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關印尼前總統、軍事強人蘇哈托時代屠殺大批華人的一部紀錄片入圍第86屆奧斯卡金像獎的新聞被大陸諸多媒體報導，這部名為《我是殺人魔》(The Act of Killing，又譯《殺戮演繹》)的紀錄片深入探討了大批華人遭殺害的印尼“930事件”，再度引發了華人世界特別是大陸民眾對印尼這段黑暗歷史的反思。在這些反思中，有觀點認為，今天的中國，是否能走出當年由此事造成的海外華人對中共政權“不作為”的刻板印象，今天中共的領導者習近平能否在完成中華民族崛起的同時，讓中國成為所有華人的歸屬之地，也讓他本人真正的成為華人世界的領袖，而並非一党一國之領導。
《我是殺人魔》
《我是殺人魔》導演奧本海默（Joshua Oppenheimer）花了6年時間，訪談了眾多暗殺隊員當年如何殺死數萬華人，才完成紀錄片《我是殺人魔》。這部影片以反思的角度，由當初參與殺戮行動者現身說法，帶領觀眾重新檢視歷史悲劇。暗殺隊隊長安瓦爾在片中描述各種他最喜愛的殺人方式，像是用線勒死人才不會濺出太多血，並稱他曾在殺死人後，用唱歌、跳舞的方式慶祝。
“930”事件發生於1965年的印尼軍事政變，時任陸軍戰略後備部隊司令的蘇哈托，在全國策動反共大清洗，大批共產黨員被殺，許多華人被當作共產黨員處決。學界分析，“930”事件死亡人數約50萬人，至少有30萬華人在“930”事件喪生。這並非印尼唯一一次針對華人的大屠殺，1997年，印尼國內政治長期動盪不安，為了轉移視線，某些政客刻意製造族群對立，無辜牽連華裔，並最終再次導致了1998年震驚世界的印尼排華事件，即“黑色五月暴動”。
由於一直在這件事情上保持“隱晦”的態度，因此在國民教育中，有關印尼排華以及由此發生的屠殺事件並不為大陸民眾所熟知。但對於“930”事件和“黑色五月暴動”，由這一部《我是殺人魔》引起的關於中國政府應該在華人世界裡擔綱什麼角色，承擔什麼責任的討論已經開始在大陸網路上發酵。在討論中，有觀點認為在過去，中國政府過於強調自己的政權的正統而忽視了中華民族作為一個民族的重要性。原因極可能是為了避臺灣的嫌，畢竟那時臺灣發言了。但是這種“愚蠢而消極”的行為沒有必要。十多年後再看此事，不知現在的中國政府是否有所覺悟。亦有對那段歷史熟知之人認為當時那段歷史摻雜著太多印尼國家內政、中共輸出革命，西方政治博弈，國共矛盾以及當地華僑自己存在的問題，因此很難將過錯都歸於中共一黨之上，但也不可讓此事淪為“無頭公案”。
華人世界領導者
正如同今天中國所發生的所有熱點事件一樣，各方觀點眾說紛紜，莫衷一是，但是在這起事件中，有兩點不容置疑，一是華人不應該忘記那一段歷史，印尼政府應為此事擔責；二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有責任、也有義務擔當起華人世界領導者的角色。
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在上任之初曾暢談“中國夢”，將其定義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雖然在黨媒熱炒一段時間之後熱度已降，但這個“中國夢”在很多人的理解中並非泛泛而談，成為“空話”。現在在很多海外華人眼中，所謂“中國夢”，就是在需要中國的時候，有一個強大的國家站在自己的身後。
還是在1998年“黑色五月暴動”，曾有一位目睹整個事件的日本人在回憶錄中寫道，“我們日本外務省早前就提醒日本僑民及旅遊者不要出席大型聚會，不要外出。
政府舉行了緊急會議，討論撤出在印尼的13600名日本僑民和大約7,000名觀光客，日本政府非常擔心日僑的安全，防衛廳為撤僑擬定了詳細的計畫，並且即時展開各種情報搜集及分析工作，確保萬無一失。必要時將派出專機和自衛隊機，選定五處機場起降，我們自衛隊的c-130型運輸機在五處機場均能起降。所以我們在印尼的日本人和僑民一點也不緊張，緊張的只有日本政府”。
與之相比，在今天大陸民眾詬病當時中國政府的行為中，官方媒體的緘默，中國政府的對“人道主義災難表示關注”表態都令他們耿耿於懷。往事已不可追，不過國人有幸看到中國政府在近年來所發生的改變，2011年利比亞國內衝突中，中國海軍第七批護航編隊“徐州”號導彈護衛艦赴利比亞保護從利比亞撤離中國公民的船隻，此舉系中國軍艦首次參與海外撤僑行動，在當時感動了不少中國民眾。
所謂“負責任的大國”，不僅僅是指一個國家在國際關係上的有擔當、有責任，更是衡量一個國家能否對自己國民，對自己民族負責任的標準。身為中國最高領導人的習近平，在過去一年的執政過程中，已經通過整風、反腐等手段鞏固了自己的領導者地位。但這遠遠不夠，習近平應該有一種“野心”，成為華人世界的領袖。這種領袖地位與權力無關，更多的是一個政治家人格魅力的感召和一個國家綜合實力的體現。
犯強漢者，雖遠必誅
中國史書中曾記載西漢名將陳湯給漢帝的上疏，是表明擊退北匈奴郅支單于的功績，稱“宜縣頭槁街蠻夷邸間，以示萬里，明犯強漢者，雖遠必誅！” 其中一句“犯強漢者，雖遠必誅”直至今天仍然被很多中國的年輕一代頻頻使用，來彰顯自己的民族主義情結。輿論大可以批評這種民族主義背後的錯置時空，虛偽粗鄙，但僅就印尼排華事件而言，大凡華人，必然會在此時產生這種“民族感”，正如同對“南京大屠殺”不可忘卻一樣，印尼排華也並非一場“沒有主謀”的謀殺，更不應該沒有人再去過問，而讓這一切成為“被遺忘的”歷史。
今天的中國民眾可以因為安倍參拜靖國神社而憤怒，但卻由於對“印尼排華”一無所知而無動於衷。希望這部《我是殺人魔》的電影只是個開端，中國官方大可不必回避，應以積極的態度應對隨之而來的輿論，以更積極的態度讓國民記起那一段歷史。寫入教科書，拍攝紀錄片，不是為了“以血還血”的報復，而是以自省，自省華人何以淪落致斯；以自強，自強到讓海外華人更好融入到當地社會而不被排擠，不再被認為是“沉默的民族”。這或許才是這部紀錄片留給華人最大的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