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藏文佛教文獻研究之回顧
谷有量
佛光大學佛教學系博士候選人
摘要
敦煌藏經於十九世紀末被發現後，其中的藏文文獻分散於英國、法國、俄國、日本、中國各地，亦有少部分收藏於台灣。這批文獻是研究吐蕃文化的寶貴資料。敦煌藏文佛教寫本為學界提供了珍貴的早期樣本，使研究者得以考察其語言結構、譯經手法、抄寫格式及裝訂方式等多重面向，從而還原藏譯佛典的初始樣態。藉助這批文獻資料，我們能夠梳理出佛教典籍在歷史進程中的演變軌跡。
敦煌藏文文獻在研讀上因古藏文語言特性而面臨諸多挑戰。這批珍貴的藏文紙本資料堪稱歷史上保存至今最悠久的藏文實體文獻，抄寫年代大約介於公元九世紀末至十世紀之間，屬於吐蕃王朝中後期至黑暗期初期。從上世紀以來學術界對敦煌藏文文獻的研究來看，研究重點主要集中於社會經濟文書、歷史著作和文學類作品。除日本學者對禪宗以及中國學者對佛教祈願文書和抄經題記的研究外，佔絕大多數的佛教文獻長期處於乏人問津的狀態，直到近年才逐漸受到關注，並掀起一波新研究高潮。
敦煌藏文文獻研究在世界各地都是熱門學科，台灣也有相當多學者從事敦煌學研究，但大都偏重於漢文文獻，而藏文文獻研究者僅是鳳毛麟角。本論文將專門針對：一）敦煌藏文佛教文獻的編目與出版，及二）其在研究中所起的作用進行探討，期盼藉此讓學界更了解目前敦煌藏文佛教文獻的研究現況與趨勢。隨著科技進步，目前英藏與法藏的大部分敦煌藏文文獻已上傳至 IDP 網站，中國亦在建構「敦煌文獻研究所」網站，這些數位化資源對研究者而言極為便利，也更能活絡相關研究的推展。
關鍵詞：藏經洞、敦煌文獻、古藏文、斯坦因、伯希和
一、前言
1900 年發現的敦煌藏經洞，其中所藏的藏文文獻數量僅次於漢文文獻，位居第二。敦煌藏文寫本的整理與研究，屬於敦煌學與藏學的交叉學科，而「敦煌藏學」作為一個學術用語，已逐漸在學界被使用。敦煌藏文文獻的抄寫年代大約是介於公元九世紀末到十世紀之間，屬於吐蕃王朝中後期至黑暗期初期之間。敦煌藏文文獻內容很豐富，文獻的種類除了佛教經典外，還包括歷史著作、契約文書、政事文書、法律條文、占卜、傳說故事、苯教儀軌等諸多方面，是研究吐蕃文化不可或缺的寶貴資料。敦煌藏文文獻目前分藏於中國、法國、英國、俄羅斯及日本等國，並未全部對外公布。從上個世紀以來學術界對敦煌藏文文獻的研究來看，到目前為止重在社會經濟文書、歷史著作和文學類作品。在數量最多的佛教文獻，除日本學者對禪宗以及中國學者對佛教祈願文書和抄經題記的研究外，大量的敦煌藏文佛教文獻長期處於乏人問津的狀態。所幸近年來，藏學學者從以往對敦煌藏文世俗文獻的專注中轉移出來，開始重視研究中的敦煌藏文佛教文獻，特別針對「藏傳佛教黑暗期」的發展歷史產生重寫。隨著敦煌藏文文獻的陸續出版，敦煌藏文佛教文獻研究進入了新的發展階段。
敦煌藏文文獻是現存最古老的紙質藏文文獻，很受國際藏學和敦煌學學界的重視。到目前為止，相關學術論文持續產出，並已逐漸成為藏學研究中的關鍵領域。本文僅就敦煌藏文佛教文獻做探討，以期能更深入分析其內容與成果，並針對二個面向做整理和研究：一）學界在敦煌藏文佛教文獻的編目與整理出版，及二）敦煌藏文佛教文獻在研究中所起到的作用。其他世俗性的敦煌藏文文獻，受限於篇幅影響，不在本文討論內。對於敦煌藏文寫本研究狀況的梳理，是提升學術水準、開拓研究蹊徑的必要前提，也涉及對於「敦煌藏學」這一學科的定位與架構，而更深入探討其中的佛教文獻也有其必要性，而這或許能稱之為「敦煌藏文佛學」研究。
目前，流失在海外的已編目敦煌藏文文獻共計 4,967 號：其中法國 3,375 號、英國 1,370 號、俄國 214 號、日本 7 號、美國 1 號。中國收藏的敦煌藏文文獻 10,880 件（頁／卷），其中甘肅省收藏 10,340 件，佔總收藏數的 95%以上。然而，隨著部分私人藏品中的敦煌藏文文獻不斷出現，此數字仍在增加。
藏文佛教文獻中保存有大量梵文原典已佚失的文獻，因此《藏文大藏經》在佛教文獻研究中具有重要的價值。梵文佛教文獻的藏譯經歷了兩個時期：前弘期在8-9 世紀和後弘期的11-13 世紀，其中前弘期以顯宗為主，後弘期則以密宗為主。收入《藏文大藏經》的前弘期顯密經典，大都經過了後弘期譯師的改譯和修訂，有的甚至經歷了多次的改譯。《藏文大藏經》中前弘期的譯典並非其原始面貌，署名上雖然是吐蕃譯師翻譯的佛典，實質上是後期的修訂、改譯本。若非發現敦煌藏文佛教文獻，前弘期的這批藏文佛教文獻的原始形態可能永遠是個謎。敦煌藏文佛教文獻，雖然不及《藏文大藏經》所收內容，但涉及面更廣，數量也相當可觀。
二、敦煌藏文佛教文獻的編目與出版
敦煌原本是位於絲綢之路的佛教中心，但到二十世紀時僅是個位於中國西北的寧靜小城。在王圓籙（1849-1931）發現藏經洞後不久後，消息便傳遍整個中亞地區。斯坦因在 1907 年趕在其他探險家來到前，花了幾天篩選整個藏經洞的文獻，並在成功說服王道士後順利買走第一批文獻。他所目睹的藏文典籍共計 80 包之多，另外還發現了 11 函藏文經典，每一函的高度都達到了 1.5 英尺。他在 1913 年又回到敦煌，再次跟王道士買了 572 卷文獻。伯希和在八個月後的 1908 年，也花了二十天篩選文獻，並於 1909 年在北京舉辦了敦煌文物的展覽。他推測藏文梵篋形制的經書是早期的《甘珠爾》，因而拿走了大量該類文獻，事後證明這些文獻多數是《十萬頌般若經》的抄本。之後，日本與俄羅斯探險家也分別帶走許多文獻。在這幾年的文獻搜刮後，敦煌文獻遍佈全世界，包括大英圖書館、法國的國家圖書館、印度的新德里國立博物館（National Museum of India）、日本的大谷大學及俄羅斯科學院東方學研究所（Oriental Institute, RussianAcademy of Sciences）等地。
敦煌藏文文獻的古老與稀有性使得倫敦與巴黎的收藏備受重視，尤其是對西藏歷史、藏傳佛教起源和古藏文有興趣的學者來說更是價值連城。敦煌藏文文獻經由專家彙整，其中倫敦的收藏由普桑（Louis de la Vallée Poussin，1869-1938 年）於 1914-1918 年整理，並於他過世後的 1962 年才出版，而巴黎的收藏則由拉露（Marcelle Lalou，1890-1967 年）分別於 1939 年、1950 年和 1961 年出版。在山口瑞鳳（Zuiho Yamaguchi，1926-2023 年）的指導下，東洋文庫在 1977 至 1988 年間發表了一套十二冊斯坦因收藏的敦煌藏文文獻。
以下針對英藏斯坦因藏品、法藏伯希和藏品和中國所藏敦煌藏文文獻的編目情況作重點介紹。
（一） 英藏斯坦因藏品敦煌藏文文獻的編目與出版 英國收藏的古藏文寫本，屬於斯坦因收集品的範疇，主要出自甘肅敦煌藏經洞和新疆米蘭（Miran）、麻札塔格（Mazartag）等地。斯坦因邀請普桑為敦煌藏文寫本進行編目，而非佛教內容的寫本，則由托馬斯負責整理，可惜後者所編目錄草稿迄今都沒有出版。日本東洋文庫獲得英藏藏文寫本的縮微膠卷後，由山口瑞鳳領導進行新的整理和編目工作。收藏在印度事務部圖書館的文件，其代碼為 Indian Office Library and Records，簡稱 IOL。代碼 Or 代表 oriental，是大英圖書館藏東方部藏卷，後來改成斯坦因 S，來表斯坦因。因此，IOL 和 Or 都是大英圖書館藏斯坦因藏品，只因收藏地點不同而有不同代碼。
- 普桑的目錄 如上所述，普桑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整理了英藏敦煌藏文文獻，但直到他過世後的 1962 年才出版。書中共分 765 個編號，內容以斯坦因所發現的敦煌藏經洞藏文文獻為主，並根據佛教經律論三藏的分類進行編目，分為十大類。根據普桑的編碼，是按照 IOL Tib J 編排下去，他也從 IOL Tib J 1-765編碼。然而，由於普桑並未將全部英藏敦煌藏文文獻編碼完成，由 Sam van Schaik 在 2001 年繼續編碼 IOL Tib J 766-1,774，因此目前英藏敦煌藏文文獻編碼為 IOL Tib J 1-1,774。
斯坦因在每個文獻上以 Ch.（千佛洞的縮寫）標示的編號、寫本規格、原頁碼等的說明，藏文名稱及其轉寫、梵文名稱的轉寫，對卷子內容的大致說明，摘錄寫本的開頭部分和結尾（部份摘錄內容有英文簡介）。普桑在抄錄這些題解內容時對個別寫本中的錯別字、縮寫字或拼寫不規範者，錄文時單獨註出並給出正字。雖然普桑確實下了不少功夫，尤其針對敦煌藏文佛教文獻的分類具有開創性，但礙於當時的水平，因此編目仍顯粗糙。尤其是許多文獻沒有加以識別和認定，所收不全，且在「吐蕃人著作」類中有明顯錯誤。
- 東洋文庫所編目錄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日本東洋文庫西藏研究委員會組織山口瑞鳳、原田覺、西岡祖秀、上衫龍英等人，對英藏敦煌藏文文獻重新編了一個目錄，名為《スタイン蒐集チベット语文献解题目録》，從 1977 至 1988 年間共出了十二冊。該目錄以普桑所編為基礎，第一至八冊編號等同於普桑目錄，將他的 765 個號重新編目。第九冊起含普桑未收之文獻，重新從 1,001 號至第十二冊為止共收錄到 1,518 號。由於此目錄利用的是微縮膠片編目，並打亂了普桑的編號，與英國圖書館藏品編號不一致，利用起來較不方便。
- 《敦煌藏文密教寫本：大英圖書館藏斯坦因藏品解題目錄》
2006 年，藏學家Jacob Dalton和 Samvan Schaik 合作完成 Tibetan Tantric Manuscripts from Dunhuang: A Descriptive Catalogueof the Stein Collection at the British Library，主要對英藏敦煌藏文文獻中的密續進行疏理和歸類，對每一類文獻寫出提要，概述敦煌寫本與北京版《藏文大藏經》（Q）。如果殘卷的剩餘部分正好在法藏敦煌藏文文獻中出現的話，也提供其相對應的卷號做連結，這也是此目錄最主要的貢獻，而人們也可善用此功能來做更完整的研究。
- 《英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西域藏文文獻》
英藏敦煌藏文文獻的整體刊布，直到二十一世紀才開始。在法藏敦煌藏文文獻出版的同時，西北民族大學、上海古籍出版社和英國國家圖書館合作，以影印的形式出版英國藏敦煌西域藏文文獻，書名定為《英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西域藏文文獻》。相較於法藏的出版速度，進度較為緩慢。今年（2025）全部二十六冊已數出版完畢。斯坦因是第一個進藏經洞的探險家，所獲得的藏文佛教文獻大多內容完整，如《楞伽師資記》等，有很高的研究價值。英藏藏文文獻的刊行，勢必為相關領域的學者開啟新的研究視野。
除上述文獻外，敦煌古藏文寫本仍有大量重複且未經編號的古藏文《大乘無量壽宗要經》寫本。
關於英藏敦煌藏文寫本的編號，存在 Ch.、Vol.、V.P.、S.T. 等幾種慣用法，使用時難免造成不便與混淆。近年來，隨著更完備的編目工作的開展，新的通用編號 IOL Tib J 得到普遍接受，提升了研究工作的統一與精準度。
（二） 法藏伯希和藏品敦煌藏文文獻的編目與出版 法國收藏的古藏文寫本，屬於伯希和收藏品的範疇，主要出自敦煌藏經洞。伯希和最初邀請巴考（Jacques Bacot，1877-1965 年）進行編目，最後這項任務由拉露完成。中國獲得法藏敦煌藏文寫本的縮微膠卷之後，由王堯領導進行新的整理與編目工作。法藏敦煌藏文寫本的編號 Pelliot tibétain，長期以來通用 P.T.作為標誌。雖然一個卷號中可能存在二種或幾種寫本，但比起使用通號前的英藏編號更便於檢索。
- 拉露的編目
法國國家圖書館敦煌藏文文獻總編號為 3,375 號，編目工作由拉露負責。拉露花費所有精力，終於完成了 Inventaire des Manuscrits Tibétains de Touen- houang: Conserves a la Bibliotheque Nationale。拉露的目錄共三冊，第一冊包括 P.T.1-P.T.849 號，1939 年出版；第二冊包括 P.T.850-P.T.1282 號，1950 年出版；第三冊包括 P.T.1283-P.T.2216 號，1961 年出版。拉露的目錄首次系統的整理法藏敦煌藏文文獻，揭示文獻的內容，為學術研究提供很大的方便，也受到高度稱讚與好評。令人遺憾的是，敦煌藏文文獻因其內容的複雜多樣性，即便經過拉露的分類整理工作，仍有相當數量的文本難以獲得明確的識別與歸類，並有許多複本殘片沒有編入目錄，才會產生超過一千多件文獻沒有編入目錄中。「伯希和目錄」中有 56 件是由「斯坦因目錄」來補充的，於是在 1978年，由這幾件而編成的一部目錄在國外出版。
- 王堯主編的《法藏敦煌藏文文獻解題目錄》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在王堯的主持下，完成編纂《法藏敦煌藏文文獻解題目錄》，1999 年由民族出版社出版。本目錄充分參考和借鑑拉露的目錄，並透過閱讀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法藏敦煌藏文文獻微縮膠片來加以核對，錄下各卷的首行和末行文字。所收文獻的編號達 4,450 個（2,224-3,500 編號之間空缺 1,276 個編號，實際含 3,375 個），相較於拉露所收錄 2,216 個卷號多出不少，幾乎涵蓋法藏敦煌藏文文獻的全部。
- 《法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藏文文獻》
2005 年西北民族大學、上海古籍出版社和法國國家圖書館合作，由金雅聲（中方）和郭恩（法方）共同擔任主編，啟動全部法藏敦煌藏文文獻的出版工程。從 2006 年至 2020 年，共計出版 35 冊，已全部出版。每冊均編有藏漢文對照目錄，尤其對同一卷號中的內容分別標示，如“P.T.0002 號：1、啟請偈，2、祈願文，3、燃燈祈願文，4、啟請三續經。”這種做法能夠對各個卷冊的內容進行條理分明的呈現，使研究者得以全面地掌握該卷冊的特徵、主題及其他相關資訊。就文獻的定名而言，已超出以往所編目錄。尤其在佛教文獻的定名方面，有較大的突破，不少原來只定名為「佛經」的文獻，給出具體的名稱。即便如此，定名還遺留不少問題，留待今後的學者來解決。《法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藏文文獻》是首次全面影印出版的法藏敦煌藏文文獻，在敦煌藏文文獻的整理與保存具有里程碑意義，十分便於國內外學者的查閱。
（三） 中國所藏敦煌藏文文獻的出版整理
1910 年清政府將藏經洞剩餘文獻運往北京保存，但藏文文獻不在運送北京之列，而是下令運往省城蘭州。可惜保護不力，其後藏文文獻有被劫運至海外，如之後趕來的日本大谷探險隊等，從王道士購得藏文寫經。當時接觸過藏經洞文獻的人，對非漢文文獻知之甚少，自然也不重視。直至 1920 年，從莫高窟密室中發現而仍滯留當地的藏文古籍，才開始受到系統性的保護。最終保存下來的這批文獻，如今分散收藏在河西走廊的各個地方。
當前中國境內收藏敦煌藏文典籍的核心機構，主要集中在首都北京的國家圖書館以及甘肅省，如甘肅省圖書館、甘肅省博物館、敦煌研究院、敦煌市博物館、敦煌市檔案館、酒泉市博物館、張掖市博物館、高台縣博物館等，但迄今為止沒有一個系統的目錄，刊布的進度也較慢。甘肅敦煌藏文文獻絕大部分是佛經，而且種類單一，以《大般若經》（部分）、《般若心經》、《大乘無量壽宗要經》為主，其中又以《大乘無量壽宗要經》的數量最多，但很多寫本都有題記，對研究抄經制度、民族關係等方面有價值。另外，台北等處也有收藏。中國總體敦煌藏文文獻經統計為 10,880 件，其中在甘肅的有 10,340 件，佔總體的 95%以上。
中國所藏敦煌藏文文獻目前由於分屬於各地的博物館與圖書館，整合不易，僅由各自機構做單獨編目，尚未形成統一式的完整編目。未來，若能完成統一編目，且如 International DunhuangProject 般將所有文獻數位化並分享於網路上，必定能提升中國所藏敦煌研究的水平與發展。最近敦煌藏學院的馬德有在規劃「敦煌文獻研究所」的網站，雖然使用不如 IDP 的網站方便和完整，但至少是個好的開始。
- 《敦煌吐魯番文獻集成》叢刊
1992 年以來，上海古籍出版社聯袂西域文書的各大收藏單位，分批影印出版《敦煌吐魯番文獻集成》大型叢刊。其中，《北京大學圖書館敦煌文獻》2 冊（1995）、《上海博物館藏敦煌吐魯番文獻》2 冊（1993）、《上海圖書館藏敦煌吐魯番文獻》4 冊（1999）、《天津市藝術博物館藏敦煌文獻》7 冊（1997）。內容雖然以敦煌漢文寫本為主，但也間雜若干珍貴的敦煌藏文寫本。
- 《浙藏敦煌文獻》
毛昭晰等主編《浙藏敦煌文獻》1 冊，雜有 6 件尚待綴合研究或重新定名的敦煌藏文寫本。此 6 件分別為：藏文河西歷史故事殘片、藏文觀音咒殘片、藏文大乘菩薩行殘片（2 件）和藏文經咒殘片（2 件）。
- 《甘肅藏敦煌藏文文獻》
敦煌所在的甘肅省也有為數頗多的藏文寫經，但原本僅有黃文煥有所研究。後來，馬德通過《甘肅藏敦煌藏文文獻概述》，全面介紹了甘肅收藏的敦煌藏文文獻的豐富數量及其重要的學術價值。馬德所編的《甘肅藏敦煌藏文文獻敘錄》收錄了甘肅 19 單位和 1 私人收藏的敦煌藏文文獻 6,672 件。2017 年以來，這些文書的圖版陸續刊布於《甘肅藏敦煌藏文文獻》中，共計出版 31 冊。
此外，國家圖書館仍有龐大的藏文寫本。在系統整理和研究的基礎上，拍成精良的圖錄並配以精確的記註公諸於世，未來還有待各方力量的整合。中國身為敦煌文物的擁有者，卻在研究方面礙於無法有效整合各方資源下，沒有系統性的整理和編目，是比較遺憾的地方。
（四） 台灣典藏敦煌藏文佛教文獻出版與研究成果 台灣的敦煌學發展蓬勃，其中絕大部分是以漢文文獻為主，以潘重規、鄭阿財、王三慶等學者領銜，藏文文獻相較之下就顯得鳳毛菱角，其中有林冠群針對敦煌藏文文獻做吐蕃史的研究為最大宗，而佛教相關研究則有林純瑜、蘇南望傑和釋理揚，其中林純瑜針利用敦煌藏文本維摩詰經做了版本的校勘與分析，蘇南望傑利用敦煌藏文文獻做心經的分析，而釋理揚則是在碩士論文時針對法藏敦煌藏文寫卷 P.T.980 做研究和在博士論文時針對漢藏《中論頌》做注釋，是對敦煌藏文佛教文獻投入最深的學者。 在台灣所藏敦煌藏文佛教文獻，主要集中在中研院史語所傅斯年圖書館和國家圖書館中。其中中研院所收藏有 1 份藏文心經和 14 份《無量壽宗要經》。國家圖書館則藏有 206 份文獻，共計有 5 份藏文文獻，其中 4 份是藏文佛教文獻。台灣所藏敦煌藏文佛教文獻還是以《無量壽宗要經》和《大般若經》為主，能研究的空間也有限，但是出版後也方便學者使用，不應被忽視。
三、敦煌藏文佛教文獻在研究中所起到的作用
在所有敦煌文獻中，藏文文獻位居第二，數量約七千卷左右。這是由於在敦煌的悠久歷史中，藏人曾於 786 至 848 年統治此地。專家們常認為敦煌藏文寫本一定是屬於吐蕃佔領該地區時所留下來的，但事實並非如此。即便在漢人重新收復該地區後，吐蕃人和其他非漢族居民仍繼續生活在此，而一直到 1000 年左右，藏語一直是此地的通用語言之一。若將最小的斷片和碎片計算在內，敦煌藏文文獻佔整體種類的 10%。若以整體文獻數量，由於包含了《大般若經》這種數百頁的文獻，因此藏文文獻佔整體文獻的 30%至 40%。即便如此，對於敦煌藏經洞為何會收藏文獻，以及為何在十一世紀初時封存等重要問題卻知之甚少。藏經洞所收藏也並非有系統的藏書，而是以佛教經典和論述為主，再加上筆記本、購物清單、寫作練習、書信、契約、素描和粗俗隨意的詩句。
對敦煌藏文佛教文獻做最有系統地梳理和研究的是 Sam van Schaik和 Jacob Dalton。Sam van Schaik早年研究寧瑪派的文獻和教法，Jacob Dalton早年也研究寧瑪派教法史，後來加入國際敦煌計劃後才開始研究敦煌藏文密教文獻。研究藏文密教文獻還要提到 Robert Mayer 和 Cathy Cantwell夫妻檔學者。除此之外，還有今枝由郎和 Matthew Kapstein。中國學者則以王堯、才讓和黃維忠為代表，而台灣則有林純瑜、蘇南望傑和釋理揚等學者利用敦煌藏文佛教文獻做相關研究。
（一）考察藏文佛教文獻的淵源流變
敦煌藏文佛教文獻為何很重要呢？透過敦煌出土的藏文佛教寫本，學界得以重構吐蕃王朝時期的佛經翻譯樣貌，並辨識後弘期譯經師對早期譯本所進行的修正工作。在赤德松贊（khri lde srong btsan sad na legs，761-815 年，799-815 年在位）及赤祖德贊熱巴巾（khri gtsug lde brtsanral pa can，802-838 年，815- 838 年在位）執政期間，是九世紀初至中葉，尤其以贊普赤熱巴巾居多。吐蕃王室推動了一項重要的佛典整理工程：建立翻譯規範、統一術語系統、確立譯經準則，並據此對既有譯作進行修訂。這場譯經標準化運動對吐蕃佛教的發展進程具有關鍵性影響。藉由敦煌藏文佛教寫本，研究者得以追溯藏譯佛典術語的標準化過程，以及此一統一規範對後世的深遠影響，進而闡明後弘期譯經師如何承續並發展吐蕃佛教的翻譯傳統。敦煌藏文佛教寫本為學界提供了珍貴的早期樣本，使研究者得以考察其語言結構、譯經手法、抄寫格式及裝訂方式等多重面向，從而還原藏譯佛典的初始樣態。藉助這批文獻資料，我們能夠梳理出佛教典籍在歷史進程中的演變軌跡。其他如敦煌藏文典籍與阿里早期佛教典籍之間的關聯性，確實構成了一個極具研究潛力的學術課題。此外，敦煌藏文文獻對於甘珠爾與丹珠爾的形成也有影響，對於密教研究也很有幫助。
敦煌佛教三藏文獻的廣泛保存，為研究藏譯佛典的形成與傳播提供了極為重要的材料。透過將敦煌文獻與《藏文大藏經》所收諸本進行系統性對勘，不僅能夠揭示二者之間的異同，亦可追索其流變過程，進而勾勒藏文佛典在不同歷史階段的形成軌跡，並由此反映歷代譯師及學者在翻譯與編纂事業上所付出的努力。以才讓對《白傘蓋經》、《正說文殊經》與《百拜滿院經》之研究為例，其比較敦煌本與《藏文大藏經》本的成果，即對上述經典的流傳歷史與文本特徵提出了新的觀察。再以《心經》為例，敦煌文獻中現存四種不同譯本，而《甘珠爾》僅收錄其中兩種，且兩者在內容上差異有限。值得注意的是，在敦煌時期，小本《心經》的寫本保存數量最為可觀，顯示其在吐蕃時期具有極高的流通度；然而自後弘期以降，則以大本《心經》為最為普及的流傳版本。
所謂「藏外佛典」，係指僅見於敦煌文獻，而未被後期《藏文大藏經》所收錄之佛教經典，即可歸入「敦煌佚經」的範疇。其中包括如《天地八陽神咒經》與《瑜伽師贊無量光佛淨土功德贊》等經典，亦涵蓋數量可觀的藏譯禪宗文獻。這一類文獻僅在敦煌寫本中保存，因而彌足珍貴，對於補充與豐富現行《藏文大藏經》之內容，具有潛在價值。進一步而言，對藏外佛典的深入探討，亦有助於揭示吐蕃佛教在經典傳譯、宗派互動與思想特色等方面的若干特質，從而深化對吐蕃時期佛教史之整體認識。
（二）研究吐蕃佛教史的重要來源
吐蕃王朝時期的佛教傳承面貌，透過敦煌藏文佛典寫本得以清晰呈現，這些文獻證實了大乘佛教的中觀學派、唯識宗義、因明邏輯及戒律典籍在吐蕃境內的廣泛流布。因此，在探討吐蕃佛教思想發展脈絡時，敦煌出土的藏文佛教材料具有不可忽視的學術價值。就寫本數量分析，顯密兩系經典中以《無量壽宗要經》與《大般若經》的抄寫本最為豐富，其次為《般若心經》、《金光明經》、《普賢行願品》、《白傘蓋陀羅尼》等要典。吐蕃時期的佛教儀軌實踐集中於經典的抄寫與諷誦活動。敦煌藏文寫本 P.T. 230R《天子赤沃松贊母子祈願經》殘片中有此記述：「會聚眾多僧伽，眾人之心專一（中間殘）《十萬般若經》等，眾多經藏和陀羅尼」。該寫本雖有殘損，然而透過文脈分析可以判定，當時聚集的僧眾以《大般若經》作為念誦的主要經典。《無量壽宗要經》在吐蕃佛教儀式中佔據核心地位，成為法會中必備的誦讀與書寫文本，其廣受尊崇的原因在於該經所宣示的延壽功德。此外，密續經典《白傘蓋經》因強調消弭災厄、避除禍患的諸般靈驗，與吐蕃社會盛行的鬼神崇拜傳統高度契合，因而在當時廣為傳播。敦煌藏文佛典的祈願文、抄經題記、譯經題記、佛教人物傳得到學界的重視，已有不少研究成果。
（三）漢藏民族文化交流的見證
敦煌藏文佛教文獻對於前弘期的佛教傳播內容提供許多線索，尤其是對「吐蕃僧諍記」和敦煌藏文禪宗文獻的內容最有幫助。就吐蕃僧諍記而言，雖然有漢文版《頓悟大乘正理決》，但由於其文獻保存不完整，須仰賴藏文文書來補充和彌補漢文文獻的不足之處。敦煌藏文文獻的發現揭示了漢傳禪宗曾經在吐蕃廣為流傳的事實。吐蕃曾多次遣使漢地求法，其使者曾與新羅禪僧金無相和尚接觸過。當吐蕃於 786 年攻陷沙洲並詔摩訶衍（梵文意譯為「大乘和尚」）入吐蕃傳法後，禪宗一度成為吐蕃最受歡迎的佛法。敦煌藏文禪宗文獻大部分應是在吐蕃佔領敦煌期間內完成的。786 年，摩訶衍從敦煌到西藏，792 年至 794 年在拉薩與印度僧展開辯論。這著名的「桑耶僧諍」或「吐蕃僧諍」的發生，也使許多日本和西方學者作出重要貢獻。從藏譯的情況而言，只有少數文獻使用了《翻譯名義大集》的詞語，該書成書於 814 年，因此可藉此判斷敦煌的藏文禪宗文獻大都譯於 814 年以前。這些資料從藏文角度補充了漢藏僧諍的背景，使得歷史真相德已清晰的呈現在人們面前。藏譯禪宗文獻的保存，為研究和藏佛教交流，吐蕃禪宗史等提供了豐富的資料，從中也可窺見禪宗為主的唐代佛教對吐蕃的影響。以日本為主的學者之後仍需更深入的解讀，通過挖掘敦煌藏文佛教文獻中尚未發現的禪宗經典和寧瑪派傳承中的文獻，將前後弘期的禪宗文獻結合起來考察，有望進一步理清禪宗在吐蕃的流傳和對藏傳佛教的影響。
由於敦煌的特殊性，兼容了漢傳佛教與藏傳佛教，才會出現只屬於此地的手稿，如曇曠和法成的著作與翻譯。就敦煌藏文文獻而言，影響最深的莫過於法成。他將《入楞伽經疏》和《解深密經疏》等 20 部漢文佛典翻譯成藏文，這其中有些收錄於《藏文大藏經》中，也有在敦煌新發現的。此外，他還負責將印度新傳入的佛典翻譯成漢文，介紹給漢族僧人。由於他們的特殊性，因此在中國或西藏的史書中都沒有紀錄，只有在《藏文大藏經》中保留幾部由法成所翻譯的經典。除了翻譯外，法成還留下了漢文的《大乘稻竿經隨聽手鏡記》和《大乘四法經廣釋開決記》等教學著作，晚年講授《瑜伽師地論》的學生筆記也有留存。從這些著作中可看出，雖然是用漢文書寫，但融入了當時從印度傳來的最新佛教知識，並融合中國佛教而形成獨特的教學體系。此外，文章解釋採用了與藏文、梵文對照的方法。
（四）研究語言文字方面的價值
自藏文字創制以來，其逐步走向規範化的書面語經歷了一段漫長的發展過程。特別是在吐蕃王朝時期，隨著大規模佛典譯介工作的推進，不僅使藏文的詞彙大幅擴充，也顯著提升了語言的表達能力，進而促進了書面語的定型。此後，經歷了三度的「文字釐定」（skad gsar bcad），譯經成果皆重新加以校勘與修訂，並依據新確立的標準進行統一。當中難以理解的古舊詞語逐漸被淘汰，取而代之的是更符合地方語感與時代需求、且便於誦讀與記憶的新詞彙，從而使藏文的書面體系更趨嚴謹而完善。其中，《聲明要領二卷》和《翻譯名義大集》便是這規範化過程的翻譯標準與詞彙書，也使得藏文釐定規範與佛典術語之統一並行。因此，要研究吐蕃時代藏文詞彙、語法的演變，吐蕃時代的佛教文獻是最好的材料。
進入二十一世紀，敦煌藏文文獻研究者開始更多的關注於研究敦煌藏文文獻中的密教文獻，關心這些文獻中所反映出來的藏傳密教於後弘期開始以前的傳播與流行的歷史。這是由於敦煌藏文文獻大部分是西藏歷史上所謂「黑暗時期」的作品，表現出一個明顯的特點就是密宗佛教在西藏吸納佛教並形成自己特有的傳統。在吐蕃王朝時，顯宗佛教獲得王室的支持而戰主導地位，而密教文獻的翻譯卻被研究限制，乃至於被禁止。但在吐蕃滅亡後，密教不再受到政府的限制，反而大行其道，密宗續典的翻譯反而成為當時譯經的重點。敦煌藏文文獻中出現的這些密教文獻與藏傳佛教寧瑪派的舊譯密咒《寧瑪十萬續》有密切的關係，寧瑪所傳的「大圓滿法」和「九乘次第」等都可在敦煌藏文文獻中見其端倪。這些成果的出現也近一步證明「黑暗時期」實際上至少並不存在處於吐蕃本土之外的安多（mdo smad）和康區（mdo khams）地區，藏傳密教傳統的形成與佛教在吐蕃滅亡後繼續以敦煌地區為中心的中央歐亞地區的藏傳佛教徒中間的傳播和發展有密切的聯繫。這也為藏傳密教後來很快為西夏人和蒙古人接受打下基礎。
總而言之，敦煌藏文文獻有的是九世紀初吐蕃釐定藏文之前所寫，文字與今天的藏文不同，即使是與現今藏文基本一致的釐定之後的藏文寫本，有的因為是無頭字，又有的詞義今天已經消失，因此解讀起來相當困難。在更多研究者投入後，未來或許可以揭開更多吐蕃王朝的未解之謎。敦煌藏文佛教文獻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這領域中還有許多工作待完成，而之前的研究也有需要修正的地方，因此要不斷加強藏語的訓練。
四、敦煌研究相關網站
在研究敦煌藏文佛教文獻，需借助目錄、圖錄和網站，其中列舉下列三種重要資源：
| 網站名稱 | 網址 |
| International Dunhuang Project (IDP) | https://idp.bl.uk/ |
| Old Tibetan Documents Online (OTDO) | http://otdo.aa-ken.jp/ |
| 敦煌文獻研究所 | https://dhyssjk.dha.ac.cn/ |
（資料來源：黃維忠，〈冷門絕學視野下的吐蕃史研究〉，頁 10，註 2）
IDP 是研究敦煌文獻不可或缺的網站，是由大英圖書館於 1994 年設立的國際敦煌學項目，非常方便下載使用，也不需要註冊會員。OTDO 是由日本東京外國語大學雅非語言文化研究所「基於亞洲書籍數據庫的文字信息學」的子項目，提供一些敦煌相關的書籍與資訊供使用。中國方面的數位化則較分散和落後，但似乎也有在進行整理和統合當中。由敦煌研究院馬德研究員的國家社科基金的重大項目出資建立的資料庫，雖然使用上需要註冊帳號才能讀高清檔案，但是也是個好的開始。
五、古藏文文法及相關書籍
自公元 650 年起，吐蕃開始使用藏文記事，而出土於敦煌的藏文史料，真實反映了一千三百多年前藏文語言的原貌。這些古老特徵在經歷三次「釐定譯語」後，逐漸湮沒於歷史長河之中。然而，隨著上世紀初敦煌藏文文獻的重見天日，這些珍貴的古文獻再次向世人展現了古老藏文的真實面貌。敦煌藏文文獻的古文字學（paleography）與寫本學（codicology）尚屬起步階段，但也能協助分辨文獻的年代和辨別偽經。敦煌時期的古藏文與後來文字釐定後的藏文有明顯的差異，其中最主要的是拼音的統一，和文字意義的標準化及文法的規範化。本論文礙於篇章，僅提供讀者三本山口瑞鳳的日文古藏文文法書籍，其中第三本由許明銀翻譯成中文，其細節如下：
圖 1 山口瑞鳳的敦煌藏文三部曲
| 年份 | 書名 | 出版社 |
| 1998 | チベット語文語文法 | 春秋社 |
| 2002 | 概説チベット語文語文典 | 春秋社 |
| 2003 | 要訣チベット語文語文典 | 成田山新勝寺成田山佛教研究所 |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如果要參考中文書籍，可參考王志敬所出版的書，是敦煌藏文語法的優良書籍。
六、結論
敦煌藏經洞於 1900 年被發現後，出土了許多珍稀文獻，其中的藏文文獻數量則位居第二，僅次於漢文文獻。敦煌藏文文獻的種類繁多，其中絕大部分為佛教經典外，還包括歷史著作、契約文書、政事文書、法律條文、占卜、傳說故事、苯教儀軌等。敦煌藏文文獻方別收藏於中國、法國、英國、俄羅斯和日本等國，也有少部分在台灣。截至目前為止，研究注重在社會經濟文書、歷史著作和文書類作品，數量最多的佛教文獻的研究反而沒有受到重視。
本文針對收藏於英國、法國、中國和台灣的敦煌藏文佛教文獻的編目與整理出版做統整，並且介紹敦煌佛典研究所起到的作用。敦煌藏文文獻是開啟吐蕃王朝和藏傳佛教黑暗期的鑰匙，目前大部分收藏於英國、法國和中國，也因此介紹這三處的編目和整理出版，而台灣也有少量收藏，也因此一併整理。英國的敦煌藏文文獻是由普桑所整理，但直到 1962 年他過世後才出版，而巴黎的則由拉露分別於 1939 年、1950 年和 1961 年出版三冊。隨著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英國與法國的敦煌藏文文獻，以及 IDP 網站的上線，未來敦煌藏文文獻的學術探索將變得更加便捷。中國所藏敦煌藏文文獻主要收藏於北京國家圖書館與甘肅各研究機構，然而皆由各自編目，並缺乏如 IDP 的種合型網站，目前尚無法做出一個完整的所藏目錄。
研究敦煌藏文佛教文獻有什麼價值呢？首先，由於敦煌地區在 786 至 848 年曾被吐蕃所統治，並持續到 1000 年左右都以藏語為通用語言之一，所以才有大量的文獻在此。敦煌藏文文獻佔整體種類的 10%，而以數量來說，則佔了約30%至 40%。敦煌藏文佛教文獻最大的功能是通過研究可以發現，凡是前弘期翻譯的佛典，保存在《藏文大藏經》中的，都經過了後弘期的修訂改譯，早已不是初譯時候的面貌。其主要的功能是為：一）考察藏文佛教文獻的淵源流變，二）研究吐蕃佛教史的重要來源，三）見證漢藏民族文化的交流，和四）研究語言文字方面的價值。敦煌藏文佛教文獻雖然經過百年的研究，但還有很大的進步空間，也期待台灣有更多學者可以投入對敦煌藏文佛教文獻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