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童導演的《稻草人》（1987）被譽為臺灣鄉土電影的代表作，以黑色幽默手法描寫日治末期農民的荒誕處境。然而，當我們將這部電影置於其創作的歷史節點（解嚴前夕）與臺灣近代史的整體脈絡中審視，其敘事選擇和人物塑造手法，便顯現出避重就輕的政治意圖與歷史掩蓋的深層策略。
一、 炸彈與蘋果：批判火力的選擇性轉移
《稻草人》與同時代的經典《蘋果的滋味》都採用了「天外橫禍帶來荒謬利益」的手法，但它們的批判指向南轅北轍，體現了政治上的安全區策略：
• 《蘋果的滋味》透過嘲諷臺灣人對美援蘋果的渴望，間接控訴了國民政府治下社會的貧窮與尊嚴的淪喪。
• 《稻草人》則將所有苦難、物資匱乏、與人命犧牲（軍伕、慰安婦）的責任，全部集中嫁禍於日本殖民政府和盟軍的炸彈。
這種選擇性諷刺的危險在於：它成功地將觀眾和批判的火力，引導向已退場的「舊敵人」，從而巧妙地掩蓋了國民政府在1945年後對臺灣人民的傷害——包括接收初期的腐敗、二二八事件的屠殺、以及長達數十年的白色恐怖與戒嚴統治。
批判核心： 電影迴避了國民政府軍隊（在抗日名義下）曾對臺灣發動空襲的歷史事實，確立了「只有日本是壞人」的單一史觀，實質上是為當時的執政黨提供了一面「抗日史觀」的歷史防火牆。
二、 愚民化的人物塑造：在笑聲中完成政治脫敏
電影中，農民將未爆彈視為「發財良機」，這種近乎「低智」的愚昧化描寫，雖可解釋為對時代荒謬的反諷。然而，這種荒謬手法卻潛藏著更深的政治風險：
• 政治脫敏化： 藉由「嘻笑怒罵」的喜劇外殼，導演將人物的「匱乏與無助」簡化為「滑稽與愚蠢」。這使得觀眾在笑聲中對底層農民的悲劇性處境完成「脫敏」，不再深究造成他們貧窮與無知的體制原因。
• 轉嫁批判： 這種愚昧的根源被歸咎於舊殖民者的剝削與戰爭的衝擊。然而，如果將這種愚昧投射到1945年後的臺灣社會，它完全可以被用來解釋威權統治下，人民對政治與權力的無知與麻木。電影有效地將「愚民」的責任，從「當前統治者」的政策，轉移到了「已逝殖民者」的殘餘影響。
三、 結構的斷裂：失語的稻草人與被掩蓋的真相
《稻草人》另一個致命缺陷是旁白敘事的突兀斷裂。
電影以擬人化的稻草人旁白開場，賦予了故事一個疏離、諷刺的觀察者視角。然而，隨著情節深入，旁白逐漸消失，直到結尾也未再出現。
• 象徵意義： 稻草人代表著被工具化、沒有主體性的臺灣人民。旁白的消失，不僅是敘事結構的缺陷，更是「被沉默」的隱喻——當臺灣人民的苦難與荒謬達到極致時，他們連發出屬於自己聲音、進行諷刺與控訴的權利也被剝奪了。
• 歷史的暗示： 這個沉默的終結，恰好與1945年後臺灣人民被剝奪發聲權的歷史高度吻合。當鏡頭不再嘲諷日治時期的荒謬，它也避開了進入二二八事件後臺灣社會「萬馬齊喑」的白色恐怖。
結論：安全地批判，迴避地記憶
《稻草人》表面上是對日本殖民壓迫的控訴，為臺灣電影史留下了重要的鄉土畫卷。然而，其選擇性的歷史敘事、對人物的刻板化描寫，以及旁白的戛然而止，共同構築了一種「安全地批判舊政權，迴避地記憶新苦難」的敘事結構。
這部電影提醒我們：在戒嚴體制仍有殘影的年代，藝術作品對歷史的「選擇」往往比其「呈現」更具政治意圖。《稻草人》的「喜劇」外衣，最終成為了一張掩蓋二二八事件與白色恐怖巨大歷史傷痕的遮羞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