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二二八事件發生的背景及其原因，可謂錯綜複雜。首先是長官公署體制的特殊化。由於行政長官擁有行政、立法、司法，甚至人事、監督之權，因此形成在臺專權獨斷的權力，再加上兼任臺灣全省警備總司令，更形成軍政一元集權的特殊化，無怪乎當此體制頒布後，許多臺籍人士均大失所望。其體制在臺灣實施期間，不斷有人建議國府高層廢除長官公署，恢復省府制度。
其次是政治壟斷與接收弊端。當時中國大陸人士壟斷政府重要中高級職位，以及所產生各種牽親引戚、營私舞弊、貪贓枉法等接收弊端亦是二二八事件的重要原因。第三是經濟統制與民生困苦。陳儀及其接收集團採取的是經濟統制政策，也就是物資管制、金融壟斷、物品專賣，然而其後果卻造成民眾失業與飢餓的民生困苦之狀。第四是社會動盪與文化隔閡。由於部份來臺軍警紀律敗壞、作威作福，再加上與臺灣民眾的文化隔閡，造成彼此間的衝突對立，使得社會治安惡化，騷亂事件層出不窮。
2月27日下午，二二八事件在臺北爆發後，原本樸實無爭的臺灣人民紛紛揭竿而起，各種反抗行動或是衝突事件陸續不斷在全臺各地發生。觀察各地的衝突反抗，可以發現大部分的反抗行動多為反對官署的腐敗，進而包圍佔領地方機關單位，有毆傷人員或是接收警察局、派出所、兵營軍火庫武器及物資等情形；另外也有許多因省籍的怨恨而引發的街頭流血事件衝突。在各地混亂衝突之際，有部分地方人士與民意代表相率出面與官方交涉，提出改革之要求，即是在此次事件的風暴中心—臺北市成立「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簡稱處委會）」為主軸進展。在二二八事件衝突當中，最令人震撼的便是發生在中南部地區的武裝流血衝突，諸如臺中「二七部隊」在埔里烏牛湳橋和日月潭與國府軍隊之激戰，以及嘉義、雲林民軍發動攻擊紅毛埤軍械庫、水上機場和虎尾機場等戰役。
在反抗行動與衝突爆發後，政府隨即展開一連串的鎮壓與整肅行動。高雄市由於當時駐軍兵力頗多，因此雖有民眾反抗行動，但未獲得官方正面回應，反遭受強硬的軍事鎮壓，成為二二八事件當中，最為悲慘且血腥的受害地區。3月8日，中央派兵來臺後，陳儀隨即宣佈全台戒嚴，各地自此進入恐怖捕殺時期。在全臺及澎湖地區大規模實施所謂「綏靖」與「清鄉」工作過程中，由於各地抗爭武力皆屬臨時組成毫無訓練，加上反抗勢力分散，單薄的武力實不足以對抗裝備精良的正規軍隊，因此整個「綏靖」計畫除於中南部曾遭受短暫抵抗之外，其餘各地皆如期完成。惟「綏靖」、「清鄉」期間，各地傳出不少地方人士因個人恩怨或派系糾葛，而遭人恐嚇勒索、密函陷害或報復暗殺；也有不少民眾在軍警鎮壓掃蕩時，被無辜濫殺而淪為槍下亡魂。
另外，當局為疏緩臺灣人民因軍事鎮壓所引起的恐慌與不滿，以及長官公署體制的不當，乃積極進行調查、宣慰與長官公署的改制。3月8日，福建臺灣監察使楊亮功奉派來臺查辦事變。3月17日，國防部部長白崇禧奉派偕同陸軍總部副參謀長冷欣、「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團部第二處處長蔣經國等一行14人來臺宣慰。3月22日，監察院加派監察委員何漢文來臺，協助楊亮功進行調查。同時，國民政府亦著手進行長官公署的改制計畫。4月22日，行政院院會決議撤銷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改制為臺灣省政府，並撤換陳儀，改派曾任駐美大使、素有開明之譽的立法院副院長魏道明為首任臺灣省政府主席。4月29日，行政院核定臺灣省政府委員、廳長、處長人選，在全部22名之中，臺籍人士佔12名，剛好過半數。5月16日，臺灣省政府正式成立。
二二八事件在國民政府的鎮壓與安撫中落幕。但此一事件對臺灣的傷害卻至深且鉅，影響深遠。首先是打擊臺人心理，導致長期對政治恐懼與冷漠。在此事件前後，政府採取粗暴的武裝鎮壓，以公開或私下槍決的手段報復臺人抗爭行為，尤其是軍警在街上無情掃射開槍，造成大量無辜民眾傷亡。在綏靖與清鄉行動中，更是大肆逮捕民眾，引起地方恐慌；事後政府更以整肅異己、誣陷織罪等方式，導致人人自危，懼談政治，形成臺灣社會長期瀰漫著白色恐怖氣氛。經此事件，民眾原本對政治充滿熱忱，卻遭政府壓抑摧殘，嚴重打擊臺灣人民心理，產生對於政治的不信任感，以及恐懼與冷漠，使許多經歷浩劫的人們絕口不提二二八事件，甚至勸誡其子弟遠離政治是非圈。
其次是造成精英斷層，影響地方政治生態。戰後臺灣的社會精英，在二二八事件發生期間，陳儀及其軍警人員即開始有計畫地逮捕，許多地方士紳或知識份子紛紛遭到暗殺或冤死獄中。在事件之後，全臺各縣市參議員這個層級的本土精英歷經劇烈變動，八成的地方精英從政治領域中消失，形成精英斷層。而填補這些空缺的，卻是一批依附當局的政治新貴，不僅取代了傳統地方精英的社會地位，也壟斷地方政治權力和經濟資源，改變地方原有的政治生態。第三是有利國民黨一黨專政，阻礙民主政治發展。戰後初期，陳儀統治集團及國民黨均與臺灣地方社會存有明顯隔閡，因而在二二八事件時，除大力削弱本土勢力，造成本土精英的斷層外，也進行國民黨團內的派系鬥爭。1949年8月，國民政府撤退來臺，國民黨總裁蔣介石檢討大陸淪陷原因與派系有相當關係，因此進行黨內重大改造，透過各種方法拔除中央及臺灣舊有的派系勢力，重新確立個人的集權地位；並以兩岸對立衝突局面，中國隨時進犯臺灣的威脅，遂行戒嚴統治，箝制新聞、言論、集會等自由，並運用軍警情治優勢，監控逮捕異議人士，使得臺灣社會長期處於白色恐怖的威權統治。第四是加深族群隔閡，不利臺灣文化發展。二二八事件的爆發，除陳儀政府的貪污腐敗所引起的民怨有關外，族群之間的衝突也有關聯。惟由於族群彼此之間的誤解與對立所引發的二二八事件，卻不因事件的結束而平復，反而讓族群之間的隔閡更加深化與持續，影響臺灣社會文化的正常發展。尤其是事件後，臺灣社會精英遭到當局迫害與打擊而日漸凋零，不但削弱政治影響的力量，也造成臺灣文化傳承的斷層。再加上中央政府撤退來臺，為營造政權的正統性，強力灌輸中國文化，使得整個社會充斥著大中國的影子，臺灣本土文化遭到漠視而被邊陲化。
本文作者黃秀政時任二二八基金會董事及中興大學歷史系教授、前文學院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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