地方性，它已衝擊到全台灣的養豬產業鏈、基層小商家，以及廣大消費者的「食」的安全與習慣。我認為，盧秀燕的政治路極有可能會被這次危機打趴，而核心原因在於台中市政府在疫情處理上，從初期到事後，皆暴露了「調查不完整」、「公權力棄守」、「行政權失能」等三大致命漏洞。
第一大失職：回溯調查混亂，數字說法不一
從疫情爆發到市府舉行記者會的期間，市政府對外提供的資訊持續混亂且充滿矛盾。
首先，在死亡豬隻的數量上，從初期的117隻，到後來的106隻，甚至到年單的70多隻，市府連一個確定的數據都沒有。這種數字反覆不定，讓民眾難以對市府的調查結果產生信任。
其次，關於特約或合作獸醫師的說法，以及疫情最早的發生的時間點，市府的說法也一變再變，這凸顯了市府的回溯調查根本不夠完整、不夠嚴謹。當政府提供的資訊經不起檢驗時，市民對其信任度自然會崩盤。
第二大失職：公權力棄守，錯失採檢黃金時機
檢調單位對養豬戶父子的約談中，兒子提及關鍵細節：10月14日，動保局人員曾到場，但因父親認為「投藥有改善」，以「暫時拒絕採樣」為由拒絕了採檢。
我必須質疑，動保局為何會接受這樣的拒絕？當你發現情況不對，且主動提出採樣需求時，就已經察覺到事態嚴重。依照《動物傳染病防治法》第九條規定，若認為有防疫必要而遭到妨礙時，地方政府可邀請有關機關（即警方）協助，行使公權力排除妨害。然而，台中市政府選擇了「回家」，放過這次機會。
如果14日當天市府能堅持採檢、行使公權力，今天的局面將不會如此不可收拾。這種在關鍵時刻的公權力棄守，才是整個事件擴大的重要原因。
第三大失職：行政權失能，面對廚餘問題無法可罰是託詞
針對養豬戶廚餘申報從5月的24次到10月的0次，市府聲稱「無法可罰」。這句話是推託之詞。
雖然罰鍰可能需要法律依據，但對於飼養超過兩萬頭豬且使用廚餘的業者，其使用廚餘的核定是需要經過縣市政府環保局核定的。一旦業者未依規定申報或處理，市政府完全可以行使行政裁量權，撤銷其使用廚餘的核定。市府顯然擁有行政工具卻沒有使用，反而選擇推卸給法律，這只會讓外界認為市府的管理是鬆散的，才會導致只有台中市爆發疫情，而其他使用廚餘的養豬大縣（如雲林、屏東等）卻沒有出事。
地方與國際的鮮明對比
這次事件中，我們看到最負責任的作為來自其他縣市。彰化縣政府在查出有豬隻流出後，立即主動通報桃園、高雄、新北等縣市，促使這些地方成功攔截。然而，對於仍留在台中大安肉品市場的19隻豬，我們卻沒有聽到台中市政府有任何通報和處理訊息。
更諷刺的是，在國際層面，國家隊選擇立即向世界動物衛生組織（WOAH）和所有主要出口國主動通報疫情，全面停止出口，以負責任的態度贏得了國際社會對台灣的信譽。
反觀台中市政府，其說法不斷修正、公權力屢屢棄守，導致「盧秀燕的信任度也沒了」。當一個市政府在重大危機中表現出不可信賴、無人負責的態度時，它過去累積的任何形象都會被摧毀。這場風暴所造成的影響，不僅止於產業重創，更將深刻衝擊到2026年地方選舉，對盧秀燕的政治前途構成嚴峻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